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

20世纪80年代Miller（1983）正式提出了公司创业的概念，人们便开始关注公司创业活动，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公司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方面。Covin和Slevin（1991）使用创业态势的概念对创业导向构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他们将创业定义为“通过内部创造新的资源组合的途径，扩展公司能力的范围和机会”，并且认为公司层面的创业行为是组织绩效重要而有效的预测指标。

众多学者通过创业导向的研究来对组织绩效进行解释，然而在对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却出现了分歧，Smart和Conant（1994）以及Auger、Barnir和Gallaugher（2003）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甚至还有学者如Hart（1992）认为创业型的战略会降低企业绩效。为了弄清创业导向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两方面的尝试：一种尝试是逐一考察创业导向的维度与绩效的关系，如Lumpkin和Dess（2001）以及Hughes和Morgan（2006）做过这方面的探索；另一种尝试是通过在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双变量关系中加入调节变量，探讨不同情境下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Covin和Slevin（1989）以环境、组织结构、战略为调节变量，证实了为取得高绩效，企业在不同环境下应采用不同的组织结构及不同的战略。Covin、Green和Slevin（2005）以战略决策、战略形成和战略学习为调节变量，认为创业导向与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Irene Hau-Siu Chow（2006）以人力资源与环境为调节变量，得出结论：创业导向与绩效正向相关。还有学者提出企业的创业活动与知识获取及组织竞争力的关系（Zahra，et al.，1999），公司创业战略对组织学习、知识获取及利用的作用（Dess，et al.，2003）。

Lumpkin和Dess（1996）指出创业导向由5个维度构成，各个维度相互独立且功能不同；张映红（2005）、李乾文（2004）和薛红志（2006）将创业导向子维度设定为创新性、冒险性和先动性3个子维度来描述创业导向；Senge（1992）、Goh和Richard（1997）以及Pilar（2005）的衡量指标体系中，将组织学习变量分为3个子维度，即共同愿景、知识转移与共享和开放性与试验。Lumpkin和Dess（1996）认为创业导向与绩效存在直接关系、交互关系和受中介及调节变量影响的间接关系；Wiklund和Shepherd（2005）认为创业导向对小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作用；IreneHau-Siu Chow（2006）承认创业导向与绩效呈正相关；Zahra和Garvis（2000）的研究结果证明，创业导向提高了公司外部营利性和收入增长，创业行为调节了敌对环境与绩效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绩效。然而，根据最近的研究，他们又发现创业行为与外部绩效间呈曲线关系（倒U型），这就反映了公司在管理复杂的对外运作方面可能面临困难，或者在多重外部市场的协调、指挥和对创业、创新项目的管理方面有着较高的成本。

谢竹云等（2008）认为组织学习与公司创业行为间存在重要的双向联系。一方面，组织创业行为作为对外部机会的识别与利用，必然会推动组织的学习过程。因为通过学习可以获取新鲜的知识，更新现有的知识库，并建立相应的常规能力。而组织的知识和实质性能力将直接决定其动态能力能否很好地满足新形势的需求。另一方面，组织的学习过程增加了新的能力与知识，有利于组织更好地保持在动态环境中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Zollo和Winter（2002）从操作层面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可以将诸如经验积累、知识的明晰和编制等学习过程包装为一种相应的“学习机制”，这种学习机制可以使公司对现有的运作资源和营运惯例进行再配置（动态能力），但同时也会受到公司创业行为的催化作用。

黄佳（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创业导向的先动性维度对组织学习中的知识转移与共享、开放性和试验有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知识转移与共享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这些正向促进作用从总体上影响着组织创新绩效。

由此可见，创业行为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仅仅具有创业行为不能保证公司的业绩变化，可能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动态能力，才能保证公司持续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