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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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西方文化在越南的接触与影响

近代历史上,欧洲人要打开亚洲门户,拓展政治经济势力范围,一开始大都需要依赖宗教。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与越南的早期接触便是依赖传教士。根据邵循正先生早年的研究,万历十三年(1585年),法国传教士乔治(Geoges de la Motte)就已经到达柬埔寨传教,这是法国来到中南半岛地区的较早记载。103另外,根据越南主体民族越族史籍的记载,最早来到现在越南地理版图的欧洲人是荷兰人。1606年,荷兰船只由于遭遇海上暴雨而进入越南中部归仁。1613年8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开始到越南进行贸易。《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清康熙二年),冬,十月,禁天下学花郎(荷兰)道。初有花郎国人入居国中,立为异道,诳惑愚民,鄙夫鄙妇多信慕之,听讲之场,群居混杂,男女无别,曩已驱去其人,而书居犹存,弊习未改,至是,复严禁之。”104

1613年,英国商人皮科克(Peacok)来到越南的会安港。同年,英国人沃特卡·沃德(Waltercar Werder)则向越南南方阮氏政权赠送了礼物。关于葡萄牙人最早到达越南的事迹,现存越南的文献还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到1614年,葡萄牙人让·拉克鲁瓦(Jean Lacroix)已经到达越南南方管理南方阮氏政权的一个铸炮厂。105

仍根据邵循正先生的研究,17世纪初,葡萄牙人经常到越南中部的广南进行贸易,并且都带有传教士同行。而赴越南之前,传教士经常是从马六甲绕道到澳门耶稣会所设立的机构接受培训后才出发的。除了贸易等因素,欧洲传教士最初来到越南的原因还包括日本排斥西方宗教。1614年,日本天皇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原先计划到日本传教的欧洲传教士多停留在澳门,当时从越南广南返回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向这些传教士介绍了广南的情况,于是开始有传教士到越南南部传教。后来传教士又在会安设立教堂,他们开创了西方传教士到越南南部传教的先河。而在长期被尊崇为越南拼音文字鼻祖的传教士罗德到达越南以前,早已有通晓越南语的葡萄牙等国传教士到达。

越南拼音文字的出现,至今已经有四个世纪,我们暂可不讨论罗德对拼音文字贡献的大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越南拼音文字的创制是欧洲传教士和越南当地人集体创作的结晶。

根据越南较早的文献记载,1615年,基督教开始在越南南部传播。1061627年,基督教又组织了一个传教团到越南北方进行传教。1615—1625年,约有20位西方传教士到越南传教,其中有10人为葡萄牙人,其余为意大利人、日本人和法国人。在这些传教士中,较早注意学习越南语的是以下四位:

意大利人弗兰西斯克·布索密(Francesco Busomi),1615—1639年在越南;

葡萄牙人弗兰西斯克·迪·皮纳(Francesco di Pina),1617—1625年在越南;

意大利人克利斯佛罗·波利(Critoforo Borri),1618—1622年在越南;

法国人亚历山大·德·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曾三次赴越南,1624—1626年在越南南方,1627—1630年在越南北方,1640—1645年在越南北方。

在这四位传教士到达越南之前,罗马字体的越南文字已经出现。1615年,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创制罗马字体的越南文用于传教。但这些早期罗马字体的越南文只是用来记录越南语言而已。目前发现最早翻译基督教教义的文本年代是1618年,其中重要的部分是葡萄牙人弗兰西斯克·迪·皮纳翻译的。1621年,弗兰西斯克·迪·皮纳和意大利传教士克利斯佛罗·波利首先把《圣经》翻译成罗马字体越南文。107

根据加拿大渥太华圣保罗大学教授杰克·罗兰(Jacques Roland)的研究,1622年,弗兰西斯克·迪·皮纳已经使用拉丁字母来记录越南语的发音和声调。当然,在创制过程中弗兰西斯克·迪·皮纳得到了他的一些越南学生的帮助。108此外,根据当时另外一位传教士巴托利(Bartoli)的记录,弗兰西斯克·布索密规范了拉丁化越南语的文法和词汇。109通过研究当时传教士们保留下来的信件,加拿大教授杰克·罗兰还指出,1624年,弗兰西斯克·迪·皮纳曾在越南南部开办了一个培训外国人学习越南语的学校,在这个学校中有两位学生表现比较优异:一个是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奉(António de Fontes),110而另外一个便是罗德。弗兰西斯克·迪·皮纳在当时被公认为最通晓越南语的传教士。而研究拉丁化越南文的工作也没有停止下来。111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位葡萄牙人是罗德所出版的书中曾提到的,一个是嘎斯帕尔·阿玛拉112另外一个是安东尼奥·巴波萨113

1645年,基督教会在澳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天主教教义与越南语宗教术语问题的会议,当时葡萄牙传教士嘎斯帕尔·阿玛拉和安东尼奥·巴波萨等人的有关意见占据了上风,罗德所持的意见被排除,这说明当时在越南语问题上,罗德还不是最权威的。最后根据罗德的建议,这些问题还被带回罗马研究,于是罗德最终于1651年在罗马出版了《越南语–葡萄牙语–拉丁字典》和《八日教程》。罗德在《越南语–葡萄牙语–拉丁字典》的前言部分说道:“为了起草这部字典,在越南居住12年的时间里,我曾经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学习越南语,不仅如此,我还向其他的传教士学习越南语,我曾经向弗兰西斯克·迪·皮纳传教士学习,他曾经是我们布道团的成员,非常精通当地语言,是最先敢用当地语言越南语进行传教的人。此外,我还利用了曾经是我们布道团其他成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嘎斯帕尔·阿玛拉的《安南文–葡萄牙文字典》和安东尼奥·巴波萨的《葡萄牙文–安南文字典》。”114由于这两本手写的字典已经失传,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把原先葡萄牙人的工作与罗德的工作进行一个客观的对比了。

与罗马字体越南文一样,自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以前,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长期局限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且越南阮朝官方长期明令严禁。18世纪成书的《澳门纪略》记载:

……昔西人有行教于安南者,举国惑之,王患之,逐其人,立二帜于郊下,令曰“从吾者宥之,立赤帜下;否则立白帜下,立杀之,竟无一人赤帜下者,王怒,燃炮杀之尽。至今不与西洋通市,至则举大炮击之,西人亦卒不敢往”。115

《澳门纪略》的记载说明当时西方与越南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已是水火不容。另根据邵循正早年的研究,越南当时确实严禁传教。

自1712年至1773年六十年间,越南北部(时称安南)宣布严禁教士传教者五次,屠杀耶稣会徒二次,屠杀多明我(Dominicans)者亦两次。越南中部的广南虽较宽纵,然1724年阮福凋下令驱逐教士,禁民入教。1750年阮福阔又摈斥外人在国内传教者,大索教士,执二十八人入狱。于是诸国教士多视越南为畏徒。116

越南汉文史籍《国史遗编》也印证了越南禁教:

明命十五年(1834年)五月,北宁布政阮登楷,围捕良才,获爷苏(耶稣)道人以归,先是三月日,广安有海舶百艘,近泊省城,托言攻鱼,剑戟精锐,省官见问,要索鱼税,急见海舶发炮,弩兵抄掠,领兵及正卫皆败走,事闻,诏广安诸旁省,三个月捕务,或言爷苏道人,多杂处各省与海舶通书,诏捕爷苏获者,赏黄金三笏……。117

根据越南史学家陈重金的观点,近代越南严禁天主教的原因,是因为“越南长期信奉儒教,以敬奉祖先为重,视祭祀神圣为天经地义之事,且国之礼法亦以祭祀为十分重要的大事。突见许多国人皈依天主教,完全放弃旧有的礼俗,而只一念信仰新教,因此南方和北方的帝王和国主,都视此教为邪道,有伤国家自古之风化,乃降旨禁止国人再信新教,并制定法律,严惩不遵行此御旨的人”。118

此后,西方传教士纷纷离开越南,而法国传教士却不放弃。遂由于宗教加上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导致了法国殖民者对越南的侵略和占领。1858年,法国军舰炮轰越南中部城市岘港;1884年,中越宗藩关系结束。自1858年至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在越南不断碰撞;1954年至1975年,南越又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北越受到社会主义文化影响。至1986年,越南进行了革新开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融合各民族文化,建构了自己多元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