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愀怆之词到理想之歌

——王粲《七哀诗》《从军行》

就个人的创作来看，王粲无疑是三国前期最重要的战争诗人，刘勰誉之为“七子之冠冕”[29]，诗赋文兼善，其少年既负才名，颇得蔡邕赏识。汉末大乱，王粲南赴荆州依刘表，但是不被重用，颇为失意。曹操占据荆州之后，王粲归附曹操。王粲曾随曹操大军北征马超等，又被冠以侍中的身份随军征讨张鲁。社会的动乱、个人的遭际以及随曹操征战的经历，使王粲目睹了战乱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他对军旅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体验。王粲的战争诗创作最丰，在建安文人战争诗中成就也最高。《七哀诗》三首、《从军行》五首是其代表作。《七哀诗》作于前期，重点描写社会乱离，“发愀怆之词”是其基本特征。《从军行》则作于入曹氏集团之后，重点表达对曹操的感恩和对自我的期许，表达理想成为其后期诗歌的基本特征。

一 《七哀诗》三首

《七哀诗》三首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前二首作于离开京城、远赴荆州之时，后一首则作于依附曹操之后。或为后人编集，依照其题旨与旧题而辑为一组，《文选》选其前两首。这一组诗或透过诗人的经历折射乱离的时世，或直接描写战争带来的社会惨状，或抒写从军边境的特殊感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戍旗。行者不顾返，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咨。[30]

第一首写于初平三年（192），直接表达了世积乱离之情。当时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抢掠，王粲避难荆州，投靠刘表。“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写长安受到董卓部将的摧残，交代诗人离开长安之原因。“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写将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北方中原地区，投奔王粲祖父曾经的学生荆州刺史刘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描写离开长安后，一路上只见白骨累累，然后推出一个特写，饥饿的妇人在无奈之下抛弃自己的骨肉，实在令人叹息！“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疾驱马儿前进，登上贤君汉文帝的陵墓，回首望长安，忆及汉文帝，想起文景之治的往昔，更令诗人忧伤。此诗写西京混乱无象，原野白骨累累，饿妇弃子而去，都带有实录的性质。然而离别故国之痛，原野所见之悲，生母弃子之惨，遭乱思治之哀，又使之在写实中浸透着深厚的情感。沈德潜评此诗曰：“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之祖也。”[31]可见此诗乃叙乱之典范。

第二首诗写于王粲避难荆州、依附刘表之后，抒发滞留他乡之悲。开篇即表达诗人身居他乡异地，怀念故国，登高远望，见江上之方舟、落日，不禁更勾起浓浓的乡愁。山峦余映，鸟兽归巢，更衬托了诗人欲归无路的无奈情怀。而清波、猿鸣、疾风、白露，景物清冷凄凉，融情入景。故归至室中，夜不能寐，借弹琴以消忧，而琴声悲哀，诗人联想到其羁旅他乡，没有尽头，更为深重的乡愁涌上心头。此诗以写景抒情为主，而所抒之情乃是故国之思，并没有直接描写动乱的时世或战争的场景，然而如果追溯诗人滞留他乡的深层原因，则可以洞见世积乱离的社会现实，所以可以归之为战争题材一类。而其写景抒情，绮靡繁缛，隐开晋诗之风。

第三首诗，余冠英《乐府诗选》曰：“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平金城，这诗所谓‘边城’或指此。有人说王粲到边城是随曹操征乌桓，似误；征乌桓是在建安十一年的事，其时王粲还在荆州。”[32]但从“昔吾亲更之”句看，此诗似并非作于建安二十年（215），乃后来诗人追忆之作。此诗叙写边城独特的景观以及滞留边地的感受。冰雪落在肌肤上，宛若刀割，天寒风急，无休无止，人烟稀少，草木萧瑟，登上城楼，远望烽火台，只见随风翻飞之军旗。联想到行役将士满怀壮心，辞家征戍，然而却“子弟多俘虏”，亲人该是何等悲痛！所以诗人不禁扪心自问：“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诗人不知向谁追寻答案，唯见不知辛苦的蓼虫飞来飞去。结句既写出边境特定之景，又将失落惆怅的情绪寓于景外，构成袅袅不尽的余味。

王粲的《七哀诗》三首，既有战争、兵燹造成社会残破的真实再现，又抒发了诗人在世积乱离中背井离乡的忧伤情绪，以及边境特殊景观和从军边地的独特感受。在艺术上，或直面惨淡的现实，或融情景于一炉；风格或简约，或繁缛。

王粲居荆州期间，还曾作《赠士孙文始》，当时士孙萌与王粲同在荆州避难，过从甚密。而建安二年（197）萌因其父士孙瑞有功于汉室，而被封为澹津亭侯，所以离荆州前往就职。诗曰“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感叹于眼下天下丧乱的社会背景，此诗主要表达对士孙萌的友情，但是从中我们也可见王粲当时对士孙萌的羡慕和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因此，此诗与战争诗也有隐约的联系。

二 《从军行》五首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九月刘琮举州投降。王粲随曹操北上，并因劝降刘琮有功，被委以重任。与其流寓荆州的悲惨经历相比较，王粲在归附曹操之后的战争诗，更多地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情调，萧统《文选》所录之《从军行》五首便是其代表。

关于《从军行》五首，《三国志·武帝纪》裴注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33]《文选》李善注认为，其中有王粲叙写随曹操征孙权时的所见所闻，可见“五首非一时一地之作”[34]。但是，既然裴注以及《文选》五臣注都认为是“以美其事”而作，那么这《从军行》五首就有真实的发生背景，而不是作者凭空想象之作。《从军行》其一曰：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熟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35]

开篇言从军有苦有乐，唯看所追随是谁。因为所追随之人“神且武”，故乐而不苦。所以接下来就颂美曹公用兵神武：天威赫怒，举兵征讨关西。又以轻快的笔墨具体描写了灭匈奴、服羌夷、收边地之贼，而且迅疾如俯拾遗物，这就立体地展示了曹公神明勇武。紧接着则渲染战后赏赐之丰厚，凯旋之迅疾。最后抒发诗人外参明政，内顾私情，“虽有雄鸡惧牺之情，亦欲不为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阴雨之庇黍苗，是以复愿仕也”，因而愿效伊尹负鼎干汤，不作沮溺躬耕归隐。可见，此诗的主题是歌颂曹操之神武，也表达了作者愿意跟随曹操建功立业的昂扬意气和积极用世的心态。

《从军行》后四首则基本作于同时。李善注曰：“建安二十一年，粲从征吴，作此四篇。”[36]指的即是王粲《从军行》后四首。是年，“冬十月，（曹操）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37]，“建安二十一年，（王粲）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38]。由这两则材料可知，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出征，次年正月即返谯郡。而王粲也正是在这次从征过程中感染疫病死亡。如果《从军行》后四首是作于建安二十一年的话，那么只能是建安二十一年冬。而这与王粲在诗中描绘的时节是相矛盾的。所谓“凉风厉秋节”“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都表明这是秋天的景象，而且应该是夏末秋初的景象。因此，《从军行》后四首当不作于建安二十一年。熊清元《王粲〈从军诗五首〉后四首系年考辨》指出，后四首诗应作于建安十九年征吴途中[39]，笔者以为这应是比较合理的推断。而且，从《三国志·武帝纪》所载的“（建安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孙权”一句来看，建安十九年这次征吴，是秋七月始发，与诗中“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的景象十分吻合。而且，此次出征众多文人都美化其事，曹植为之作《东征赋》、杨修作《出征赋》，王粲在众多文人的感染下作诗以颂君王，也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是对《从军行》后四首的写作背景一个简单的交代。《从军行》其二曰：

凉风厉秋节，司典告详刑。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泛舟盖长川，陈卒被隰坰。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襟倚舟樯，眷眷思邺城。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日月不安处，人谁获常宁。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萦。将秉先登羽，岂敢听金声。[40]

此首描写军队出征时的壮阔场面和士兵怀念故乡的感情，以及自己报效曹公、建立功业的愿望。“拊襟倚舟樯，眷眷思邺城。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四句，描写征夫抚襟依靠桅杆，时时眷念邺城，哀叹《东山》诗中的士卒，听到“鹳鸣于垤”向往凯旋的归期。“日月不安处，人谁获常宁”，既强调战争的必要性，也突出战争的目的。最后用今昔对照的方式，说明古人跟随周公征讨，一去就是三年，而现在我师神武，将会马到成功，旋即平定东吴。最后说明弃家辞亲，追随曹公从军，就是为了竭尽全力，忠贞于曹魏集团。“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正显现了诗人报答明君的坚定态度和唯恐不能尽力的惶恐。故诗人夙夜感慨逝去的时光，思绪萦绕，决计冲锋陷阵，勇敢杀敌。可见，王粲颂扬曹公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壮烈情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有明确的以战争求得和平安宁的战争理念，这种思想实乃时代之翘楚。

《从军行》其三曰：

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41]

此首描写从军途中所见、所感。开头两句点明了出征目的，以及舟船兼程行进之急。接下来描写日暮之景，夕阳将落西山，树木唯存余晖，两岸蟋蟀凄鸣，孤鸟翩翩归巢。征夫即景而生故乡之思，下船登岸，遥望乡梓，直至草上露珠打湿衣服，回帐寝卧床上，仍是忧愁缠结。然而，这种思乡的愁绪并没有无止境地弥漫，“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既是从军征战，就不能眷念亲人；既授于君命，则不可因私情而违君命。因为王粲对魏吴之间的战争有理性的认识，而且这既是报效曹公知遇之恩的一种方式，也是建功立业的一条捷径，所以王粲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战争。

《从军行》其四曰：

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恨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许历为完士，一言犹败秦。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42]

此首描述行军的过程，军威的雄壮，对圣君运筹帷幄、一战而定的自信，以及对自己谋略匮乏的惭愧。以“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描写雄壮的军威；以“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表达对战争必胜的信心；以“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抒发不能为圣君谋划的愧疚；等等。诗人仍然对君王的圣明充满无限的期待和赞美，并怀有对自己铅刀一割之用、奋勇杀敌以建功立业的期许。

《从军行》其五曰：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雚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馗。自非圣贤国，谁能享斯休。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43]

此诗表现了从军途上萧条的景色以及客子的思乡之情，反衬出诗人回归谯郡的安宁的心境。诗分两层，首先描写行军途中荒凉凄冷的景物以及忧伤落泪的情怀。蛮荒之途漫漫，人烟稀疏，唯有丘林，昔日繁华的城郭亦已生满荆棘，无路可寻。河泽也长满水草，舟船在日夕的凉风中飘然而行，两岸的寒蝉凄鸣，鹳鹄高飞。此景此境，使行役之人不禁悲伤落泪。其次描写回归谯郡之时所目睹的祥和安宁。朝入谯郡，鸡鸣四野，黍稷盈畴，街市馆宅林立，士女满路。所以诗人感慨，若非曹公之国，谁可享其休美。这正是诗人所赞美的乐土，他愿意长留于斯。作者对谯郡的描述，深层中表现了他的战争价值观，也就是战士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可以成为从军作战的强大精神支持。

这五首诗的内容确是多为“美其事”，赞美曹公神武英明，军容壮盛，表明愿效一己之力，甚至有了谀颂的倾向。倘若联系王粲生平，便不难理解其何以如此。笔者以为一方面是诗人处境使然，在征张鲁和征吴之时，王粲身为侍中，权臣幕僚的特定地位与职责，决定了其写作具有明显的约束力和明确的导向性，因此必须创作如此作品来鼓舞士气，振奋军心，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结合王粲此前流离无着的生平经历观之，曹操给予其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王粲追随曹操期间，曹操基本上还是作为平定动乱、促成统一的汉臣形象出现的，并且南征北战基本统一了北方，王粲作为侍从为之唱赞歌，也不能不说是出于内心的忠诚。而总体来看，王粲的《七哀诗》《从军行》与后代的《七哀》《从军诗》相比较，纪实色彩还是十分显明的。

王粲还有一些战争诗作，明显表达出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如《矛俞新福歌》云“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44]即取自历史事件，表现出对太平盛世的期望。但是王粲的战争诗，无论是纪实还是想象，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虽也表现行役之苦，但对曹操讨伐地方军阀战争，在总体上是持赞扬立场的，这与当时战争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他对战争也有比较深刻的理性认识，除上文所论述的以外，在《矛俞新福歌》中，王粲强调“安不忘备武乐修”，其居安思危、备战待敌之思想也是很可贵的。由此可见，王粲的战争诗除了表现充分的乐观精神之外，还表达出战争给当时人们带来的强烈危机意识。

三国前期诗人中以王粲的战争诗水平最高，创作数量也最多，另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诗，以乐府旧题假借秦代修筑长城一事，描写修长城给人们带来的悲苦，实质上是表达建安时期社会乱离给人民造成的离别之痛。其中“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修长城”，表现的又是战死沙场的英雄主义精神。音乐家左延年有《从军行》一诗：“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45]这首诗用极为冷静的口气描写了一个边地家庭的状况，不发一句议论，却给人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亦对汉末动乱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都，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46]描写了汉末董卓利用胡、羌作战杀戮掠夺汉地人民的悲惨战况。这都是讨论战争诗值得注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