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本章小结

自社会文明出现以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水平在不同大陆以及大陆内部的空间分布一直是很不均衡的。正如新经济地理学奠基人Krugman（1991）所指出的：“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一定是集中。”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必备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限制条件，否则经济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较高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大量的肥沃土地、丰富的矿藏资源、充足的石油储备……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无法否认，一个地方产生集聚可能是由外生的且无法改变的自然条件所导致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发展的差异。然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也就是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资源诅咒”。实际上不仅制度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资源的丰裕度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说，资源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通过“诅咒”制度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就宏观层面而言，区域的第一性特征以及第二性特征都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因素，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异。简而言之，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第一性特征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发展后期，第一性特征将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而存在，这时第二性特征就会对区域的继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第二性特征效应的大小与贸易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跟区域政策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虽然外生的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是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对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同样地，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内生增长理论过分强调了资本、教育和技术等内生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地理甚至人口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与限制作用。在区域增长中，空间是重要的，无论是外生还是内生力量的发挥，都跟空间贸易成本、区域的制度选择有关。

总之，区域是相互依赖的，区域增长是空间均衡的结果。笔者认为，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讨论区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给研究区域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是无法否认的，越来越高的微观经济地理单元数据的可得性更是预示着新经济地理学在应用研究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因此，对区域增长展开研究不仅有令人激动的新理论基础，同时也有丰富的数据来源和不断产生的新的计量方法，例如，空间计量结构模型的应用，这些都意味着区域增长研究的巨大发展前景，一个新的经济研究的空间时代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