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诺

沈从文是个写文章的人。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写文章的人不就是作家么？不，这并不一定就是一回事，我在中学里就开始读沈从文的文章了。读过《边城》《湘行散记》，觉得很喜欢。他的小说我读得不多，可是我知道他写得很多。他的小说我也并不是篇篇都喜欢。他是个勤奋的人，细致的人。他很重视技巧，他是很早尝试运用各种技巧于作品中的人。但技巧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成败，也不能决定作品的“伟大”与“渺小”。记得他很喜欢讲“读生活这本大书”这样意思的话。这是真的，也是不错的。他读过了种种“生活”以后，就用他那支细巧的笔加以记录，勤恳地、想方设法记录下来。他走过了一条漫长崎岖的道路，看见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我说他的有些小说我并不喜欢，想想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他笔下的有些生活本身不惹人喜欢。不知道说得可对。

在通信中我曾说起非常喜爱他写的一本《湘西》。这不是小说，也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纯正的“散文”。从回信中知道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于是感到心安。称赞一位小说家并非小说的作品，是有点唐突的。这事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近来我又觉得他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那本书写得好，这就更和“小说”不沾边了。他的文字是有一种特别的风格的，这恐怕不完全是由于讲究技巧。这是一种的的确确与旁人不同的风格。有自己的风格是可贵的。我们实在也听腻了某种似乎已成为定局的调子。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即使是很好的思想，用那种过于滥熟调子唱出来也不能吸引人。这也许就是我们不能过分轻视风格的原因之一。

上面这些意思就是想说明沈从文为什么是个写文章的人，可能依旧一点都没有说清楚。

听说最近沈从文在海外受到了非比寻常的重视，有不少人在研究他的作品，研究者还有因此而获得高级学位的。听到这类消息我是高兴的，不过也不想设法去找什么研究论文来看，连报道也没有见到过一篇。我感到高兴的是因为一个作者在寂寞了多年之后又被人记起。这事在一个写文章的人说来是头等重要的。文章的生命不就寄托在读者身上么？至于引起重视的原因倒是容易理解的。秦始皇墓侧兵马俑坑的被发现与引起轰动也就是同样的道理。不是站在坑边的一切洋人都一律惊叹并慷慨地称之为世界第九奇迹么？我想这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说奇迹也确不愧为奇迹，但在严格的美术评论家看来，也不免平平常常、千篇一律。何况这一大批兵马俑的被制造出来，不也只是为了夸耀秦始皇的无上封建权威，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推论下去是很有陷入庄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危险的。好在沈从文的文集已经陆续编印出版了，好像已经出版了几大本。还是捺着性子听听读者的意见吧。

也还是一九四七年开始起劲收集时贤书法时的事。曾托靳以寄了一张笺纸到北平去请沈从文写字，不久寄来了。在一张小小的笺纸上临写了三家书法。包世臣、梁同书和翁方纲。在笺尾有两行小字，是他自己的话，字也是他自己的面目。他说：

包、梁二书均不喜。苏斋虽瘦而腴。上官碧。

上官碧是他常用的笔名。他说得对，包安吴、梁山舟虽然都是有重名的书家，但到底看不出那好处来。梁书虽有姿媚，但总脱不出馆阁体的牢笼。安吴是理论家，但理论家往往不能在实践中实现他的理论，正好像我们不能要求文学评论家写出一篇好小说来一样。只是翁苏斋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腴”的，“瘦”的作品则很少看到。

这张字他大概不大满意，不久又寄来了一张长长的条幅。这是他一直写的章草了。署名仍作上官碧，后面有长跋：

黄裳先生远道邮佳纸索书，为用李福寿笔涂抹，竟成墨冻蝇。复检旧纸，经意一书，拙陋益增。始知婢学夫人，大不容易。仍只宜用起码价钱小绿颖笔在公文纸上胡画，转有妩媚处也。因检习字一纸相寄。从文

这些话说得很有意思。过去文学艺术家有许多人发表过相似的见解。可见好文章、好诗……都不是经意作出来的。当然这也不能说死了。世上无论什么事，一说死总非弄坏不可。文学艺术上的事尤其是如此。写小说又何尝不是这样，讲技巧讲过了头，往往只能产生“墨冻蝇”，这是并不少见的事。

这时他和住在北平的一些朋友好像都喜欢写字，他又寄来了一张更长的条幅，右下角题记说：

霁清轩中三人同书。上官碧记

卷未题记说，“二行至‘万余里’从文书；二至四行充和书；至六行，从文；七行金甫书。时三十六年八月，于故都之颐和园中。”

充和是张充和，从文夫人的妹妹；金甫是杨振声。

这一张字照我外行的看法，应以张充和为第一。至少在流动宛转这一点上，是突出的。杨金甫也能书，这我过去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字当然更老到，但在这里却没有凌厉之气。三位都是书家，是明明白白的事。

我连忙向靳以打听关于张充和的事，又要他写信去请她给我写字。靳以是极善于讲故事的，听他讲张充和，就像读一篇小说。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一点都记不起了。

一九七五年前后，黄永玉南来，路过上海。从他那里打听到沈从文的近况，这以后与他又开始了通信。时距锦江楼头一见，又过了十来年。从信里知道他还在写字，不久就寄了一张来，用的大约是从一本旧帖上取下来的厚绵纸副页，经过水湿，渍痕宛然。纸上用铅笔打了格子，在上面写了四首诗。这幅字写得非常好，虽然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宛转的姿媚。小跋说，“试用明拓帖扉页衬纸，七分钱新制‘学生笔’，写四小诗。纸笔均佳妙，惟执笔之手不济事！书奉黄裳兄正谬。沈从文年七十进四。”

在那时候，得到这样一张字，是使人非常高兴的。那是一小撮人张牙舞爪，全国人民痛苦忧愤的日子。不想听或听厌了“样板戏”的人真是走投无路了。整天赖在公园里打太极拳也不是事。弄盆景、养金鱼、种花、捉皮虫……都成了“风”。“当局”好像也并不起劲地加以禁止。在这种时候，写写字好像就成为一种高雅而无害的高级消遣。也不能说这就没有一点实用价值，抄起大字报来，一笔好字至少也能增加一点吸引力，或增强人们拜读时的忍耐心。不过要写字也还是以抄录“革命”词句为好，像沈从文在这里写什么“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也还是老大的不妥当，即使这诗是宋朝人作的也罢。

前年夏天，忽然接到卞之琳从北京寄来一封信，说他去年秋天在美国访问时遇到张充和，提起三十多年前的“旧约”，现在要实践了。随信附来的是张充和的一封信，略云：

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记此事。因靳以四九年的信尚在，非了此愿不可。我的字时写时辍，不成“体”统。……附上靳以信影本，一叹！

靳以的信说：

充和：看了你的信，大家都觉得你们还是回来的好。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初我就以为你的决定是失策，可是没有能说，也不好说。看到你的兴致那么高。有机会还是回来吧。你答应过给黄裳写的几个字也没有影子，得便写点寄来吧。我们都好，大家都盼望你回来。靳以四月廿日（一九四九）

接到这封信和字，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痴坐了许久。从靳以的这封短信里，似乎又活灵活现地看到了他这个人。他善良热情，关心朋友，爱护朋友。信很短，可是里面藏着的“话”很多。仿佛可以看见、听到他那胖胖的双颊上蠕动的微红，眼镜后面眯缝闪动的双眼，好像有点口吃似的断断续续说出来的话，他那总是抹不掉的微笑和一会儿都停不下来的动作，这一切都永远消失了。记得我托他请张充和写字，也不过说过就算了。也许开玩笑地催过他。可是他却郑重其事地记在心里，在写这封信时还不忘记提一笔。

读了这信，真不是“一叹”就能了事的。

同时附来的是一幅皮纸朱丝栏的卷子。写的是《归去来辞》。楷书。卷末题记说是应我“三十年前转托靳以之嘱”。在之琳的另一信中说她“今年（一九八一）八月在南德明兴（慕尼黑）客居三个月，回到美国新港，发现田园荒芜，手植菊已被草掩盖，连根都找不着，写信给我说，松还可以，菊何能存”。这似乎可以解释何以要写陶渊明此文的动机。但写此辞时在南德，在回美以前，她还没有看见“三径就荒”的情景。可见这一推测是不确的了。那么女书家到底为什么在去国三十年后写下了这么一篇《归去来辞》呢？

这“辞”可能是背写的，中间有遗漏。但重要的句子却一句都不曾缺少。

三十多年前收集的一批师友墨迹在十年前被抄没了。后来又意外地收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我开始介绍这一组劫余书件时，题下了一个《珠还记幸》的总题，表示了一种意外侥幸的高兴心情。失去的墨迹中就有靳以写的一张。他不是书家，但字迹却是秀丽的。平明出版社有许多新书的封面，就都是巴金抓住他写下的。现在却只能看到一封短笺的复印件。这封短笺被女主人带到国外，幸存下来了。躲过了被抄没的厄运。抄不去的还有靳以三十年前的嘱托。现在她践了“宿诺”。

在这里记下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有的人看来也许还是迹近“无聊”的小事。有一条奇妙的线在牵动着它们，这条线虽然细弱、飘忽，往来无迹，但它牵动的却可能是非常的重量。这在有些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也不应该要求他们理解。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八日

作者附记

为了行文的方便，文中提到的许多人都没有加上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