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侯喜瑞

昨天早晨参加了一个茶话会，会上谈起了最近戏剧院团的改革。总的印象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形势大好是必然的，因为改革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迫切愿望与要求，无论什么力量也将无法阻挠。而改革途中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更不是什么意外的事。这是必须用认真的态度一一加以对待、克服的。不能退缩，不能只是摇头叹气，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按兵不动、趑趄不前。人们提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些新组成的包干演出队的重点剧目太少。少者三四出，多者十来出，有的还需要紧张的回忆、排练。总之，“资金”短缺，无论就演员或剧目来说都是如此，因而带来了经营上的困难。有人说，例如《战宛城》，如能列入上演剧目的话，就没有了能演得好典韦和张绣的演员。而擅演曹操马踏青苗的，现在也只剩下了一位侯喜瑞，他也已九十多岁，演不动也教不动了。言下不禁唏嘘。

下午看晚报，就吃惊地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侯喜瑞老先生已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九十二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在惊悼之余，不禁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不用说也更加强了在改革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必须抓紧解决的紧迫感。

我是五十年前开始看侯喜瑞的戏的，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他是引导我熟悉、理解并热爱京剧艺术的重要的演员之一。他带领一个孩子走进奇伟瑰丽京剧画廊，第一次认识了张飞、李逵、牛皋、窦尔墩、马武……这许多可爱的活生生人物的人。小孩子最初走进剧场喜欢看热闹，能多少理解剧情、欣赏艺术那是后来的事。可是侯喜瑞给人的不只是热闹、火炽，而是一连串粗豪、勇敢、正直、妩媚的活的形象，这许多都是旧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缺点，并不是“完人”。他们往往会因自己的粗鲁、不沉着、缺少心机而上当受骗，吃亏或出洋相。但他们到底是可爱的，这毫无疑义。一个孩子，如果说有机会能和张飞一起做游戏，那将是多么高兴的事。没有谁会一见张三爷的丈八蛇矛就心惊胆战。不，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值得思索的一个问题。至今我也说不清京戏给我带来了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对旧戏的教育作用与危害性的估计，依旧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两面派、口蜜腹剑这种角色的深恶痛绝，是早在儿童时代就已坚定树立起的概念了。而教给我这一切的不是课堂上的先生，而是包括了侯喜瑞在内的许多人。他们没有给我上大课、作报告，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舞台上的形象说服、影响了孩子的人生观的。为此，我至今也并不失悔，只有感谢。

侯喜瑞是喜连成科班出身的老辈，很早就出名了。但一生都没有作为主要演员在场上出现过，最煊赫的经历也许是陪杨小楼演《连环套》的大轴。平常也只是演配角，或单挑的折子戏，那又往往是开锣戏。但这并不影响一位表演艺术家在观众中的威望。我就常常买了票去看他演一出《取洛阳》《丁甲山》的开锣戏就满意地退场了。我想，这种现象到今天也是值得许多演员同志思索的。“威望”的树立，在过去并不依靠戏院老板的赏识或小报剧评家的吹嘘、阔佬的捧场。这些都有点用，但不经久。在侯喜瑞的开锣戏后演出的许多当时的有名演员，他们的名字有许多我已记不起、说不出了。

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旧戏新谈》，曾为五位健在的演员各写一文。当时曾为自己设下了一点限制，尽可能不为当时在舞台上活跃的演员专设一题。但这五位是例外，他们是梅兰芳、小翠花、萧长华、侯喜瑞、郝寿臣。除了梅畹华，其他四位在当时都是陷于寂寞或困境的演员。当时报上有消息说侯喜瑞晚境潦倒，已经沦落在天桥的茶馆里清唱，这真不禁使人愤慨、叹息。于是就写下了《怀侯喜瑞》。当时完全没有料到，他是五人中享寿最高，晚境甚佳的艺人。为了庆祝他九十岁的生日，北京曾举行过盛大的纪念演出。他真幸运，一直活到了开国以来最好的时光，在晚年真正尝到了人民对优秀表演艺术家的尊重与爱惜。

我在一九六二年侯喜瑞的一次南游中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位可敬爱的老人。当时他已七十高龄，可是兴致极好，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的后台我看他剃须、画脸谱、上装，在上场门后面试着腿脚，那真是“跃跃欲试”啊！从那时我就想，在新中国，有多少这样的老人，人是“息影”了，可是心还是炽热的。他们心里的火是扑不灭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优秀的传统得以流传不坠的根本保证。那天侯喜瑞演出了他的得意的作品《飞虎梦》，也就是牛皋招亲的故事。他穿了大红官衣，纱帽两侧插着一对喜庆的金花。他的台步、身段、声口……依旧可以使人追想当年的风范，他的动作是有点迟缓了，但节奏更清晰、分明；他不删去每一个表现人物性格的微小的表演细节。老人在舞台上追寻他的盛年旧梦，想唤起老观众美丽的回忆，给年轻人以清晰的提示。我看得出，在演出中他得到了非凡的快乐。

后来我又到旅馆中进行过一次访问。这位朴实、和善的老人，带着极为浓郁的扑面而来的“北京味”，穿着黑色的紧身棉衣。我向他表示了一个普通观众从小孩时就开始聚积起来的敬意和爱。我太笨拙了，也许老人有点拘谨，谈话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回来以后几次想写一篇访问记，但终于没有写成。我发现，演员和他的观众都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情怀。

侯喜瑞一生在舞台上塑造的人物不只限于张飞、马武……他还是“活曹操”，最受欢迎的刘瑾，还有《失街亭》里的马谡、《珠痕记》里的中军、《红拂传》中的虬髯公……大大小小的角色他都演，在新编的《桃花扇》里还演过苏昆生。他一生演过多少角色？他能演、常演的剧目有多少？他的代表作是哪些？这些问题到今天一下子也还回答不出。这对只掌握了几折或十来出戏的演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醒。不只主角才可能是最佳演员，能上能下，能单挑也能演好配角才是一个优秀演员必备的条件。配角的光芒罩过了主演的例子太多了。

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能否得到解放，自然要由经过改革的制度来保证，但最重要的还是被解放者本身的要求和动力。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是在旧制度的压迫、束缚、限制下挣扎、奋斗过来的，他们的得以生存，并有发展，取得成就，主要依靠的是他们对艺术事业的忠贞。今天这些旧的束缚、限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又为我们自己善意设置的许多条条框框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努力解开这些新的束缚，使蕴藏在人们身上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在进行这种伟大艰巨的改革中，老辈的经验对我们依旧是珍贵的。

古代诗人说过“功夫在诗外”的话，这是很有深度的经验之谈。艺术方面的事情大抵差不多。多年来我们比较重视艺术家表演经验的记录，自然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做得远远不够的；但多少忽略了他们在艺术之外的许多经验、“功夫”。

侯喜瑞演《法门寺》里的刘瑾，当他恭恭敬敬地把太后送走以后，重新整冠，拂带，转身，向正中的宝座稍一凝视，接着就摇摇摆摆地几步登殿升座了。只这几步路，就能走出满场彩声。观众欣赏的是演员的身段，同时也为在一刹那中鲜明无误地看到了刘瑾的两种面目、两种气势，看到了终于脱下了伪装的刘瑾的心而感到非凡的满足。这一类的表演，小孩子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老观众”的意见有时值得重视呢？就是因为他们见的世面多，看惯了在街上时时走过活着的“刘瑾”，积累了许多印象、感想，这时突然与演员的表演一下子合拍起来了的缘故。至于演员怎样获得了这样的表演技巧，我相信也并非完全是从师傅那里照猫画虎地搬了过来的结果。

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只去学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技巧，还得懂得学会他们怎样继承、发展、创造这些技巧的方法与道路，必须努力获得点铁成金的指头。

京剧是程式化了的。程式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并非先验的唯心主义的产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继承、学习是不行的。侯喜瑞的“马踏青苗”是看过后使人难忘的。曹操率领大军兵发宛城，舞台上人马簇拥，将士如云。忽的一下子大军出发了，台上空落落的只剩下了曹丞相一个。他在马上得意得很、自信得很，他没有信辔闲行，而是纵横驰骋。他掌握不住身下的坐骑，终于失去控制，踏坏了麦田，自己陷入自己刚才宣布的以脑袋为惩罚代价的军令。一座空台，观众看见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春郊旷野，看见曹操在怎样纵马，战马怎样失足，他怎样吃力地控制，终于失败。只听见了他一声恨恨的长叹，发出了“军马撤回”的命令。观众看见的不只是曹操在骑马，还看见了他的骄纵，他的由得意而吃惊、挣扎、失败、悔恨的心理变换过程。这全部表演不是记熟了程式就能再现的。其中还有极重要的程式以外的东西。

荡马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套戏装，一根马鞭，程式也就是那几样，马失前蹄也有一定的表演方法。可是换了杨小楼的《艳阳楼》，马鞭拿在高登手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真是一场高度真实的春郊纵马的再现。程式依旧是那些程式，除规定情景有所不同之外，好像也并无多少差异。可那完全是不同的另外的杰作。

在京剧的抢救、继承、发展问题上，我也像有些同志那样时时感到了任务的非凡艰巨与紧迫，但并不像他们那样的悲观。许多老辈的优秀表演艺术家离开我们了。有些人没有能很好地把身上的东西留传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由于工作中失误产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但程式仍在，至少规模尚在。重要的是能掌握运用它们，懂得它们怎样产生、改进、丰富的过程与规律。“定本”是没有的。像绘画一样，齐白石有许多“粉本”，但他的画没有一幅是一丝不苟地从“粉本”中抄下来的。何况是在舞台上。我不相信有、也不想欣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侯喜瑞。

创作新编的历史剧、现代剧的情形也是一样。困难所在是我们缺乏又不善于创作、运用应有的表现手段。程式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来源是生活。离开生活我们就既学不好旧程式，也搞不出新程式。

在悼念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侯喜瑞逝世的时候，想到了这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就以此作为对侯老的纪念。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