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描绘乱离图景到关注个体生命

——论三国后期文人的战争诗

魏太和六年（232）曹植去世，标志着建安文学的结束。自曹植去世至西晋建立的三十余年之间，处于魏晋易代的历史转型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司马氏集团窃据魏国的军政大权，用血腥的屠杀排除异己。这在正始年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的文人，在伦理与情感上，以依附曹魏为是；在现实与趋势上，又以依附司马氏为安。面对如此两难的选择，文人们已经渐渐丧失了建安文人积极用世的传统，而转变为韬光养晦，全身远害。因此他们笔下的战争题材，也与三国时期的战争诗有着明显的不同。阮籍和嵇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

阮籍、嵇康生于魏晋易代之际，这一时期，一方面曹魏王朝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因此不可能出现汉末三国时期那样直面惨烈悲壮的战争诗；另一方面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互相倾轧，并最终爆发了高平陵事变（王朝内部的小规模战争），但是诗人由于迫于政治高压，又不能或不敢直接将其写入诗中。因此阮籍、嵇康笔下战争题材的诗歌，或以想象入诗，或借古讽今，与汉末三国的战争诗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首司马懿远征公孙渊凯旋时所作的佚题诗《歌》，也特别值得注意。

一 理想失落的悲歌——阮籍的战争诗

阮籍是一位不愿意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的诗人，“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47]，由此可见诗人在当时社会情境下的深沉痛苦。阮籍思想以儒家为主，早年积极入世，有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咏怀诗》十五所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是他早期的人生写照；其二十一所说“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是他早期的人生理想。即使后期纵酒佯狂，本质上仍然关注现实。《晋书》本传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48]其代表作五言《咏怀诗》，也间有涉及战争题材的诗篇。而这些涉及战争题材的诗歌，实际是诗人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之后的悲歌。

其战争诗，或以虚拟的英雄壮士，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如《咏怀诗》第三十九首云：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49]

此诗赞颂了一位甘愿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英雄壮士。在这位受命忘身、临难赴死、效命疆场的虚拟壮士的身上，诗人寄托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包含着对忠义、气节的赞扬，也包含着对缺乏忠义、气节的世风的批判。

或表达对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向往，以衬托自己壮志未酬的人生。如第六十一首云：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50]

诗中所写的这位壮士，少年时代学习击剑，妙技过人。雄武气概能截断云霓，美好声誉卓异于世。成年之后，驰骋沙场，经历了挥剑沙漠，饮马边陲的英雄人生。诗人在英雄壮士的赞扬中，反衬出“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的自我壮志未酬的勃郁不平之气。

或借描写古代战争的题材，讽刺现实。如第三十一首云：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51]

此诗以咏史为内容，借历史讽刺现实的政治。诗人谓梁王（即魏王）耽于享乐，不理政事，致使“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然而梁王歌舞未竟，秦兵已来，军败华阳，身为土灰，吹台宫殿亦化为尘埃。《史记·秦本纪》载：“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52]此诗所叙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或与高贵乡公被弑有关，阮籍借古喻今，引述战国魏王不能励精图治而奢靡误国，讽喻曹魏王室荒淫误国的现实，以抒发自己的感叹忧伤之情。当时处于司马氏的高压之下，阮籍不能直接评论时事，而是以秦兵平魏的史实，表达对曹魏政权的忧虑，当然其中也有对自身政治命运的担忧。

阮籍早年亦有任纵飞扬、壮心报国的一面，只是生于动荡时世，理想无法实现，因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其《咏怀诗》虽“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然而又“厥旨渊放，归趣难求”[53]。所以《咏怀诗》所涉及的战争题材，仅仅是在历史的想象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及表达理想失落的忧伤之情，与三国前期的战争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二 浪漫的人生想象——嵇康的战争诗

如果说在阮籍的心灵深处还残存着一丝人生的希望，还与现实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因此阮籍之诗乃承嗣曹植后期诗风，那么嵇康对现实人生几乎处于绝望的边缘，他力求完全超越污浊的现实，追求理想自由的人生境界。

唯因如此，嵇康并不关注现实的战争题材，其现存诗歌里勉强可以称为战争题材的诗歌唯有《送秀才入军诗》。这一组诗是因其兄嵇喜入军而两次所作的赠诗。第一首五言诗，乃是首次所赠，主要表达在“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的政治环境下对其兄嵇喜入军的忧虑。第二至第十八首乃是第二次赠兄之作，主要表达兄弟相得之乐、离别之思，以及自己“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的超凡脱俗的高洁心性。

这一组诗悬想其兄入军之后风采照人，涉及军旅生活，与战争题材有一定的联系。其第九首曰：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54]

嵇康对其兄嵇喜的军旅生活充满美好想象：衣着华丽的军服，身骑娴熟的战马，手持良弓名箭，风驰电掣，飞若日影，凌厉原野，顾盼生姿。在诗人心目中，军旅生活浪漫而充满诗意，而不见刀光剑影。这里并没有涉及战争的描写，而是以想象入诗，将从军生活想象得清新洒脱，完全没有烽火气息。笔者以为，这种浪漫的人生想象，正表现了诗人对战争的否定态度。第十五首曰：“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55]这应该是对嵇喜的期许，希望他能够游心太玄，不要随波逐流，这也是诗人自己的理想。

三 韬光养晦的政治权谋——司马懿的《歌》

司马懿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以军功和善于权谋著称。其现存诗歌唯有失名的《歌》。此诗作于三国时期，体现的是西晋奠基者司马懿韬光养晦的政治权谋。诗曰：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逢际会，奉辞遐方。将扫逋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56]

魏景初二年（238），远在东北的公孙渊图谋独立。司马懿奉命讨伐公孙渊，此诗即作于凯旋之时。《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景初）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王帅众讨辽东。”又曰：“（秋八月）司马宣王围公孙渊于襄平，大破之，传渊首于京都，海东诸郡平。”[57]公孙渊政权虽然只是边地的割据政权，与曹魏相比，势力不算强大，但是地处极为僻远的辽东，劳师远征，既需要大量的后勤保障，又存在部队对边地地理环境的适应问题，因此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及运输工具，此次出征其实是十分困难的。司马懿此次远征率兵四万，最终的结果正如他出兵前所言“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58]。一年的时间，他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胜利。此诗正是他远征凯旋时所作。诗以简约的语言歌颂曹魏君主的辉煌，奉辞远征的过程，肃清八荒的战果。就艺术而言，并无特别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是诗中所表现的壮阔境界，隐约表现了司马懿的襟怀与人生理想。如果联系司马懿特殊的人生经历，则又从“告成归老，待罪舞阳”中可以读出他作为一位野心家、阴谋家的韬光养晦的政治权谋。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时，已是五十九岁高龄，历仕三朝，入侍曹魏集团也已经三十余年，年轻时代就被誉曰“聪亮明允，刚断英特”，本有篡位之野心，但在羽翼未丰之时，一直隐忍不发。在众星璀璨的三国时代里，司马懿没有曹操的雄才，也没有诸葛亮的机智，更没有周瑜的潇洒倜傥，但正是他苦心经营，才奠定了晋朝的基业。如果将此诗与阮籍、嵇康的战争诗对照来读，则可以看出政治家与文人的本质区别。

从阮籍和嵇康的创作情况来看，正始诗人对战争的歌咏，已经由对社会残破现实的书写、军国大事的热情和对贤明君主的歌颂，转向了对生命价值的关注。或虚拟英雄壮士，或想象诗意的战争场景，以浪漫的遐想替代纪实性的描写，以幽隐的笔调替代了浓烈的抒情。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阮籍继承了曹植后期的诗风，而嵇康则影响了陆云的诗歌，下开东晋。司马懿虽只有这一首诗歌，但其追求雅颂之风的表现，则与西晋诗风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