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业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研究

一、创业与经济成长

“全球创业观察”（GEM）模型将经济成长的内涵定义为就业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经济成长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大环境下受到创业精神（包括态度、行为和企图心）以及成熟大企业（主体经济体）衍生机构的直接推动（GEM修正模型）；创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贡献可能是“新”（Newness），包括创建或者运营了新的企业，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将发明或者创意转化为经济实体行为”（Baumol, 1993）；管理学文献扩展了进入的观点，Lumpkin和Dess（1996）整合了创业的新的方面，认为新的进入可以通过进入新的市场来实现，按照这个观点，创业的本质行为比简单的新的进入要多，包括在现有企业中的创业活动。通过新创建企业，创新和竞争成为链接创业与经济增长的最相关的因素。管理人员在经济中作为生产和分销的组织者、协调执行者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他们不被认为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引擎。而创新和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创业和内部创业的主要特征。

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看作一个纯粹的生产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内生增长理论将其焦点转向生产过程中知识及其创造溢出的潜力的重要性。Audretsch和Max Keilbach（2002）认为，在知识、利用知识或者经济知识之间有一道鸿沟。经济知识从现有的普通知识体中被选择出来的过程由经济主体积极推动。创业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在驱动这个选择过程中创造了知识的多样性，这又反过来作为一个机制来促进知识溢出，在更高创业水平的区域显示了更强的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增长。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也得到了Acs等（2003）、Varga和Schalk（2004）、Acs和Plummer（2005）等的支持。

Robert Solow（1982）提出的生产功能的古典模型联系了资本、劳动力和产出，Romer和其他人扩展了这个模型，提出了知识资本的测度。Audretsch（2007）提出了创业资本的概念，将之与生产功能模型结合起来解释其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链接创业资本和经济增长中，知识过滤阻碍了知识溢出及商业化，因此削弱了知识投资在经济成长方面的影响。作为知识溢出的一个管道，创业是知识投资和经济成长中一个丢失的链接。创业是渗透知识过滤的重要机制，加快知识溢出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以西德情况为例做了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资本对产出和企业的生存率方面有显著和重要的影响，并再塑造产出和生存率，据此提出集聚与加强创业资本的政策工具。

刘刚（2006）在研究中国创业活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创业活动活跃程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认为有效地促进了创业活动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关键。石书德（2007）认为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通过理论分析，揭示了技术知识的流动和创业活动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并且以中国各区域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知识流动和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存在的作用。Romer将知识作为驱动因素正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知识累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驱动作用。后来有学者提出“知识溢出”的概念，认为知识溢出促进了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并且认为创业是知识溢出的一种重要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事实上，知识要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知识的产生、流动和资本化（或者商业化）都是重要环节。

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Feldman（2004）认为知识流动和创业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知识的生产者不一定是知识的使用者，比如大学、科研机构。知识的流动至关重要，使不被生产者使用的知识能够被外部企业开发利用，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只是作为知识溢出的一种机制，产生多样化的企业、促进企业的竞争等方面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最常见的基于新知识的创业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创业者依靠在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掌握了新的知识，创立了自己的新企业（典型的例子如Sap、Apple等）；第二种是通过公司创业的方式，自己成立新的组织，商业化开发新的研究成果；第三种是研究人员从大学或科研机构中走出来创立企业，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化开发，实现知识的经济价值（如国内的方正）。但是，如果仅仅将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则大大低估了创业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

创业活动对经济成长的支持还体现在创业能够增加企业数量及其多样性，促进企业竞争。创业活动产生新的企业，增加企业的数量，带来更多的创新知识，加剧企业间竞争。同时，竞争使得企业更加专注于特定的产品领域，而新的企业为了避开大企业的竞争，选择进入特定的产品利基市场，最后推动经济的发展（Feldmanand Audretsch）。Wong、Ho和Autio等（2005）认为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集中在新企业的形成上。他们使用GEM2002数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探索企业形成和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单独因素，对于不同创业活动间的差异做了对比，发现在4种创业中，只有高成长潜力创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这个发现与现有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解释了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作创造是由小企业完成的。

20世纪80年代，滞胀和高失业率导致了供给学派的兴起，以及对决定经济增长因素的新的兴趣。同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小企业和创业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和关注。Wennekers和Thurik（1999）在整合各种文献流派观点的基础上，使用各种领域的要素：历史上对创业的观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学（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演化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历史（国家的兴衰）和管理学关于大公司组织的文献来理解创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并提出了创业与经济活动关系的整体模型。他们将创业分成个体、公司、宏观三个层次，在创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加入了中间变量连接，并且考虑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因为创业和经济成长的链接同时意味着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链接。创业行动发生在企业层面。创业者需要一个载体把他们的个人素质、企图心变成实际行动。大企业通常模仿小企业（使用诸如运营单元、子公司、合资机构等组织形式）来引入公司创业或者内部创业。这些创业表面的产出在企业层面通常和“新”有关，可以采取产品、工艺和组织创新、进入新市场和创新企业创建等多种形式。在产业、区域和国家经济的整体层面，许多个体创业行为包括了新实验的嵌入。在演化术语里，这个被称为变异。这些多样的新思想和启动间的竞争的过程持续发生，引领出最可行的企业和产业的选择，并转换为区域或国家经济的生产潜力（通过取代过时的企业，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和新利基与产业的膨胀）。

在熊彼特主义的创新过程中，内部创业和管理企业主都有影响力。除了个体层面和整体层面的链接，还有很多重要的反馈机制。在各种变异间的竞争和选择无疑使得个体（和企业）从他们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或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学习过程使得个体去增加他们的技能和改变他们的态度。这些都叫作溢出，结果是新创业行为创造了链接的反复循环。

这些动力过程的产出依赖于一些条件。首先是国家（或区域）的文化环境，以及公司的内部文化。文化和产业之间的链接无疑是简单直接的，这些过程还有很多未知。国家起伏的历史已经显示了文化的重要性，兴旺的科学和创业的高潮通常是同步的（Wennekers and Thurik, 1999）。其次是体制框架、国家层面以及企业内层面的条件，决定了个人将其野心付诸行动，决定了何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将会阻碍他们。创业发展体制至关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