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繁荣及背景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完成统一，共建立过大大小小三十五个政权。除了西晋朝有过短暂的统一，其余绝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持续的战争，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然而，人们在面临摧毁生命的战争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战争暴力的形式，有效地争取生存空间，获得生存资源。所以，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和争取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因而，战争彰显了极端环境下的人性，也蕴含着深刻的战争文化意味。从文学角度说，乱离的时代给战争诗文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文人从军的生活经历也为战争诗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汉末的社会动乱，直接导致曾经独尊的儒学衰微，文学从经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促进了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战争诗文创作有丰富的现实内容与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概括地说，世积乱离的社会、文人关注现实的主体精神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机遇，共同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诗文的繁荣。
一 世积乱离的时势：战争文学发生的社会动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据学者统计，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双方动用兵力在万人以上）就有五百余次。概括地说，这些战争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战争；二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包括其他民族政权对中原政权的战争以及其他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三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战争，这主要以少数民族起义、农民起义和流民起义为代表。[21]
（一）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
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战争史不绝书。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最大的战争就有如汉末董卓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西晋八王之乱、东晋王敦之乱、南朝皇室争斗等。
汉末大乱，董卓在乱局中独揽军政大权，他残暴异常，初入洛阳时，“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22]后来群雄声讨董卓，董卓挟汉献帝西迁长安，去洛阳时，“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23]可在声讨董卓时，群雄内部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难以协调一致，导致互相残杀。“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24]董卓被杀之后，其部将李傕、郭汜为其复仇，率兵攻长安，破城之后，赶走吕布，杀死王允，“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25]兵乱过后，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26]《后汉书·董卓列传》描述这场兵乱的结果时说：“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7]董卓之乱使最富饶的关中、洛阳一带民生凋敝，从此一蹶不振。董卓之乱完全平息之后，征战并未就此止息。在征讨董卓中逐渐兴起的各路军阀独揽军政大权，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为争权夺利，互相兼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军阀割据的混战中，逐渐形成了当时最为强大的袁绍和曹操两大集团。建安五年（200），袁绍率精兵10万南下。在此之前，曹操为避免腹背受敌，已先击溃与袁绍联合的刘备，并进驻易守难攻的官渡。两军对垒于官渡，相持数月。后曹军出奇制胜，歼灭袁绍军队7万余，袁绍父子仅率800余骑北逃。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袁绍则从此一蹶不振。连年征战，造成了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
西晋八王之乱自元康元年（291）始，至光熙元年（306）止，持续十六年之久。元康元年，贾后欲篡夺权力，与楚王玮合谋，发动政变，杀死辅政的杨骏，改由汝南王亮及卫瓘辅政。同年六月，贾后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旋即又以杀亮为罪名，处死楚王玮。贾后翻云覆雨，很快夺得最高权力。永康元年（300），贾后杀太子遹。不久，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废贾后，旋即杀之。永宁元年（301），赵王伦篡位称帝，改元建始，尊晋惠帝为太上皇。同年，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应之。赵王伦兵败被诛，惠帝复位。复位后，拜齐王冏为大司马，但齐王冏沉湎酒色，恣行非法。太安元年（302），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等讨齐王冏，住在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乘机杀冏主政。次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讨长沙王乂，进兵洛阳，但屡次被长沙王乂打败。永安元年（304），住在洛阳的东海王越联合部分禁军，擒长沙王乂，并将其交给河间王部将张方，乂被张方烧死。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在荡阴（今河南汤阴）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挟持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东海王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河间王颙，先入洛阳，再赴长安。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方告结束。《晋书》论曰：“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28]“八王之乱”使刚统一不久的西晋王朝元气大伤，无力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终于在永嘉之乱后不久，西晋旋即覆亡。
东晋王朝偏安江东，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却日趋白热化。帝王、宗室、重臣之间互相攻击，杀伐不断。东晋政权是由南北世族共同建立的，琅邪王氏势力最大，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南北世家大族共同经营江东，也必然导致南北世家大族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而且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斗争。虽然浙东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南北世家大族的冲突，但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始终没有止息。东晋先后爆发了王敦之乱和苏峻起兵。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攻下建康，公元324年王敦亡。王敦之乱平息后，又有苏峻起兵，当时成帝司马衍初即位，王导和庾亮辅政。公元327年，苏峻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南渡长江，攻下建康，“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29]，破坏也极其严重。经过统治集团内部的几次比较大的火拼，富庶的江东地区也变得积弱不堪了。
南朝四代的统治时间都比较短。相对于东晋，南朝皇室和门阀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帝王都以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为目的，刘宋朝以及后来的萧齐，都是皇室内部斗争相当严重的朝代。南朝初期的人们曾度过短暂的安宁时光，社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宋书·孔季恭传》曰：“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30]而到了刘宋末期，北魏南侵，南朝内部斗争却愈演愈烈，互相残杀。南齐王朝和刘宋王朝一样，王室内部不断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极为荒淫糜烂，王室内部骨肉相残，最终导致了南齐的灭亡。而代齐而起的梁王朝，虽有短暂安宁，但梁末的侯景之乱，又对社会尤其是京城建康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梁代也因此覆亡。
（二）其他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的战争
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总论中说：“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矣，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31]吕先生此论道出了五胡之乱后中原政权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对立的状况。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政权的战争破坏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西晋末年的刘渊乱晋，另一次是南朝梁末的侯景之乱。
由于西晋八王之乱的严重破坏，加之天灾连年，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入侵，晋永兴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起兵，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308），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即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徙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并派刘景攻打洛阳。在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大败晋将王堪，“沉男女三万余人于河”[32]。永嘉五年（311），汉将刘曜等攻入洛阳，“焚烧公庙，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33]。建兴四年（316），刘曜逼近长安，导致长安“内外断绝，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34]。此后不久，西晋灭亡，自此中国逐步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东晋建立之后，中原地区已沦丧于胡人之手。虽然皇室及大多世族只想偏安江南，然爱国之士每每以北伐中原、恢复失土为己任，先后出现了祖逖、庾亮、殷浩、桓温、谢安等人壮烈的北伐之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桓温和谢安的北伐。但是他们的北伐行动最后都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因为连年征战，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凋敝。
刘宋与北魏的战争，最重要的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刘义隆北伐以及随之而来的拓跋氏南侵。刘义隆为了北伐，几乎倾举国之力。史载：“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35]另外，又“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36]。这场战争，耗费了刘宋大量的人力财力，其影响十分深远。公元450年，魏太武帝亲自率兵十万余攻宋，宋将陈宪艰苦抗战，魏军一度败退。是年七月，宋文帝继续北伐，而北魏太武帝也发兵百万，渡过黄河应战，宋王玄漠率兵攻打滑台，被魏军击败。刘宋军队自此节节败退，结果以宋文帝“献百牢，贡其方物，并请和”[37]而告终。双方均损失惨重，就连战胜的北魏也是“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而刘宋“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38]。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创伤。而刘宋自元嘉初年数次北伐，将近三十年，“师帅无功，每战必殆”，这显然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于是这也成为刘宋朝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朝内讨论北伐时“同议者少”的重要原因。史称：“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39]国家元气大伤。
南北朝时期，其他民族对中原政权破坏非常严重的还有侯景之乱。侯景，本为羯人，性格狡诈多变。梁太清二年（548），侯景领兵从寿春南下，直抵长江，准备攻打梁都城建康。梁武帝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势下，命令萧正德保卫京城，却未曾料到，萧正德早已与侯景勾结叛梁。萧正德引叛军入建康，包围台城，双方展开拉锯战，相持一百三十多天后，台城陷落，叛军入城。繁华的建康城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劫难之后，“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40]。侯景之乱的影响范围非常大，甚至蔓延到南方的江浙一带。这些地区经过东晋以来的不断开发，已经成为最富庶的地区，但乱后也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41]。侯景之乱破坏的影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陈代建国，建康城仍然没有恢复元气。《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金陵记》曰：“侯景之乱至于陈时，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42]可见侯景之乱对南方经济生活造成严重破坏。
（三）各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也发生过多次争夺，其间不仅有利益的争夺，甚至还带有民族之间的仇怨，因此对民众生活的破坏性更为巨大。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有三次战争。
一是前后赵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六年之久。前赵和后赵之间的矛盾颇为复杂，长期处于战乱状态。规模较大的战役有两场：一场发生在太宁三年（325），前赵中山王刘岳率军攻打后赵的盟津、石梁二戍，攻克后，斩杀五千余人，进而包围后赵石生于金镛一带。后赵石虎率四万人前来救援，在洛阳以西大败刘岳及前来救援的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43]。另一场发生在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四万人攻下前赵的河东地区后，接着攻打蒲阪，前赵刘曜率十万人前来救援。在高侯，两军展开激战，石虎大败，“枕尸二百余里”[44]。刘曜乘胜包围了洛阳，同年十二月，后赵石勒亲临前线督战，在洛阳西与刘曜展开激战，这一次前赵军大败，刘曜被活捉，“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45]。次年正月，关中大乱，后赵入长安。
二是后赵末年的冉闵之乱。石虎死后，后赵内部发生大乱。史称：“子孙争国，上下乖乱。中国之民，坠于涂炭。”[46]其养孙汉人冉闵，先后击败石冲、石苞、石祗等，登上权力的顶峰。掌权之后，为得到汉人的支持，对羯人展开大屠杀。“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故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47]永和六年（350），冉闵称帝，国号大魏，改元永兴。在邯郸大败石琨，在苍亭大败张贺度，在阴安乡斩杀靳豚。继而攻石祗于襄国，历时百日，未克，反遭到姚襄、悦绾、石琨等包围，四面围攻之下，冉闵大败，“将士死者十余万人”[48]。此后，中原陷入一片混乱。史称：“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49]
三是发生在鲜卑慕容部、羌族姚苌和前秦之间的战争。淝水战败之后，前秦兵力大损，国力大伤。太元九年（384），鲜卑慕容泓、慕容冲起兵反秦，次年攻陷长安。“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50]在西边，羌族贵族姚苌也于是年称王，次年杀前秦主苻坚，前秦灭亡。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建立过十六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战火绵延不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北魏统一北方后才有所好转。
大规模、长时间、高频率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普通民众生活日益凄惨，也成为文人创作战争诗文最为直接的社会动因。
二 文人强烈的现实意识：战争诗文发展的主体动因
文人从军无疑是连接文人与战争诗文创作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文人广泛卷入于战争之中，这是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笔者所见，目前仅有少量以王粲从军经历和《从军诗》为研究对象的文章[51]，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文人从军问题关注得还很不够。魏晋南北朝“文人从军”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随军出征；二是作为统帅和将领带兵征战。这都为文人创作战争诗文提供了重要的题材源泉。
（一）魏晋南北朝集兵制度
战争是国家的重大事件，军人、兵士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在社会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执干戈以卫社稷”[52]，是民众义务和权利。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选拔官吏则多“文学之士”。《汉书·公孙弘传》云：“元朔中，（弘）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53]汉武帝公开宣称“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则是重文轻武的一个表现。东汉统治者则继承了汉武帝的这一方针。《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54]因此，东汉一朝，仕进的重要途径是明经而不是军功。东汉统治者的政策，使得汉末黄巾乱后，国家军队迅速瓦解。
曹操集团在战乱中崛起。曹操掌握政权后，将国家编制的人口分为郡县民、屯田民和兵户三个部分[55]，由此保证了国家的兵源供给。曹操对将士关怀备至，建安七年（202）春正月，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56]《资治通鉴》载：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57]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无法保证粮食的供给，军人“饥则寇掠，饱则弃余”，而“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由此可知，在曹魏初期，兵户的地位至少并不劣于郡县民和屯田民。到了两晋南北朝，兵户的社会地位才呈现出种种复杂性。[58]而且当时的孙吴政权、蜀汉政权也有比较稳定的集兵制。自曹魏之后，两晋南北朝虽然也偶有募兵，但那大多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而集兵制度在这一时期其实是相对稳定的。永嘉南渡后，东晋兵户则基本上由社会的低贱阶层组成，他们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兵户制度也仅作为对犯法者惩治的法律手段而存在。南朝沿袭东晋之制，兵户的地位也很低下；北朝则建立了成熟的府兵制，其武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毋庸置疑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稳定的征兵制度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北朝《木兰诗》中描写的场景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由于集兵成为制度上的规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也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
（二）文人从军与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繁荣
胡云翼先生在其《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强调了研究战争文学的重要性。他说：
若是我们的观点，从现在上溯至上古史去，我们便立刻发现过去的世界史不过是几十百个民族相互争斗，几十百个国家兴亡交替的历史。在我们的国度里，那浩如烟海的廿四史，不过是一部战争史；四千年的兴亡替废，也就是战争在那儿作祟的结果。既经战争贯穿了一切历史的脉络而支配着历史的变迁，那么战争文学也就跟着占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了。[59]
这段论述用于阐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文学的重要性，与实际情况也十分契合。据粗略统计，该时期战争诗共200余首，劝战止战文100余篇，檄文60余篇，武功赋10多篇。可见该时期战争诗文的创作数量已经非常可观。而文人从军无疑是沟通文人与创作的重要连接点。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为文人从军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土壤。
王瑶在《中古文学思想》中说：“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的更长久的分裂。汉末的离乱，是由东汉中叶以来多年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病态腐蚀所演变成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农村破产、政治腐化，权力集中在少数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统一局面崩坏的因素。”[60]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使得传统文人不能再纯粹凭着经史之才谋求政治上的前途。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下求贤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61]治国用兵的才能，成为曹操招揽人才最重要的标准。曹氏父子皆有文才，《三国志·武帝纪》言曹操“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62]。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曰：“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63]这也说明了曹操笼络文士的过程，但是曹植本人并不将自己与这些文人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眼中，“今世作者”不过是曹氏一门的掾属，他以贵公子的身份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品评这些文人。与曹植的态度相应的是，“今世作者”依附于曹氏，也是希望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这里，传统士族所凭借的道德以及“明经”之才都不再成为其入世立功的最重要标准，曹操所树立的是一种新的法治精神。由此，魏晋以降，文人依附某一政治集团时，心所向往的是社会政治而并不是专意做一个文人，属文只是仕进的方式，并不是职业。汉末三国如是，两晋南北朝亦如是，战乱的环境为士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可能，刺激了士人强烈的功名愿望，文人纷纷投身于军旅，虽然他们大多未能真正通过这种方式博得功名，甚至有些人还成为乱离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是这种生活经历却玉成了他们在战争诗文创作上的辉煌。
汉末王粲依附刘表时，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郁郁寡欢；陈琳一生三易其主，都是为了谋求政治上的未来。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基本都有从征的经历。如曹操南征荆州时，陈琳、徐干、刘桢、阮瑀都相随。于是他们将战争题材不断写入文学作品，如王粲《从军行》五首，歌颂曹操征伐；陈琳归附曹操之后，曹操甚爱其才，并让他和阮瑀共同起草军国书檄，陈琳《檄吴将校部曲》及《神武赋》等名篇，都是在归附曹操之后所作；阮瑀《西征赋》《纪征赋》等作品也是其生活经历的真实抒写。陆机兄弟在吴亡之后入洛，张华赏其才华，赞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64]，但是陆氏兄弟考虑最多的是其政治上的前途，因此二人“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65]，最终也成为当时政治乱离的牺牲品，这一切也正成为其反映时事的诗歌创作的直接触动力。再如南朝鲍照因“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66]。鲍照一生行事都在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努力，其诗歌多为寒士不平之鸣，他的拟乐府诗歌也成为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连接点，他在乐府边塞诗上的成就与其关注军事战争的人生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三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战争诗文繁荣的内在因素
魏晋南北朝被认为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人的自觉时代。魏晋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自觉的核心是脱离政教的束缚，这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上都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使魏晋南北朝战争文学在题材上、思想上和形式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一）人的觉醒
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67]李泽厚也说：“汉帝国的灭亡和持续的大动乱，使得统治阶级饱尝了战乱之苦，骨肉分散，颠沛流离，许多人在战乱瘟疫中死去。到了魏晋，统治阶级内部不择手段的互相争夺，西晋的灭亡和北方统治阶级的逃亡南渡，更继续加深着对儒学的信仰危机。……从汉末到魏晋，既产生了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痛苦的感伤和思索，但又并未堕入悲观主义，仍然有着对人生的执着和爱恋……除去种种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之外，使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个体的存在推上了重要的位置。历来儒家特别是汉儒都不断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于群体、社会，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则不然，它对这种思想提出异议，表示怀疑以致批判，它要重新去寻求和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68]
刘劭《人物志》，把汉代重节操的“清议”发展为魏及其以后重才能、个性的人物品藻，对“英雄”的推崇取代了汉代对“贤良方正”的赞誉，表现了对人本身的重视。当然这一时期“人的觉醒”，并不意味着儒学传统的消失；只是相对于两汉，经学对人的思想束缚解除了，作为士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正统思想失去了普遍的约束力，而新的一统思想还没有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个人信仰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但这种思想的多元化，刺激了人们内心重情感、重个性的独立思想的产生。人的觉醒首先是文人的觉醒，而“为文”又是文人区别于一般人的最重要特征，人的觉醒刺激着文学的发展。魏晋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二）文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真正的文学自觉时代。两汉时期文学自觉的意识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是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文学独立的痕迹：一是史书开始为文学家专门立传，如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班固《汉书》有《司马相如传》；二是文人著述开始有了个人生命意识的投入，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以英雄般的气概延续着精神生命，暗含着对写作者独立人格的肯定；三是一些专门的文学理论“专著”也开始出现，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均是针对具体作品集的评价。然而总体来说，两汉时期的文学趣味还是“功利主义”的，是儒学的政治化、社会化带来的文学思想。汉代文学理论家既强调个性，又归结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则在承认文章经国治世之功用的同时，更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文学开始从附属于经学的地位中独立了出来。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69]这里所说的“文章”，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文学，却也包含文学在内。能够将文章的价值看得超越有限的生命，成为作者立身扬名获得“不朽”的途径，可见文学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杨修《答临淄侯笺》亦曰：“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70]他也是注重文章流芳千古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学批评方面取得很大发展的同时，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罗宗强先生说：“自建安以迄陈朝的终结，其中的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大趋势是由功利走向非功利，是重文学的艺术特质。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学不断发现自身特征的过程。”[71]此论可谓精当。
（三）文学自觉对战争诗文创作的影响
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也使得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创作呈现出特殊的面貌。概括起来主要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内容上，作家对乱离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体验。魏晋时期，作家们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对战争进行了各方面的生动表现，他们表达时代的悲怆之感、背井离乡流落无依的悲苦之情。他们歌咏战争，继承了汉末《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传统，抒发情感摆脱了传统“诗教说”的束缚。至建安时期，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文人，他们都能以主观的精神烛照现实的世界，曹操感叹“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苦吟“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两相对照，似乎感觉不到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与普通文人身份地位的区别，他们的诗歌都能够直抒情意，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均与政治教化无涉。两晋时期的战争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相对平庸。西晋前期的战争诗以颂美为主要特征，中后期则表现出对建安战争诗风的回归。东晋以后，虽也偶有“神州陆沉”的感慨，然而在玄风的浸染下，战争题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理性的沉思替代了激情的描述，战乱也往往作为一种背影投映于诗歌之中。南朝时期，由于文人较少从征经历，因此他们的战争诗多为拟作，其营养取自经籍史传，因此诗多以想象代替了现实，用典代替了直抒胸臆，甚至柔媚的宫体题材也开始进入战争诗的领域。虽然各个朝代的作品在内容上各有差异，但是在这个大战乱大分裂的时代，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离政教越来越远，偏离现实也越来越远。
第二，在艺术审美上，由于文学自身价值不断被发现被重视，作家们在创作和批评上都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不仅有汉末曹魏文人对慷慨悲凉之美的孜孜追求，也有两晋文人战争题材的乐府诗和拟乐府诗在表现技巧上的新的探索，更有南朝时期众多文人在拟乐府战争诗中有意汲取前代文苑的英华，既部分地掩盖了由于生活贫乏而带来的内容苍白，也形成了战争诗的创作由纪实渐渐走向经史化的审美倾向。虽然有着复杂的时代和个人原因，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文人文学素养的提高以及对文学创作技巧的日趋重视也是重要的因素。战争文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种言说方式，其中“引经据典”“寓言方式”等原非文章固有的言说方式，也逐渐为战争文所汲取，这也说明这一时期文体之间的渗透加强了。另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檄文，在文体功能、表达模式等方面都趋于定型，这一方面是时代使然，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文体分类的日渐明朗以及作者们对各文体功能的明确认识和理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