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首诗

胡适死去很久了。关于他的评论、批判……身前身后也可谓多极了。不过都还不能算是“定论”。那原因大体上说来不外是依据不够完备，分析不够细密，结论失之匆促。因之对本人和读者都缺乏说服力。不只是批判如此，有些把胡适捧上天去的文字也同样如此。现在继《胡适往来书信选》之后又新出了《胡适的日记》，虽然残断不完，到底也提供了不少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事实。仅就胡适与政治的种种就能理出一条大致清晰的发展线索。例如，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的一条日记就很有意思。当时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参加讨论并列名的有蔡元培、梁漱溟、李守常等共十五人。后来梁启超、林长民看了不大高兴，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

这是当时参加政治活动的“清流”群极为坦率的自白，读了使人不禁莞尔，“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胡适的“干政”一直是这么回事，可以直推到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当时的“当局”已经不是吴子玉大帅而是蒋介石了。胡适确为参加蒋政府很踌躇了一阵子。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他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里说：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这种“赤心的话”，确是明白自动地道出了他“三十年来”行动的动机与纲领，而不是旁人分析出来的结论。其可信程度是极高的。

胡适的“好学生”傅斯年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也极力劝他珍重自己的“声名”，不可轻率地出卖自己。并用“（王）云五一参加，声名尽矣”的眼前事实，指出蒋介石政府当时的“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读者不可误解，这并非劝胡适不与当时的政府同流合污，只是说“卖身从良”必须慎重，必须要求值得的“身价”而已。

前些时看到一本《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这是他的秘书从日记中整理出来的。其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中有一节：

这里下面引的（按指《徵信新闻》）六言诗，也有好几个错字。那是一九三八年作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款）。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一九四七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二十四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共产党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地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徵信新闻》又说把它作为一九四八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

这里说的六言诗，就是有名的——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编报。偶然在一家从不寓目的军统办的通讯社的铅印稿中看到了这首诗。当时就写了一段小杂感，又拉沈同衡配了一张漫画，连原诗一起在第二天（1947年1月30日）的报上发表了。

过了河的“卒”

胡适先生很久不作新诗了。

“国大”开幕，胡先生连称“满意！满意！”；回到北平以后，凑巧又遇上了美军暴行案，一场下来，结果“圆满”，不禁连呼“顶好！”“顶好！”。我看胡先生现在大抵是有如金榜题名，鸿胪传宴以后的人物，志得满意，搔首踟蹰，天下该没有再不满意的事了。

然而我们又读到了这样一首六言新诗，寄愤激于潇洒，寓悲愤于闲情，言微意远，不禁为之动容。回想无论在新青年时代，在新月时代，在独立评论时代，我们的博士都没有过如此的表现，这正是赴敌前的诀绝词，我敢断定，我们博士的下一表演一定是坚决的，出色的，普天下的看官，请都拭目以待吧！

然而那一股悲哀之情，溢于言表，又是不可掩饰掉的。胡先生饱读旧史，应该是明了这种心情的，如果不嫌我比拟不伦的话，洪承畴在死囚狱中，吴梅村在去京路上，应该都有这样的心情，推诸近事，博士的老友知堂先生出席大东亚文学者的会谈之前，也是应该有这样心情的吧！

按象棋规则，小卒过河，势不反顾，只能杀奔前去，走一步少一步，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再按象棋规则，小卒过河即可横行无忌，左右冲突，自由得很，也凶得很。

这是我细按原诗考证所得的结论。

话也不必说得太多了。反正这已经是过了河的“卒”，珍重，博士！

这以后，郭沫若等同志都写了杂文加以评论，记不出那篇目了。只在唐弢同志新刊的杂文集中找到了一篇《〈述怀〉诗考》，就是其中之一。

三十八年匆匆过去，这也真的变成了一件“掌故”。我觉得有趣的是，胡适直到晚年，还不曾忘却这一桩公案，不避烦琐地加以辩证。就照他所说，这诗是写于一九三八年而非一九四七年的“新作”，但他并未说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别的不写，偏偏重录了这首“旧作”呢？怕不是六言诗字数少这条理由所能解释的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