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全书结构及主要观点

本书以前贤时彦的丰富研究成果为基础，借鉴前辈学者在战争诗文领域的可行性研究方法。在整体构想上，一方面关注战争诗文发展的“史”的脉络，同时避免重复研究和流于简单的描述，而是力求在纵向考察中寻找出战争诗文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十分注重诗文作品的文本解读，注意运用编年学和地域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作品与当时战争事件、社会思潮的横向联系。由此，笔者将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定位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献。包括对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及作者的梳理，对少部分作品写作年代的重新考证以及个别作品真伪的辨析，这也是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二，文化。紧密联系史料，对战争诗文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解读，探讨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精神内核。这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对战争诗叙写方式的整理，探讨各时代文人不同的战争观和对战争的不同表现，简言之，从汉末三国到南北朝，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诗人与战争本身的距离变化、诗人心态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使得诗人对战争的叙写呈现出“写实—超越—想象”的发展轨迹；二是拈出论战文中文士劝战和止战的文章，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探讨各时代士人的政治诉求、价值观念和国家民族观念。第三，文体。以战争为视角，从魏晋南北朝众多诗文作品中拈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檄文和武功赋。檄文在魏晋南北朝已经成熟并趋于繁荣，笔者分别对其源流、文体功能、表达模式及其反映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集中的探讨，明确檄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典化进程；武功赋是赋体文学的一类，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集中于建安时期，虽然留存作品不多，但是这一时期武功赋作在赋体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意义。以上三个方面的目标有机融合于文章中的各个章节，但又各有侧重，比如重点探讨文体的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檄文研究）和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武功赋考论）其中又涉及文献的考证和文化的考量；重点探讨战争诗叙写方式和时代特征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其中也涉及诗人战争观念的探讨；重点探讨文化的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的文化阐释）又会涉及作品创作背景的考证。按照这个总体构想，笔者拟完成以下六个论题。

一 汉末三国战争诗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歌题材。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兵祸连年，战争诗歌的创作群体庞大、作品数量激增，且内容多变。文人诗、朝廷所制鼓吹曲辞以及歌辞谣谚皆涉及较多的战争题材；诗人又多有从军经历，大多都有战争诗作留存，且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本部分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四曹的战争诗；第二，王粲的《七哀诗》《从军行》；第三，三国后期文人的战争诗；第四，魏吴鼓吹曲辞中的战争题材；附论为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题材的民间谣谚。通过众多战争诗歌及历史背景的综合分析，指出历史纪实性与直接抒情性是三国战争诗最基本的特征，这与该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有着深刻的关联。

二 两晋战争诗

两晋时期，虽然战争也一直连绵不断，但是由于两晋诗人在思想上缺乏三国时期诗人强烈的历史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战争诗的创作相对较少，但依然有自身的独特的叙写方式。西晋前期表现平吴之战的诗歌更多停留在歌颂的层面上，而潘岳、陆机、张协等的战争诗歌，或写乱后的景象，或写远征的苦辛，或写戍边的乡思。至永嘉之乱后，刘琨出镇北方，苦撑危局，直面惨淡的北方战乱，写了悲歌慷慨的战争诗篇，表现出对汉末建安战争诗歌传统的回归。永嘉南渡后，东晋初期的文人面对两都沦陷的时局，还时有“神州陆沉”的感慨，然而玄风的浸染，使东晋战争诗很少能够直面战乱的现实，描写苦难的人生。战乱往往只是作为一种背影投映于诗歌之中，陶渊明是其代表。本部分主要讨论以下问题：第一，西晋初期的战争诗。第二，西晋中期的战争诗。除少数作品外，在整体上，无论是诗歌的气象还是诗歌的格调都缺少建安战争诗刚健昂扬、慷慨任气的风骨，诗人开始注重写景和铺陈。第三，西晋后期的战争诗。以刘琨为代表，他的战争诗慷慨悲壮，表现出对建安风骨的回归。第四，东晋十六国的战争诗。东晋诗歌主要以玄言诗为代表，关注现实的诗歌很少，以《游仙诗》名世的郭璞有战争诗传世。十六国战争诗今可考者唯有张骏一人，而以诗歌折射现实动乱的陶渊明是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写实性的淡化，超越性的增加，是这一时期战争诗的基本特征。第五，晋鼓吹曲辞中的战争题材。傅玄所制鼓吹曲辞已经透出初步的经史化倾向。

三 南北朝战争诗

南朝四代的统治时间都比较短。南朝诗人，除了少数以外，大多没有真实的从戎经历，因此，其笔下的战争多是依据经籍史传而生发的艺术想象，笔者将其称为“经史化倾向”。本部分主要论述以下问题：第一，刘宋朝的战争诗。包括刘宋君王和文臣的战争诗歌，写实与代拟并存。第二，齐、梁、陈的战争诗歌。这三朝的战争诗分为纪实类、咏史类、乐府类、宫体类分别进行论述。第三，南朝鼓吹曲辞中的战争题材。指出南朝鼓吹的战争题材、功能变化和内容新变。第四，南朝战争诗的经史化倾向。第五，北朝战争诗的尚武精神。北朝战争诗数量较少，但是成就较高。分为本土诗人和由南入北的诗人（王褒和庾信）分别论述。在民歌创作方面，《木兰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影响尤为显著。而且北朝战争诗风格刚健有力，下开隋唐战争诗之先风。

四 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的文化阐释

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战时统治者往往会召集大臣讨论战争发起的合理性，于是出现了很多劝战和止战的文章。这类文章描写的止战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罢战为目的的止战；另一类则是战争过程中为战略上的需要暂时的止战。这些文章很多成为经典篇目，但是学界目前对这些文章背后的文化意义讨论得还很不够，而且也存在不少有失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本部分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的创作概况。通过列表的形式，直接呈现该时期战争文的创作情况。并指出战争文的创作在创作主体、创作时代、主体倾向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性。第二，魏晋南北朝劝战文的政治诉求。以时间为线，指出劝战文在各个时代体现的不同政治诉求。第三，魏晋南北朝止战文的价值观念。止战文往往并不是怯懦思想的表达，而是承载着深厚的民生观、历史观、通变观、华夷观以及逐渐融合的地域观念。第四，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的言说方式。细考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作者为达到自己的说服目的，大致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依据经典文献，并对经典的意义发挥；灾异论战，运用宗教、灾异、符瑞等工具，达到说服统治者和争取民众的效果；寓言止战；等等。言说方式是传统文化沉淀于言说者内心的表现。我们考察劝战止战文的言说方式，有利于进一步认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战争观念和文化心理。

五 魏晋南北朝檄文研究

目前檄文研究在学界已经粗具规模，但是重复研究较多。本部分仅仅是就当前学界薄弱之处作进一步的阐发，对笔者认为确有见解的地方进行重新的审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檄”字辨义。指出“檄”字的语义变化以及与“檄文”文体的联系。第二，檄文的文体功能及其演变。通过对《文心雕龙》所论檄文文体功能的检讨，结合出土文献，指出檄文文体及其功能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演变过程：从“誓军”之辞到一般的政府公文（包括军事文书）；再由广义的军事文书到刘勰所论之狭义的军事檄文；而狭义的军事檄文又经历了从重在晓谕非敌对方以取得支持，再到“振此威风，暴彼昏乱”以震慑瓦解敌方的发展变化。第三，檄文的内容表达与文体结构模式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第四，檄文的“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的语词风格与“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的语体效果。第五，檄文的话语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檄文虽然首先是作为一种实用公文存在的，但实用公文亦表现书写者的思想观念。而且随着文人自主意识的增强，檄文不断吸收审美文体的诸种特征，魏晋南北朝檄文不断摆脱叙述的单一方式，议论、抒情的成分在不断增加，檄文有时也成为一种反映作者心意的文体了。檄文的话语依据呈现出由天命到人事的转变，这也深层反映了文人文化心理。第六，檄文的特殊文体体制。从两篇佛教《檄魔文》和唐王勃《檄英王鸡文》的创作背景考察，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檄文表达模式已基本定型，并纠正目前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檄文到了唐代基本定型”的说法。本章附录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讽谏主旨、创作背景和文化意义。由于《文选》的收录，《难蜀父老》影响甚大。而目前学界对于《难蜀父老》的研究，尚有诸多未尽之处，关于其主旨也有很多异说。通过对《史记》《汉书》中相关史料的细致分析，可知作于元朔二年（前127）的《难蜀父老》，主旨在于讽谏汉武帝在开发西夷上的犹豫态度。相如“不敢直谏，著书以讽”，一方面是出于对汉武帝改变决策、放弃开发的担忧，由此或将对自己的政治命运造成不可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反对派公孙弘的畏忌。从文化意义上说，在以“羁縻”的文化政策处理四边关系的汉代，相如此文为汉武帝的开边政策提供了文化决策上的支持。文章采取“以颂为讽”的表达模式，描绘了一个堪比大禹的“非常之人”的理想君主形象，并对其开展的事业进行大力的歌颂，以期借此达到讽谏天子的目的。若仅仅从文本出发，脱离本文创作的历史语境，缺乏对文体表达模式的体认，极易陷入阅读误区。《难蜀父老》讽谏意图与文本表达效果之间的强烈反差，正显示了这种表达模式的尴尬。“主文而谲谏”不仅是汉代诗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而且已泛化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创作理念，《难蜀父老》一文是对汉儒“主文而谲谏”创作理念的又一次自觉实践。

六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考论

武功赋是赋体的一个题材门类。武功赋兴盛于建安，嗣响于西晋，消亡于南北朝。虽然数量不多，质量也呈现出初创期的稚拙，但是从所发生的社会环境来看，却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文人心态、文风特点和社会文化心理。而且将“武功”引入赋作，遥接楚辞，拓展了赋的表现题材，为唐代武功赋的繁荣提供了一些借鉴。本部分拟讨论以下问题：第一，武功赋的起源。第二，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功赋的朝代分布，并探究武功赋集中于建安时期的原因。第三，探讨建安武功赋的艺术特征和精神内涵。与两汉赋相比，建安武功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抒情言志传统的复归。第四，建安时期武功赋兴盛的原因。第五，两晋南北朝武功赋的衰落以及武功赋创作的余响。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尽量做到还原历史语境，从当时人的文学观念出发，研究战争诗文。另外，注意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如战争诗文叙写方式的时代变迁、劝战止战文的言说方式、檄文文体功能的演变、武功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繁荣等。在学界目前着力较多的地方，则不求面面俱到，如关于檄文的源流及骈化倾向等，学界讨论已经不少，笔者希望能够提出并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研究过程中尚存在诸多困难，笔者力图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合理区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历史事件，并尽可能探究出该时期战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大限度梳理和甄别所见的历史文献材料，努力做到论述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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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242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84页。

[3] 可参见唐长孺《读桃花源旁证质疑》、劳干《桃花源偶记》、逯耀东《何处是桃源》等论文。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84页。

[5] （晋）孔晁注《逸周书》（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370册，第6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861页。

[7] 骈宇骞等：《孙子兵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页。

[8]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56页。

[9]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630页。

[10]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60页。

[11] 〔德〕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第2页。

[12]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123页。

[13] 佘正松：《中国边塞诗史论》，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4] 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出版社，1987。

[15] 张治安、翟新菊：《〈诗经〉征戍诗简论》，《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6] 张在存：《三国军旅诗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2页。

[17] 胡大雷：《金戈铁马 诗里乾坤——汉魏晋南北朝军事战争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29页。

[18]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9] 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20] 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出版社，1987。

[21] 朱大渭认为，魏晋南北朝之间的战争，除去农民战争之外，其他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派政治势力和割据政权之间的混战；第二类是一个政权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乱；第三类是各民族贵族之间的混战。详见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7页。

[2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2325页。

[2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2327页。

[24]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67页。

[2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2333页。

[2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2336页。

[2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2341页。

[2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九《诸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627页。

[2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苏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629页。

[30] （梁）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540页。

[31]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页。

[3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2742页。

[3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孝愍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23页。

[3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2834页。

[3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3047页。

[3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3047页。

[37]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139页。

[38] （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61页。

[39] （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61页。

[4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5018页。

[41]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2009页。

[4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5018页。

[4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698页。

[4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700页。

[4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745页。

[4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3092页。

[4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791页。

[4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795页。

[4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795页。

[5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3345页。

[51] 樊楚宇、江玉祥：《王粲诗风转变的标志——〈从军诗〉》，《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任慧：《浅谈王粲的〈从军诗〉》，《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胡大雷：《中古从军诗的叙写模式》，《柳州师专学报》2008年第4期；等等。

[52]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84页。

[53] （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620页。

[5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85页。

[55] 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第49页。

[56]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2页。

[5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1990页。

[58] 详见陈玉屏《曹魏两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59] 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第3页。

[60] 王瑶：《中古文学思想》，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第1页。

[61]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9页。

[62]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54页。

[63]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53页。

[6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472页。

[6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481页。

[66]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290页。

[67]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77页。

[68]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6～10页。

[69]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13页。

[70]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559页。

[71]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