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弄潮

吕不韦并不是赵国人，他的家乡在邯郸以南数百里。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他却不辞辛苦，急急忙忙地奔往邯郸。

他从哪里来？

他为何而去邯郸？

说起来话长。吕不韦是古代一个有声望家族的后代，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时代。据说，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因有功而被封于吕（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子孙就以吕为姓，其中就有吕不韦的远祖。

公元前11世纪，吕氏门中出了一个大人物，从而使吕氏族谱耀然生辉。

那是殷朝末年，在渭水上游的磻溪河畔（今陕西省宝鸡市北部磻溪河），有一位老者在垂钓。只见这老翁手持钓竿端坐岸边，两眼凝视滔滔东去的河水，动也不动，像一座石雕。三天三夜过去，老翁连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原来，这老翁所持的渔竿根本没有钓钩，当然不会有鱼被他钓上来。此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姜太公。姜太公字子牙，原名吕尚，是吕氏祖先中第一个显赫人物，他之所以无钩而垂钓，其心并不在鱼，而是别有所求。当时，正是殷朝末年，殷王纣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在殷人统治区域的西方（今陕西省岐山县、凤翔区一带），有一个周族，趁殷朝统治腐败之际发展起来，这一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社会经济进步很快，并不断向东扩展，欲取殷而代之。但开始时，新兴的周族毕竟敌不过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殷人强大的武力，屡遭殷人的打击。率领周人发愤向东扩展的周文王尚未行动，就被殷王囚禁起来。据说周文王被囚在羑里（羑音“有”，在今河南省汤阴县），曾潜心研究古代流传下来的八卦，作《周易》。后来，文王从囚禁处返回周人住地，就决心积蓄力量推翻殷商的统治。为此他访贤求才，果然在渭水边遇到姜子牙，交谈之后两人相见恨晚，文王拜姜尚为师，共同筹划伐殷大业。不久，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继位。姜太公以“师尚父”之尊辅佐武王，终于率领周人及其各族人推翻殷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西周王朝（前11世纪至前8世纪）。姜子牙（吕尚，姜尚）不仅能在乱世之时审时度势，顺从潮流从而取得不朽功业，而且他本人确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韬略，流传至今的一部古代兵书《太公兵法》，就是记载吕尚用兵之术的军事专著。

机遇加韬略，是吕尚成功的两大因素。八百年后，吕氏门中出现的吕不韦也是靠这两条发迹的。

人世间的某些规律不断重现于历史发展的长镜头之上，似乎有意向人们昭示着什么。

西周建立之后，吕尚被封于齐，称姜姓，吕姓反倒逐渐被人淡忘。而原来吕氏集中的吕国，也不知何故而被除国。从此，吕姓后裔辗转流徙四方，散布中原各地。

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那时候，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西周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礼崩乐坏”。统一的天下实际上已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周天子虽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侯多不服从朝廷的号令。各诸侯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攻伐，攻城略地，借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尊王”的招牌也不要了，公开厮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400多年，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后来的人们把此后的二百余年，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这段时间，称为“战国时代”。吕不韦生活的那个年月，已经到了战国的末期。经过长期的吞并战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主要有七个大国，那就是：楚国，占据长江流域的中部，其疆域从今四川省东端起，有今湖北省全部和今湖南省东北部，今江西省、安徽省北部，今陕西省、河南省、江苏省的一部分，国都是郢（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曾是七国中疆域最大的一国。仅次于楚国的是秦国。秦国原来很小，最初仅占据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小块地区，但到吕不韦生活这个年代，秦已由一个“西戎小国”发展到拥有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附近）以西的大国，国都在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其领土包括今陕西省、甘肃省主要地区，尚有小部分土地伸入今河南省境内。楚、秦以外的大国还有赵国（在今河北省东南部及山西省、山东省、陕西省的一部分），国都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齐国（在今山东省偏北，兼有河北省东北部），国都在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燕国（在今河北省北部及今辽宁省、山西省一部分），国都是蓟（今北京市西南）；魏国（在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交界处，其大部国土在今河南省中部），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韩国（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及河南省中部），国都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以上这楚、秦、赵、齐、燕、魏、韩七个大国，就是所谓“战国七雄”。除这七个大国以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宋、鲁、郑、卫、莒、周、杞、蔡、郯，等等。

那位行色匆匆赶赴邯郸的吕不韦，就是居住在卫国的吕氏后裔。应当算作卫国人。

卫国早先也是个大国。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为卫君，建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春秋时代的卫国，上层腐败，政治混乱，公元前660年被翟国打败，后来靠齐国帮助，将国都迁到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从此成为无足轻重的小国。公元前629年又迁往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战国时帝丘改名为濮阳，吕不韦的家乡就在这里。

在春秋战国的四百余年中，卫国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昏庸、无能，在卫国的历史上留下一连串令人齿冷的丑行记录。其中突出的有卫宣公（前718—前700年）。这个老色鬼为儿子仍娶妻，娶的是齐国女子。接来一见齐女貌美，宣公竟将这个儿媳夺过来变成自己的妾。后来，宣公害怕儿子对自己不满，又密令强盗杀死自己的儿子仍。后世的卫懿公的行径更是荒唐，他淫乐奢侈无以复加，竟给养在宫中的鹤建造豪华的轩车。这些动物神气活现地乘着高轩华辇，比王公贵族还排场地炫耀于国人面前，令国人怨声载道，气愤至极。

公元前660年（懿公九年），狄兵攻卫，懿公慌忙召集国人出征。但愤怒的国人没有一个愿替他卖命的：“请您让那些鹤去打仗吧！”国人对懿公说：“鹤乘着那么好的轩，比我们的待遇高多了。我们哪里能作战呢？”结果那些乘轩的鹤丝毫没给国君帮什么忙，懿公被入侵的狄兵杀死，在历史上留下笑柄。以后的国君献公、灵公、出公、庄公、悼公、昭公、怀公等都是无能之辈，使卫国国势江河日下。到战国中期，卫国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小国。有远见的人已对卫国失去希望，连国内的一些王公贵族和政治家都纷纷流向其他诸侯国，其中生于卫国左氏（今山东省曹县北）的吴起（? —前381年）就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他在卫国无用武之地，很早就离开本土，先在鲁国、后到魏国为将，都立有战功，最后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改革，为使楚国强大立下了不朽功勋。卫国的公子王孙卫鞅（商鞅）也是有谋略的政治家。他同样不留在卫国，而先到魏国，又投奔秦国，自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协助秦孝公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由落后的小国一跃成为先进强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可见，卫国并非没有人才，只是由于国内政治腐败，而使卫国人才外流，成为一个历史趋势，结果，人才愈外流国势愈弱，国势愈弱人才愈留不住。

在吕不韦出生之前，卫国衰落日甚一日：公元前356年（卫成侯十六年），卫国国君的地位已由“公”被贬为“侯”。再过二十余年，即公元前330年（卫嗣君五年），卫侯又被贬为卫君。国土更加缩小。

卫嗣君之后是卫怀君统治时代（前282年至前252年），吕不韦就是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诞生于濮阳的。

幼年时代的吕不韦，耳闻目睹自己国家的衰败，感受到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这时，经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正蚕食鲸吞地向关东扩展领地，而关东各国也在相互攻伐。在各大国攻伐中，又产生了“合纵”“连横”的运动。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关东的韩、赵、魏、齐、楚、燕之间展开，目的是对付秦军的东进。所谓“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蠹》），即由一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的弱国。这主要是秦国使用的外交策略，以达到其兼并土地的目的。而小小的卫国处于各国“合纵”“连横”的夹缝之中，常常是被凌辱、被兼并、被蚕食的对象。大约在吕不韦一两岁时，卫国的国君卫怀君去朝拜魏安釐王。这原是小国讨好大国的表示，不料怀君一去即被魏国囚禁起来，随即杀掉。然后，魏国竟擅自做主立元君为卫国国君。因为元君乃是魏安釐王的女婿。魏国在强大的秦国进攻面前虽节节败退，而在弱小的卫国面前却称王称霸，这正是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外交准则。此时的卫国已成了魏国的附庸。而卫国的国土实际上也只剩下濮阳一地了。

提起吕不韦的故乡濮阳，倒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里地处黄河北岸，混浊的河水冲积出大片的黄土地，连原野上稀疏的树叶都像披上了一层透明的黄纱。在干旱的日子里，黄土地裂出一道道深沟浅缝，农夫、农妇心焦如焚地看着田里的豆、麦秧苗由枯黄而逐渐枯死。然而，一遇发水的年景，数百里的范围都成了泽国，那些穷困的村庄大部分被大水冲扫、淹泡而荡然无存。一般的百姓在一次又一次的旱、涝、疾疫和战乱中挣扎，每一个生命都像系在一根细细的游丝上，稍稍一碰就会中断。就是侥幸能多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些时日的人，也只有以豆为饭，或以豆叶为羹，甚至用糠来填充肚皮。贫穷和饥饿一直是笼罩在这一带绝大多数家庭头上的两大阴影。

濮阳的土地虽然长不出什么好庄稼，可濮阳城却是当时的一个有名的商业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在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是寥寥无几的，而且城市的规模很小，人口也很少。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的国都也不过方圆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仅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一般的邑，住户不过千室，多数的邑有百室，最少的只有十室。到战国时期都市的规模显著扩大，都邑的数目迅速增加，全国各地大小都市星罗棋布。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城市相当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已十分寻常。各诸侯国的国都所在，都是相当大的城市，首都以外还有许多商业城市。齐国的国都临淄是各国国都中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建立在淄河西岸，有大、小两城。大城南北约4.5公里，东西约4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7公里。豪华的宫殿就矗立在小城的西南角。据记载，战国时期的临淄城十分繁华，城内共有七万户人家，约二十一万男子。商业活动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民生活相当富裕，丰富多彩。城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踢足球）等游戏和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演奏，供人们欣赏和消遣。宽阔的街道上往来着忙碌的官吏、商贾和农夫、士人，人多时常常挤得车轮相撞，肩膀互碰。城里的人多到衣襟连起来可以当帐帷，衣袖举起来可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犹如下雨一般。这是一个多么繁华、热闹的都市啊！

其他国家的国都，虽不如临淄大，但也都相当繁荣：楚国国都郢，人多时街上也是车相碰，人擦肩，你挤我，我挤你。有的文献记载形容：在郢都早上穿上新衣出门，晚上回来就挤破了。燕国的国都之一武阳（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东南）有东西两城，河道将两城隔开。东城的北半部和东半部有宏丽的宫殿群。宫殿区的西半部和南侧，有密集的冶铁、铸钱、制骨、制陶等工业作坊。坊中的大道两旁店铺林立，热闹异常。郑国的国都新郑，其大城南北也有4.4公里，东西达2.8公里。商业、手工业发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郢和武阳。大的国都还有秦的咸阳和赵的邯郸以及韩的郑、荥阳，魏国的大梁等。

各国国都之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一批商业城市。其中重要的有燕的涿（今河北省涿州市）、蓟（也是燕国国都之一，今北京市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轵（今河南省济源市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南）。赵国的蔺（今山西省柳林县西）、离石（今山西省长治市离石区）。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省平渡县东南）、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薛（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省定陶县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秦国的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北）。

三川之二周（洛阳、巩义），等等。

这些都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重要城市。

卫国的濮阳在这些城市中，虽不如临淄、咸阳、邯郸大，但也相当繁华。其程度可与陶邑相比，人们常常是“陶卫”并称。这里，地理位置给经商的人们以发财的机会：濮阳恰在黄河的弯曲处，喧闹的河水虽然常常把两岸的庄稼、村庄以至老百姓都冲得一干二净，用厚厚的黄沙一遍又一遍地覆盖大水后的中原大地。但是，当黄河不发脾气的时候，她又像一个温顺的少妇，稳重而和缓地从这里流过。在这些岁月里，她又为人们提供舟楫之利。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因此成为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从这里溯河而上，不远就可到达周朝的国都洛阳。进入战国后，洛阳虽已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可仍是全国有数的几个繁华都会之一。从濮阳顺黄河而下，可到以盛产鱼盐粟帛豆麦著称的齐鲁文明、富庶之乡；由濮阳向南，黄河水系又与鸿沟水系和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网联结起来；向北过黄河则可直抵北方的大都会邯郸。四通八达的优越地势，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天然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一个商业都会。吕不韦就是出生在濮阳的一个家富千金的大商人家庭里。

商人，是商品经济出现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个阶层。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王朝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都市和交通的发展，商品经济就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不少奴隶主贵族从事商业交换的活动，在殷都（今安阳）有众多的行商坐贾。商贾的活动足迹东北达到渤海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到今日之江浙，西南达到今日之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远达今日之新疆。从甲骨文中可知：殷代已出现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用来交换的商品除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珠宝、猎物以外，还有奴隶。有的商人长途贩运，驾车浮舟数月往返一次；有的商人结队远行，获利达十倍数十倍。商业活动在殷人社会生活中占极重要地位，所以殷人又称为商人。到西周时代（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因实行庄园制经济，商业活动似不如殷代繁盛，但仍有不少封建领主在经营商业。他们往往派出家臣和武士“肇牵牛车远服贾”，牵牛驾车到远地去经商。有时竟能获三倍以上之利。这个时期已出现了金属货币，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然而，作为独立的商人，即并非奴隶主和封建领主而专门以经商为生的商人，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他们是当时新兴的阶层，最早的一代商人是从下层奴隶主、封建地主、庶民或被解放的奴隶中分化出来的。商人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产物，又以自己的经营活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哪里有商人活动，哪里经济就活跃，交通就便利，市场就繁荣，生活水准就较高，社会风气就较开放。总之，商人集中的地区往往是社会的先进地区。

然而，中国商人自从作为独立身份刚一出现，就遭到统治者的歧视和排挤。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 —前645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令其分区定居，不准杂处，也不准改变身份，“商”则居于末位。管仲还是一位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对商尚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更不待言。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无论是持何观点，几乎都鄙视商人。以孔子为代表的影响极大的儒家，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经商是“小人之事”,“君子”是不屑为的。而重视发展生产的法家，也视商业为“末业”，宣扬只有农业才是“本业”。商人被指定要穿特定颜色和质料的衣服，以与其他身份的人相区别。有的诸侯国还规定商人不准乘车，不准当官，等等。这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全社会对商人的歧视和打击。“重农轻商”是从商人一出现就开始的，它是统治阶级一贯的政策，又是社会普遍心理和价值观，最后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顽固的传统势力。

不过，社会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中国古代虽一贯“轻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有些商人拥有巨额资本，足以垄断市场；有的富商竟能与国君分庭抗礼；有的大商人还能左右政局。如春秋战国之际的范蠡，在齐的交通中心、商业城市陶邑经商。他采用古代经济学家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中三次致富千金，家富巨万，号称“陶朱公”。又如卫国的端木赐，字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与之抗礼。到战国末期，这种大商人愈来愈多，而不少大商人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往往像端木赐一样，插手政治，其原因固然是经济活动需要有政治上的保障这一必不可免的规律；而在商人的潜意识中对“重农轻商”传统的逆反心理，大约也是使他们热衷于政治活动的重要原因。

吕不韦经商，由经济领域伸向政治领域，从贩运财货进而买卖国君、从操纵市场发展到控制政权，正是代表了中国商人投机的一般轨迹。

在吕不韦的故乡，因为商业发达，风气更加开放，男女之间的往来似乎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随便。早在战国时期以前，一些文化“先进”的地方，比如齐国和鲁国境内，早把异性之间的接触视为“大防”。尤其是春秋时期，经过出生于鲁国曲阜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那么一提倡，恨不得连街上行走也要男女分开，以显示“礼仪之邦”的高度“文明”。尽管在这些地区不少王公贵族背地里偷鸡摸狗：有的奸继母，有的淫儿媳，有的与嫂通奸，有的霸占弟媳，甚至嫖妓宿娼无所不为，而表面上还将“男女授受不亲”奉为准则。正是所谓“礼教”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弄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的时候，在吕不韦的家乡濮阳却可以常常见到另外的一些场面：不论是在风和日丽的白天，还是明月高照的夜晚，在濮水岸边总是有一些青年男女双双前来幽会。他们卿卿我我地嬉戏于桑林之内，或用情歌表达思慕之苦。从流传下来的一些歌词中也可以想象出这些热恋中的男女行为是多么自由、大胆，他们唱道：

心上的人儿，等着我啊，

等我在桑中。

咱俩悠闲地漫步，走啊走啊，

不觉地走到上宫。

平日去淇水的路那么遥远，

今天怎么这样快，

你就送完了这一段路程！

深情的歌词，反映出这里的社会风气多么开放。可是，这种开放的风气却被那些“礼仪之邦”的“正人君子”斥为“淫邪”。流行于濮地的大胆表示男女之爱的情歌，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称为“亡国之音”。其实，几支流行歌曲如何能使国亡？所谓“桑间濮上”简直被人说成是古代的红灯区。奇怪的是，尽管外地的贵族老爷们对濮地的风俗看不惯，把包括濮阳在内的郑、卫地区的流行音乐称之为“郑卫之音”，并嗤之以鼻，可他们背地却又偷偷地学起这种“淫邪”的郑卫之音。到后来连保守出名的秦国宫廷内也公然欣赏起郑、卫的轻歌曼舞了。可见，濮阳地区的音乐、歌舞必是相当动人的，这里在其他方面也应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包括商人在内，郑、卫之地的居民文化和意识，都居领先地位。

这里的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居于开放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政治上极其敏感，许多商人参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时期，距卫国不远的郑国，有个大商人弦高。郑穆公元年（前627年），弦高贩牛途中，在滑国（今河南省偃师市）偶然碰到大批的秦国军队从此地经过，向郑国开去，经探询原来是秦军偷袭郑国。刚刚离开郑国的弦高知道国内毫无防备，秦军一至必遭灭顶之灾。他急中生智，当即将所贩之牛赶进秦军阵营，并请见主帅。“敝国国君知将军来下国，”弦高对秦军主帅镇定地说，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临时编造出来的，“特派我送牛犒劳贵军。”

秦军主帅大吃一惊，以为郑国早知此次军事行动，不免放慢进军速度，接受弦高犒劳。而弦高则暗暗派人回国报信。待秦军抵郑国时，郑国早已得到弦高的密报，举国上下厉兵秣马充分作好迎敌准备。秦军主帅得知，自然不敢轻易进犯，原来计划好的偷袭方案从而宣告破产，率兵悻悻而返。可见弦高这个商人如何机敏，也表明商人并非不关心政治。

到吕不韦生活的那个年代，郑、卫之地成为秦军与东方各国交战的前线，每个有识之士都必须根据战争的变化，选择自己的前途，至于商人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当然也远远超过弦高的时代。

事实上，卫国的处境也迫使吕不韦到卫国以外去谋求出路。因为魏国一直是秦国的攻击对象，而从公元前275年开始秦国大举进攻魏国，曾三次围攻魏国的国都大梁，企图灭亡魏国，只因燕、赵与魏联合抵抗秦国，才使秦放慢了亡魏的速度。但此后的十年，秦和魏、赵的大战连年不断。卫国的濮阳处在双方交战的要冲，秦军早已兵临城下，作为魏国卵翼下的卫国，被秦吞并只是迟早的问题。吕不韦的父亲，是个“家富万金”的大商贾。年轻的吕不韦自幼在商人家庭熏陶下成长，又生长在卫国濮阳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面对着即将来到的社会剧变，无论是为保住万金的家资，还是追求个人出路，他都必须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卫国以外。而商贾的本性不仅是要保持家产，且随时要准备将资本投向利润最大的场所，以便积聚更多的财富。邯郸又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大都会。所以，抱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游乐的目的，怀着冒险心情，大约在公元前的265年，吕不韦便来到向往已久的赵国国都邯郸。

吕不韦初次来到邯郸，这里的一切使他眼花缭乱。邯郸远比濮阳繁华得多，这座赵国的国都始建于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元年），到那时已有百年的历史。这里不仅是赵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南通郑、卫（今河南省境内），北接燕、涿（今北京市附近），东连齐、鲁（今山东省境内）的交通枢纽，是关东各诸侯国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邯郸城建得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全城呈不规则的“品”字形，由北、西、东三城组成。其中的西城耸立着巍峨的宫殿，北城和东城为市区和臣民住宅。全城安排得井然有序。那西城的区域中，高高的围墙内，信宫和东宫等一座座龙楼凤阁、桂殿兰宫，错落有致地伫立，有数不尽的瑶草琼葩、珍禽异兽养育其间。还有闻名各国的丛台，如同仙境。王城长宽均逾千米，气势恢宏。在当时各国的王宫中，尚没有能与之相当的。连接王城和东、西两城的几条大道，可以并排走几辆车。那道路两旁的店铺、驿舍、酒肆鳞次栉比，行商坐贾云集。就是那一般百姓的住宅，也比其他小城的茅屋草舍洁净、整齐。这里且不说赵王的宫殿金碧辉煌，也不说那通往大路上的高轩华辇、熙来攘往，就说那邯郸城内的女子，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极其时髦的。邯郸女子头发梳成高髻，髻上缀满珠光宝气的发饰，甩动着一双飘然欲仙的长袖，走在路上那种姿势简直美极了。所以，连邯郸男人走路的风度、姿势，也成了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竞相模仿的对象。有一个故事说，燕国的寿陵有几个风流少年，闻知邯郸人走路姿态优美大方，就相约到邯郸来学走路。他们来到邯郸后，竭力模仿这里人的动作。可是他们只是从形式上模仿，结果不妙——这几个追求新潮的小伙子，不但没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而且连自己原来走路的能力也失去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这个“邯郸学步”的故事虽然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得知邯郸是个多么使人向往的地方。吕不韦来到这花花世界，不觉神魂飘荡、目不暇接。

邯郸城里车水马龙，俊俏的姑娘和年轻的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闹市上游来荡去，一点也没有齐鲁之地婆姨们的那种朴实之风。这里的女子观念十分开放：富贵、讲究享乐是她们人生的宗旨。吕不韦走在街上，只见道路两旁的红门粉墙之后，时时闪现出浓妆艳抹的美人，深院绣楼之间断断续续地传出筝瑟管弦之声。有些倚在门前的漂亮姐儿，大胆地向这位外地来的年轻商贾频送秋波。赵国和郑、卫的风俗一样：女子皆以进入富贵之家为荣。因此，当时各国诸侯王的后宫和有钱人家的姬妾，几乎都有来自赵国的风流女子。她们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牵挂，只要符合她们的条件，就会不远千里、不择老少地投进一个哪怕是不相识的人的怀抱，而这唯一的条件就是资财。

吕不韦是濮阳有名的阔老板，就那一身装束入时的打扮和随身携带的贵重行李，就引得那些风流浪荡的赵国女子垂青了，更何况吕不韦正满怀壮志，眉宇间自不免流露出超凡脱俗的神采，简直把邯郸城里所有的轻薄娘们儿都勾得魂不守舍。所以，当吕不韦经过长途跋涉，刚在馆驿里住下之后，就不断有长衣曳地身着流行服装的时髦女人找上门来。这位花花公子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出击，到处寻花问柳。举凡歌舞宴饮淫乐之所，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和钱财。不长的时间，他几乎把这个豪华城市的酒楼、妓馆、赌场和艳窟都玩遍。和他相好的俊俏姑娘、媳妇、歌妓、舞妓以至姬、妾，等等，当然是不会少的。流连于邯郸的歌楼舞榭，怀抱着粉面细腰、如花似玉的美姬艳妓，吕不韦并没有沉湎于眼前的享乐而忘却他来到此地的目标。他是为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来，是要搜索一种能赢大利的商品。早在离开家乡之前，他就下定决心，不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铢积寸累地一点一点地捞取财富，而要做大买卖。因此，不论是那些勾魂摄魄的秋波，还是那令人骨酥肉麻的玉体，都丝毫未能削减他发大财的野心。他一面有一搭无一搭地做着生意，一面在歌舞场上、宴席之间寻找那种一本万利的商品。

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一本万利的货物终于被吕不韦发现了。有一天，吕不韦行色匆匆地跑回家来，急不可待地对他的父亲报告说：

“我找到了一宗一本万利的生意。”

“什么生意？”他父亲急切地问道。

“春种秋收凭卖力气耕田能收到几倍的利？”

“大约有十倍吧？”

“贩卖珠玉珍宝能挣几倍利呢？”

“百倍！”

“那么，立主定国，把一个国家的头儿买过来能赚多少倍呢？”紧接着吕不韦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不难想象，听到这样的话，老吕头儿吓得目瞪口呆，停了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两个字：“无数……”

这个“无数”的含义，不知是指“立主定国”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心中“无数”，还是指这宗胆大的买卖，可赢利“无数”？反正老头儿对自己的儿子想干什么已经无法猜测了，只好听吕不韦自己亮岀底牌。

“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吕不韦以教训的口吻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若能定国立君，把一个国家的头儿买到手，不仅一生吃穿不愁，而且荣华富贵可泽及后世。我就想做这笔生意。”

听着吕不韦胸有成竹地一口气说出这么个惊人的计划，老爷子瞠目结舌愣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家富万金的大商人一辈子什么生意没做过？可是，买卖国君的交易却连想都没想过。见儿子竟有这么大的胆略和气魄，他知道自己远远落后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自叹弗如的份儿了。

吕不韦向父亲报告以后，没有再停留，重新打点行装，离开残破的、岌岌可危的故国，返回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