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睡了两三个钟点之后，戈拉醒了，看见毕诺业睡在他身旁，不由得心中充满了喜悦，就像一个人梦见他失去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醒来却发现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梦那样感到十分宽慰。毕诺业在他身边，使他认识到，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朋友，他的生活该有多大的缺陷呀。戈拉心里着实高兴，他把毕诺业推醒，一边大声喊道：“起来，我们有工作要做。”

每天早晨，戈拉都要去做一件固定的社会工作：访问附近的穷人。他并不是去给他们讲道，也不是去做好事，只是为了去和他们做伴。事实上，他对他们要比他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朋友亲密得多。他们经常叫他“大叔”，并且把专门给高等人准备的那一支水烟筒拿出来请他抽烟。为了接近他们，戈拉只好勉为其难地抽上两口。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最崇拜戈拉的人。他名叫南达，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二十二岁，在他父亲的铺子里做木头箱子。他是第一流的运动员，是当地板球队最好的投球手。戈拉创立了一个“户外运动与板球俱乐部”，把木匠和铁匠的儿子也都请来参加，他们和有钱人的子弟受到同等待遇。在这个贫富混杂的团体里，无论是哪一项运动，南达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冠军。因此，有些门第比较高的学生就很嫉妒他，只是因为戈拉纪律严明，这才勉勉强强地同意选他当队长。

前几天，南达的一只脚被凿刀凿伤了，有好几天没有来打板球，而戈拉，这一阵子都忙着毕诺业的事，没有能去看他，所以今天两个人一起去木匠区探望南达。

他们走到南达家的大门口，便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南达的父亲和家里别的男人全都出去了，住在旁边的一个店老板告诉戈拉说，南达今天早晨死了，他们刚刚把他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去。

南达死了！他是这样健康，强壮，善良，朝气蓬勃，而且这般年轻——他死了，就在今天早上死了。戈拉像木头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南达是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戈拉的圈子少了他，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而且人们很快就会把他遗忘；但在戈拉看来，南达的死好像是不可思议和绝不可能的。南达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活着的人很多，但到哪儿去找这样精力充沛的人呢？

打听他致死的原因之后，他们才知道他得了破伤风，南达的父亲要去请医生，但他的母亲硬说他中了邪，于是请来了一个驱邪的人，这人整夜念着咒语，用烧红的铁丝烙南达的身体，不停地折磨他。刚得病的时候，南达曾要求通知戈拉，但他的母亲怕戈拉坚持要请医生，没有去通知。

“多么愚蠢，多么可怕的惩罚呀！”他们离开那里时，毕诺业呻吟着说。

“毕诺业，不要用一声‘愚蠢’来安慰自己，然后想法躲到一边去。”戈拉尖刻地说，“要是你真的看清楚这种愚蠢究竟有多严重，这种惩罚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你就不能只表示一下遗憾便把事情丢开了。”

戈拉越来越激动，步子也越走越快，毕诺业尽力跟上他的步伐，没有答话。

戈拉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接着说：“毕诺业，我不能让这件事这样轻易地过去。那个骗子给我的南达带来的种种苦难，也在折磨着我，折磨着整个国家，我不能把它当作一件小事或一件孤立的事件。”

戈拉看见毕诺业还是一声不响，便大声吼道：“毕诺业，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想，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即使有办法，也是在遥远的将来。可是这种想法，我接受不了，要是我接受，我就活不下去了。不管祖国受到什么创伤，不管它有多么严重，都有医治的办法；而且办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我才能忍受我周围的烦恼、忧伤和侮辱。”

“在这么广泛而又可怕的灾难面前，”毕诺业说，“我没有勇气保持信心。”

“我绝不相信苦难是永恒的，”戈拉回答，“全世界的意志力量和思想力量，都朝着它的内部和外部同时开火。毕诺业，我要再三向你提出一个强烈的要求：千万不要，即使在梦中也不要认为我们的祖国不能获得自由。我们要怀着祖国必将获得自由的信念，时刻做好准备。你想满足于这样一个模糊的想法：到了适当的时候，印度就会开始为自由而战。我说，战斗已经开始了，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如果我们还是闭上眼睛，对它漠不关心，那就再没有比这个更怯懦的了。”

“戈拉，你听我说，”毕诺业回答，“你和我们其余的人有着这样的区别：日常发生的事，即使延续了很久，每一次你遇到它们，都会给你新的动力。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事就好像呼吸一样习以为常了。对它们，我们既不寄托希望，也不会失望；既不会欢欣鼓舞，也不会垂头丧气。日子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我们处身在周围事物之中，既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戈拉突然满面通红，额上青筋暴露；他紧握双拳，拼命去追赶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同时用一种震动全街的声音喊道：“站住！站住！”这个驾车的服装华丽的孟加拉矮胖绅士回过头看了一眼，在精力充沛的马身上挥了一鞭，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个年老体衰的穆斯林厨子，头上顶着一篮给英国人买的食物正在横过马路。那位傲慢的先生大喝一声，叫他让开，但老汉耳朵不灵，险些被马车轧死。他好不容易闪开，但跌倒了，篮子里的东西——水果、蔬菜、奶油和鸡蛋——滚了一地。怒气冲冲的绅士在车上转过身大骂一声：“你这条该死的猪猡！”狠狠地抽了老汉一鞭，打得他立时见了血。

“安拉！安拉！”老汉一边叹气，一边温顺地把没有摔烂的东西捡回来放进篮子。戈拉回到原来的地方，帮助他收拾。可怜的厨子看见这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这样辛苦，觉得很过意不去，便说：“先生，何必麻烦您呢？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戈拉知道得很清楚，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只能让那个表面上受到帮助的人为难——但他觉得不能不做点什么来向过往行人表示，至少有一个绅士愿意受别人轻视，来抵消另一个绅士的暴行，并且用这种方式来维护遭到蹂躏的人权。

篮子重新装好之后，戈拉说：“损失太大了，恐怕你负担不起，你到我们家去，我赔偿你的损失。不过让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受到这样的侮辱，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安拉是不会原谅你的。”

“安拉要惩罚的是那个作恶的人，”穆斯林说，“他为什么要惩罚我？”

“容忍罪恶的人，”戈拉说，“本身就是罪人，因为他是世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你也许不了解我的话，不过请你记住，宗教并不是仅仅教人温顺，因为这样只能鼓励作恶。你们的穆罕默德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没有到处去宣传谦让和顺从。”

戈拉的家离那儿相当远，他便把老汉带到毕诺业家。他站在一张写字台前面说：“把钱拿出来。”

“等一等，”毕诺业回答，“我去拿钥匙。”

但小锁禁不住性急的戈拉猛力一拉，抽屉拉开了，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帕瑞什先生的全家照，这张大照片是毕诺业设法从他的小朋友萨迪什那里弄来的。戈拉给了老汉足够的钱，让他走了，但他没有提到照片一个字；看到戈拉不提这事，毕诺业也不便提起，虽然只要两个人就这件事谈上几句，毕诺业就可以放心了。

“我走了。”戈拉突然说。

“你可倒好，”毕诺业大声说，“想一个人走掉。妈妈请我和你一起回家吃饭，你不知道吗？我跟你一起走。”

他们一起离开毕诺业的家。在回去的路上，戈拉一语不发。毕诺业感情上的主流正在带着他沿着一条和他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小路向前奔驰。

毕诺业心里十分清楚戈拉沉默的原因，但他不敢打破他的沉默，因为他觉得戈拉的思想已经接触到那个真正妨碍他们交往的问题了。

他们到家时，发现摩希姆站在大门口，正朝着街上看。他一看见这两个朋友，便大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昨天晚上谈了一宿，我还以为你们正在舒舒服服地躺在什么人行道上睡觉呢。天不早了。毕诺业，洗澡去吧。”

摩希姆这样把毕诺业支使开了之后，便转过身来对戈拉说：“听着，戈拉，我给你谈的那件事，你可得认真地想一想。即使你觉得毕诺业信奉正统印度教还不够虔诚，可是我到哪儿去找一个更好的人呢？一个人只信奉正统印度教还不够——还得有学问。我承认，一般说来，有学问的人并不一定严格按照古圣梵典的要求来信奉正统印度教，不过，尽管如此，学问和正统印度教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就会像我这样想了。”

“你放心，大哥，”戈拉回答，“我想毕诺业是不会反对的。”

“听他说的，”摩希姆大声说道，“谁担心毕诺业会不会反对？我担心的是你会反对。只要你亲口跟他说一声，我就十分满意了。要是说了也没有用，那也就算了。”

“我去跟他说就是。”戈拉说道。

于是，摩希姆认为剩下的只是去订结婚筵席了。

戈拉找到机会就对毕诺业说：“大哥已经开始催问你和萨茜的婚事了。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

“你先告诉我，你希望怎么样？”

“我觉得这事倒也不错。”

“不过以前你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是说好两个人都不结婚的吗？我以为那是决定了的。”

“好吧，现在咱们决定你结婚，我独身。”

“为什么？为什么同去朝圣，却有不同的目标呢？”

“正因为怕目标不同，我才要做出这样的安排。天神把一些人送到世上来承受重担，另一些人却让他们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如果你把这两种人拴在一起，让他们去拉车，后者就要压上担子，才能和前者并肩前进。只有在你经过一段结婚生活、肩上加上担子之后，我们才能迈着同样的步伐向前走。”

“好吧，”毕诺业微笑着说，“把担子尽量往这边压吧。”

“不过，你对那个特殊的担子，没有什么意见吗？”

“既然目的在加重量，加什么都一样——砖头或石头——那有什么不同？”

毕诺业可能已经猜出戈拉对这件婚事如此热心的真正原因：他急于要拯救他的朋友，免得他被帕瑞什先生的一个女儿缠住，他的这种心情太明显了，毕诺业觉得很好笑。

吃过午饭之后，他们睡了整整一个下午，用来补足昨晚所缺的睡眠。在夜幕垂下之前，两个朋友再也没有交谈。天黑之后，他们走上屋顶平台。

毕诺业抬头望着天空说：“戈拉，你听着，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对祖国的热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只想到半个印度。”

“怎么会呢？你这是什么意思？”戈拉问道。

“我们把印度只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国家，我们完全忽略了妇女。”毕诺业解释说。

“你简直和英国人一样，”戈拉说，“希望到处看见妇女——在家里，在外边；在陆地、水上和空中，在我们用餐、娱乐和工作的时候——结果是，妇女遮住了男人，这样，你看到的同样不全面。”

“不，不！”毕诺业回答，“你这样回避我的论点可不行。为什么要提出我的看法像不像英国人这样的问题呢？我说的是我们没有把祖国的妇女摆在适当的位置。拿你自己做例，我能够有把握地说，你从来没有想过妇女的问题——对你来说，我们的国家并不包括妇女在内，这样的想法是绝对不会正确的。”

“我看见并了解我的母亲，”戈拉说，“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祖国全体妇女，也知道她们应处的地位。”

“你只是说一些空话来欺骗自己，”毕诺业说，“一个人在家里熟悉做家务事的妇女并不就是真正了解妇女。要是我敢拿我们的社会和英国的比较，我知道你一定会大发雷霆——我不想这样做，也不想假装说我准确地知道我们的妇女能够以什么方式走出家庭和走出多远才不算越轨——不过，我是说，只要我们的妇女继续藏在深闺里，我们对祖国的认识就只能是片面的，我们就不能全心全意地去爱她，为她献身。”

“就像时间分为白天和黑夜那样，社会也分为男人和女人两个部分，”戈拉争辩说，“在正常的社会里，妇人像黑夜一样看不见——她在幕后工作，不为人所注意。社会出现反常现象的地方，黑夜侵占了白天的地盘，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琐事都在灯光之下进行。结果怎么样呢？黑夜的神秘作用消失了。疲劳不断增加，精神无法恢复，男人只有求助于烟酒。同样地，如果我们把妇女拉出家庭，在外面工作，她们的静悄悄的工作就要受到干扰，社会的安宁与幸福就要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出现动乱。乍一看，这种动乱可能会被错认为力量，但这只是一种导致毁灭的力量。在社会的两个部分里，男人本来就喜欢创新，但太多的创新是不必要的。如果你把妇女的内在的力量提到表面上来，社会就要被迫坐吃山空，不久就会破产了。我认为，假如我们男人在外面照管筵席，女人在里边看好仓库，那么即使看不见妇女，喜事也会办得很好。只有喝醉的人才会以同一方式，在一个地方，朝着一个方向使用一切力量。”

“戈拉，”毕诺业说，“我不愿意对你说的话提出怀疑——但你也没有驳倒我的论点。真正的问题在……”

“请你注意，毕诺业，”戈拉打断了他的话，“这个问题我们要是这样辩论下去，只会引起一场争论。我承认女人没有闯进我的意识，像最近闯进了你的意识那样。因此，你不能希望我对她们产生你那样的感情。目前，让我们同意存在分歧吧。”

戈拉撇开这个问题。但一颗扔掉的种子却可能落在土地上，在那里等待时机，生根发芽。到现在为止，戈拉一直把女人完全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并且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生活里因而缺少什么或者有什么损失。今天毕诺业的激情使他感觉到她们的存在以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力量。但由于他弄不清她们应该处在什么地位，她们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他不愿意和毕诺业讨论这个问题。他既不能掌握这个题目，又不能说它一文不值而置之不理，所以他觉得不如干脆不谈为好。

毕诺业那天晚上离开时，安楠达摩依把他叫到身边问他：“你和萨茜的婚事决定了吗？”

毕诺业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决定了，妈妈——戈拉当的媒人。”

“萨茜是一个好姑娘，”安楠达摩依说，“毕诺业，不过不要做任何蠢事。我的孩子，我很了解你。你匆匆忙忙地做出决定，只因你知道自己下不了决心。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容地想一想。你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拿主意了：在弄清楚你的真实情感之前，不要对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做出决定。”

她说话的时候，轻轻地拍了拍毕诺业的肩膀；毕诺业默默地离开了她，慢慢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