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实录中的诗人情怀

——四曹的战争诗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诗的创作主要集中于曹魏诗人群中。据张娣明统计，三国时期曹氏一族的战争诗就有32首[2]，而四曹（曹操、曹丕、曹植、曹叡）以帝王或贵公子的身份进行战争诗创作，他们既有南征北战的战争经验，又有着很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三国时代战争诗，虽然有时也引用经书的例证以说理，但是大多倾向于直接展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戕害，直接抒写对战争的感受和认识，因此既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战争实录的性质，又深厚地表现了诗人主体的人文情怀。这在四曹的战争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 内容：从描写乱离到抒发情怀

汉末中原逐鹿，诸侯纷争，曹操在戎马生涯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战争诗记录了汉末重大的军事事件和自己的真实征战经历，也表现了他博大的政治襟怀和昂扬的政治理想。

真实地再现汉末动乱的现实，直面战争对生命的戕害和社会的凋敝，这使曹操战争诗具有史诗的特点。如《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3]

此诗作于建安元年（196）[4]，叙述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中平六年（189），汉灵帝崩，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宦官张让、段珪等把持朝政，何太后之兄与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召董卓进京铲除宦官，谋泄，张让设计诛杀何进，又劫持少帝与陈留王逃奔小平津。诗的前八句正是叙述这一历史事实，讥刺何进徒有其表，如猕猴戴帽穿衣，智小而图谋大事，犹豫而缺少果断，终于导致“因狩执君王”“己亦先受殃”，即少帝被劫持，自己也遭杀戮的悲惨结局。接下六句转入描写董卓之乱。董卓入京以后，操持国柄，率兵将少帝与陈留王劫回，但不久废少帝为弘农王，旋即将其杀死，立陈留王为献帝。于是各州郡起兵讨伐，社会陷入混战局面，董卓烧毁京城洛阳，挟持献帝西迁长安，致使汉室基业荡然倾覆。结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是引用典故以抒情。《尚书大传》记载，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见到宫室败坏，因而悲伤感叹。曹操以此来比况自己对汉室倾覆之悲伤与感叹。

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汉室倾覆的实录，表现诗人对汉室倾覆的悲伤，那么《蒿里行》则描述了汉室倾覆之际军阀混战的局面，抒写了将士征战之苦，民生凋敝之痛。诗曰：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5]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推袁绍为盟主，共同讨伐董卓的情况。诗的前四句交代了举兵讨伐的缘起及其背景：群凶作乱，义士举兵。“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是说义士们起初希望结成联盟，心向着汉室，即通过讨伐，平定叛乱，以恢复汉室。中间六句叙述起兵之后各路军阀分崩离析的局面：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力量涣散。导致的结果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袁术分裂，自立为帝；而袁绍也阴谋废掉汉献帝，立刘虞为帝。造成的结果是“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各路军阀互相观望，畏缩不前甚至自相残杀。最后六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危害：由于连年战争，将士铠甲不离身而生虮虱，百姓大量死亡而白骨累累露于荒野，无边的原野了无生机，生民百不存一，故诗人为之断肠！

曹操这两首诗都是借乐府古题叙写时事，描绘了汉末动乱、兵祸连年所造成的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和对生命的无情毁灭的历史画卷。清代沈德潜评曰：“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6]方东树亦曰：“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前人未有言之者。”[7]虽然二诗表现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真实地再现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具有诗史的特点，故明代钟惺《古诗归》曰：“汉末实录，真诗史也。”[8]曹操的这两首战争诗，在宏大的叙事中浸透着深沉的哀挽之情，但在表现倾向上，仍然是对汉乐府“缘事而发”传统的承继，以纪实为主，而情寓其中。

犹如其父，曹丕也有一些战争诗，描绘了行军征战的经历，同时抒发了平定天下、救百姓于水火的伟大抱负。如《黎阳作》诗三首：

朝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载涂，舆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涂潦是御。辚辚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涂冒雨，沾衣濡裳。

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白旄若素霓，丹旗发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识足臧。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9]

建安五年（200），曹操于官渡一战大败袁绍，次年袁绍卒，少子袁尚袭绍位。袁谭自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袁谭、袁尚兄弟由此有隙。建安八年（203）春三月，曹操攻黎阳，大破袁谭、袁尚兄弟。曹丕此次出征，由邺下附近至黎阳。此诗即作于曹丕由邺城进军黎阳途中。第一首重点抒写靖乱安民的宏伟抱负。第二首具体描写征途的艰辛。第三首细致描写将士出征的雄壮军威。三首之间潜气内转，纵横成文。以“救民涂炭”“能不靖乱”的伟大抱负为组诗的主旋律，愈描写征战之苦，愈能反衬出诗人高昂的斗志，壮阔的胸襟。而雄壮的军威则更显现了诗人昂扬自信的精神风貌，与诗人靖乱安民的伟大理想有机交融。

曹丕的部分战争诗也流露出浓郁的思乡之情，如另一首《黎阳作》诗曰：“奉辞罚罪遐征，晨过黎山巉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10]《陌上桑》亦曰：“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茭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11]《杂诗》又曰：“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12]表现的都是久征不还而厌战，思念故梓的情怀。这种浓郁的乡思与靖乱安民的抱负，构成了曹丕战争诗深厚的精神世界，是政治家与诗人情怀的双重折射。

曹叡也有描写自己实际经历的战争诗，如《苦寒行》和《棹歌行》。这两首诗采用乐府旧题，写的也是诗人的实际征战经历，但是重点已转向抒发追念先祖之情。其《苦寒行》曰：

悠悠发洛都，茾我征东行。征行弥二旬，屯吹龙陂城。

顾观故垒处，皇祖之所营。屋室若平昔，栋宇无邪倾。

奈何我皇祖，潜德隐圣形。虽没而不朽，书贵垂伐名。

光光我皇祖，轩耀同其荣。遗化布四海，八表以肃清。

虽有吴蜀寇，春秋足耀兵。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龄。

赋诗以写怀，伏轼泪沾缨。[13]

此诗应作于魏青龙二年（234），写的是此年曹魏与吴、蜀的战争。《三国志·明帝纪》载：“（青龙二年）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群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14]此年曹叡亲率水师征东吴，曹叡军未至数百里，吴军遁逃。由于屯兵之处，正是曹操营建之故垒，景物依旧，但人事已非，睹物思人，唏嘘不已，情动于中乃发乎歌咏。通过写景，使人感受到诗人的思念之情。“奈何我皇祖，潜德隐圣形。虽没而不朽，书贵垂伐名。光光我皇祖，轩耀同其荣。遗化布四海，八表以肃清”数句，直抒胸臆，赞扬皇祖之盛德与功业，曹操荡平袁绍，讨伐乌桓，剪除吕布、袁术、韩遂、刘表诸雄，统一北方，治军三十年，南临江，东极海，西宾散关，北登白狼，雄才大略，威震一时。然而斯人已逝，故诗人伏轼而泪流沾缨，赋诗写怀，表达了对祖父的深情追念。从内容上看，《棹歌行》应作于同时或稍后，歌咏的是同一事件。诗曰：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阳育则阴杀，晷景应度移。

文德以时振，武功伐不随。重华舞干戚，有苗服从妫。

蠢尔吴中虏，凭江栖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

皇上悼愍斯，宿昔奋天怒。发我许昌宫，列舟于长浦。

翌日乘波扬，棹歌悲且凉。太常拂白日，旗帜纷设张。

将抗旄与钺，耀威于彼方。伐罪以吊民，清我东南疆。[15]

此诗重点抒发自己伐罪吊民、肃清八荒的愿望。《三国志·明帝纪》载：“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寿春诸军。”[16]此年，蜀诸葛亮率十万人由斜谷攻魏，历时数月，最后以诸葛亮卒于军中而告结束。此年，吴蜀联合攻魏，均以曹魏的胜利而告终。曹叡这两首诗，没有描写酷烈的战争场面、惨淡的战争结局，以及民生凋敝的严重后果，其中表达的却是对祖父丰功伟业的钦慕，以及立志平定天下的雄壮豪情。与其父祖相比，曹叡战争诗的纪实性减弱了，而抒情性强化了，重点从展现战争场面转到借追思往事以抒发情怀。

曹操、曹丕和曹叡均以帝王的身份进行战争诗创作，他们的诗歌多与当时的重大战争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使是曹叡以抒发理想为主的战争诗，我们也可以寻其战争的本事。由于身份的差异，曹植的战争诗虽也由现实的战争生发，但是相对来说，具体战争的实录倾向已经淡化，而重在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思考以及建功立业的个人理想。如《丹霞蔽日行》：

纣为昏乱，虐残忠正。周室何隆，一门三圣。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汉祚之兴，阶秦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殄灭无遗。[17]

这首诗使用了许多历史典故，前两句写纣王昏庸，大肆杀害忠正之士。中间四句写周室兴隆之因，是不疏远宗室，且一门中有文王、武王及周公三位圣明之人，于是可以在牧野之战中获胜。曹植深深了解牧野之战的前因后果，所以在诗中想象牧野之战时，不以战争场景之描述为主轴，而以叙述其原因与结果为主，使读者体会牧野之战只是政治运作的结果，而战争胜利与否，与其政治之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写汉代取代秦代之事，这自然也是秦始皇暴政所致。“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殄灭无遗。”此处写汉代之所以衰灭，是由于王莽、董卓代汉擅权，使汉王朝陷入黑暗之境。曹植在此借历史典故，表达了一种战争观念，即为生存而战是人类之天性，而且连天都要为此革命的。曹植在诗中对此三事，没有任何评语，仅记叙史实，实则是抒发对魏朝的感慨，希望借由阐述战争的起因，让施政者早日预防战争之发生及朝政的衰败，言有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

曹植的战争诗有强烈的主体性，战争只是个人情感与怀抱的寄托，而且在曹植战争诗中浸透着深刻的战争理念，这在下文所论述的《白马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曹植既与其父兄不同，与曹叡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曹植此诗堆砌大量历史典故，也为后代诗人以虚拟战争情境表达理想的叙写模式开了先风。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战争诗，虽然直面动乱现实，但是也有强烈的抒写怀抱的特征，如《步出夏门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所表现的壮阔胸襟，《短歌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表现的宏伟理想，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然而“汉末实录”依然是曹操诗的基本特征。后来，曹丕诗一方面继承其父内容纪实的特征，另一方面在纪实中又增加了更加浓郁的抒情要素，如《令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如果说曹操、曹丕战争诗偏重于描写动乱的现实，在叙事中抒情，那么曹植、曹叡则偏重于抒发怀抱，将抒情融入叙事之中。这也表现出四曹战争诗内容上的变化。

二 风格：从慷慨悲凉到壮阔飞扬

在作品风格上，四曹的战争诗呈现出由慷慨悲凉到壮阔飞扬的差异。具体来说，前者多表现征战过程的艰辛，如曹操《苦寒行》；后者则多表现个人建功立业的抱负，如曹植《白马篇》。但是无论是书写征战之艰辛还是表达建功之理想，四曹的战争诗都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曹操战争诗毫不掩饰地表现征战过程的艰辛，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征讨高干时所创作的《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18]

此诗描述了太行山路险峻难行，通过风声萧瑟，人迹罕至，野兽出没，雪落浓密，渲染了一片荒凉、寒冷、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叙述了行役不已，人马饥饿困乏，只得取薪凿冰而充饥的险恶处境；还直接袒露了故园之思以及欲归不得的无奈和忧伤。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评曰：“曹操为何在胜利的行军中做此情绪反差极强的诗篇？难道他不怕自沮了军心？合理的答案恐怕只能从曹操的性格特征、情绪类型和趣味爱好方面求得解释，那就是他对眼前的这场战争怀有必胜信心，胜券在握，强烈的自信和底气，使他感到不必再以豪言壮语来激励士气。”[19]徐先生从中读出“强烈的自信和底气”，是颇为妥帖的一种解释。

应该说自信、向上的精神内质是汉末三国文人战争诗作一个显著的特征。曹丕的战争诗就体现出自信、向上的奋进精神，如《至广陵于马上作》。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20]

曹丕在登基之后，对内修明政治，对外伐吴征蜀。尽管孙权曾经做过遣使称臣的表面文章，但割据江东，成为实际霸主。黄初六年（225）八月，曹丕亲自征吴，十月抵达广陵，临江观兵，于马上而作此诗。后因天气大寒，水道结冰，舟船无法进入长江，只得退兵而还。潘啸龙先生曾分析此诗曰：“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以下，诗情出现了顿跌。曹丕毕竟是一位政治家，炫耀军威只是一种姿态，内心其实并不急于与孙权作战。”[21]这仅是从诗句字面上的理解。细考当时的现实情况，可见曹丕此时撤兵，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一是天寒地冻，舟船无法行进；二是孙权凭借长江天险，实在难以攻破。实际上，曹丕是迫切希望出兵平定孙吴的。此次出兵之前，辛毗、鲍勋等人都曾谏止曹丕征吴。《三国志·辛毗传》载：

辛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不从。[22]

又《鲍勋传》载：

勋面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今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帝益忿之。[23]

曹魏谋士多从当时魏吴的现实形势出发，认为此时曹魏尚不具备讨伐孙吴的条件，而孙吴凭借长江天险，不可能一战而定，但是曹丕仍然执意举兵南征。因为此诗作于马上，风格慷慨，境界开阔。开篇首先写江水浩荡浑阔，显出长江此一天然屏障的险要；其次写戈矛林立，兵多将广；最后写出军人浑身是胆，意气昂扬之士气。其后化用《诗经·河广》“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之典，表现出我方将士藐视一切的英雄气概。“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则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补足锐不可当的气势。接下来连用三个例证作为“不战屈敌虏”的不朽典范。第一例“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指当初周族传续至古公亶父时代，饱受戎狄威胁，只好从豳迁至岐阳，然而这正是后来代替殷商的开始。第二例是晋楚鄢陵之战后，郑伯依旧背叛晋、鲁、宋、卫、曹等国，于是孟献子献计，在虎牢一地筑城，郑国被迫求和。第三例“充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是指西汉派赵充国征伐羌族之先零，他在破先零之后，屯田罢兵。“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则是曹丕构想的一个辉煌蓝图，希望在淮泗这个广阔的平原地区，兴农屯田，建都于徐州，并等待良好时机，统筹计划可行之权谋策略，一展宏图大业，使全军欣悦欢畅，而不会如《东山诗》一样忧伤。曹丕在此诗中，呈现出身为一国之君，六军统帅之威风凛凛、气吞山河的气概及其尚武精神，展现了阳刚之美。沈德潜《古诗源》评曰：“本难飞渡，却言一苇可航，此勉强之词也。然命意使事，居然独胜。”[24]巧妙道出了诗人积极之情怀与无奈之情境的微妙关系。

三国战争虽然多由曹魏发起，但是曹魏与孙吴的战争，并没有取得胜利，双方处于拉锯状态。而且这期间常伴有瘟疫出现，因此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尤其军队的生活状况当是非常辛苦艰难。曹操、曹丕的战争诗都直面残酷的现实，形成了悲凉的诗歌格调。然而，曹操战争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则直接表现了壮阔的胸襟和包举天下的自信，使曹公古直苍凉中又包含着慷慨壮烈的怀抱。曹丕战争诗在便娟婉约的抒情中也浸透着昂扬自信的情怀，同样具有慷慨悲凉的特征。

与曹操相比，曹丕战争诗纪实性已经逐渐减弱，抒情性逐渐增加，这既与身世经历有关，也与个人气质个性有关。所以在诗歌史上，人们普遍认为魏武上承汉响，文帝下开魏音。曹叡战争诗基本沿着曹丕诗风发展而来，其描写征战的场景虽也恢宏雄壮，但纪实的笔法较少，夸饰的色彩浓郁，因此具有更为浓郁的文人气。这从上文所分析的《苦寒行》《棹歌行》就可以清楚看出。然而其《善哉行》则在夸饰性的描写中一扫悲凉格调，呈现出一种慷慨之音。其诗曰：

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练师简卒，爰正其旅。

轻舟竟川，初鸿依浦。桓桓猛毅，如罴如虎。

发炮若雷，吐气如雨。旄旌指麾，进退应矩。

百马齐辔，御由造父。休休六军，咸同斯武。

兼途星迈，亮兹行阻。行行日远，西背京许。

游弗淹旬，遂届扬土。奔寇震惧，莫敢当御。

权实竖子，备则亡虏。假气游魂，鱼鸟为伍。

虎臣列将，怫郁充怒。淮泗肃清，奋扬微所。

运德耀威，惟镇惟抚。反旆言归，旆入皇祖。[25]

本诗拟用乐府旧题，共分九解，分别写整装待发、舟师出征、战斗激烈、军容威壮、长途行役、威震敌胆、蜀吴瓦解、士气高昂、将士凯旋。从“权实竖子，备则亡虏”句看，此诗并非叙述或描写一次真实的战役，而是运用想象，虚拟战争场景，因此缺少类似其父祖战争诗的真实性。“我徂我征，伐彼蛮虏”交代此次出征的原因，在于讨伐蛮虏。“练师简卒，爰正其旅”，讲述出征前买马厉兵，挑选勇敢的士兵使其训练有素。特别是“轻舟竟川，初鸿依浦。桓桓猛毅，如罴如虎。发炮若雷，吐气如雨”等句，描写军队出征的恢宏场景，船只布满江面，军队如熊似虎，炮声如雷，吐气如雨，百马齐辔，也不乏浮夸的成分，因而也失去一种真实感、画面感。但是，此诗已经淡化了征战的悲苦，而凸显胜券稳操的自信，诗风由慷慨悲凉走向壮阔飞扬。

战争诗在曹植作品中并不占重要的比例，但他早年长于军旅之中，随曹操东征西讨，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身份，使之始终怀抱建功立业的梦想。其《与杨德祖书》曰：“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26]其代表作《白马篇》，正是这种功名理想的诗歌表达。诗曰：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27]

此诗是曹植早期代表作品。此时的曹植负才自傲，任纵飞扬，随父亲南征北战，在政治上，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此诗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首先分别从游侠的身份、声望、妆饰、勇武动作等方面，概括描述了驰骋西北边陲的雄姿英发的游侠形象。其次从精湛的骑技、高超的箭术、非凡的身手三个方面，具体描写了游侠超凡绝俗的武艺。再次描写了游侠在边境紧急时，纵横驰骋，杀敌报国的勇武。最后描写游侠置身度外，公而忘私，奔赴国难，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作者借描绘北国少年勇士的形象，抒发自己壮心报国，视死如归，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游侠任纵飞扬的神采，慷慨激烈的情怀，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正是诗人早期自我形象的写照。《乐府诗集》解题曰：“《白马篇》，曹植《白马饰金羁》、鲍照《白马骍角弓》、沈约《白马紫金鞍》，皆言边塞征战之事。”[28]也可见出曹植《白马篇》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总体来看，四曹的战争诗皆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内容表达上呈现出由重纪实到重抒情的转变；在风格上展现出从慷慨悲凉到壮阔飞扬的差异性，但大都蕴含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质。其中以曹操拟乐府旧题的战争诗的艺术水平最高，有“诗史”之誉；曹丕的战争诗也洋溢着乐观的气氛，而曹叡和曹植的战争诗则有更多的文人气，较之曹操、曹丕的战争诗，淡化了纪实的色彩，表现出比较浓郁的主体性，这与他们各自的生平遭际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