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史的回顾

就目前搜集到的材料看，可以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借鉴和支撑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前贤时彦关于各代战争文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研究的论文和论著；二是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本身的研究成果；三是目前已有的众多考订和编年著作，包括文学编年史、学术编年史、历史事件年表等。这一切都为本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学界对战争诗文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20年代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出版，才提出“战争文学”的概念。胡先生对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其重点则放在唐代边塞诗上，内容也相当精炼，然而却开了现代学术史上战争文学研究之先河。[19]80年代以后，台湾学界开始重新关注战争文学，出现了以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为标志的研究成果。该书以时间为序，以纵向研究为主，对唐代初、盛、中、晚不同流派的战争诗几乎都进行了论述，不仅诗歌文本研究比较全面，而且注重史料依托和综合研究，在总结前人零散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战争诗”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此后，张娣明《三国时代战争诗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以多维视角探讨了三国战争诗歌。作者从当时社会状况、文学自身发展及政治因素探讨了战争诗产生的背景；将作家的生平际遇与战争诗创作数量结合起来考虑，重视作品本身在艺术上对前代尤其是汉赋的继承，总结三国时代战争诗歌在创作上的部分特征。作者主张在战争文学的研究上应注意将战争诗文的研究与中国文化和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即战争观念）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可贵的学术自觉意识。相比较而言，大陆学者对战争文学的研究显得略为滞后，但是就近三十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论题的研究亦渐渐呈现出一定的气象，以下分别述之。

首先，近年来出现了部分学位论文和专题论著，按研究对象的时间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诗经》战争诗的研究。较早的如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设专章讨论了《诗经》中的战争诗，分别论述了《诗经》战争作品中所呈现的厌战倾向、周人厌战的社会根源、王朝对外来战争的承受力以及战争所激起的历史运动；这也是将战争诗与当时历史事件结合得比较成功的研究成果之一。另外，作者还撰有《从〈诗经〉战争诗看周人的厌战及其历史根源》（《第一届〈诗经〉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亦通过对周人文化心理的探讨，说明了《诗经》战争诗多持反战观念的历史根源。二十一世纪《诗经》战争诗的研究更趋于繁荣。王轶《〈诗经〉战争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从文化艺术等角度对《诗经》战争诗进行综合研究，着重探讨《诗经》战争诗的类型和情感倾向、抒写特点、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艺术创造等。姜亚林《〈诗经〉战争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在还原《诗经》战争诗的本事和本义的基础上，研究《诗经》战争诗所涉及的军礼，探讨《诗经》战争诗的文学特征。王光睿《〈诗经〉战争诗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从主题与艺术两大方面论述《诗经》中的战争诗。此文将《诗经》中的战争诗分为三类，即对忠勇尚武精神的讴歌，由战争引起的多重心理矛盾的揭示，以及对战争的厌倦和由战争带来的自身命运的悲观迷惘；并认为《诗经》战争诗辞句高古自然、风格雄浑而意境壮远。其中，姜亚林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索诗歌本事，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第二，魏晋南北朝隋的战争诗研究。胡大雷《金戈铁马 诗里乾坤——汉魏晋南北朝军事战争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上卷“战争实录编”，探讨叙写实际进行过的中古军事战争活动的诗作，有统一篇、四境篇、观兵篇、纪功篇；中卷“尚武精神编”，叙写中古军事战争活动诗歌的精神内涵，有边地篇、民歌篇、任侠篇、游猎篇、文教篇；下卷“人文情怀编”，叙述中古军事战争活动诗歌中的人文情怀，有外交篇、和亲篇、从军篇、闺怨篇、诗人篇。全书整体性观照中古时期的军事战争诗歌，关注这些军事战争诗歌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注这些军事战争诗歌的各个类别的特点，如主题的理论内涵，其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等，概括其创作模式。从整体而言，胡大雷先生的著作进一步拓展了古代战争诗歌的研究范围，在文学观念上对后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性。佘正松《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明确了边塞诗的概念以及与军旅诗的区别，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以盛唐边塞诗为重点，上溯至先秦两汉，下及中晚唐，勾勒出了先秦至唐边塞诗发展之源流及变迁之轨迹，并且探讨了边塞诗研究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如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和忠君精神以及功名思想等。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战争诗》（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从汉民族的战争观出发，认为非战、慎战、以战止战是汉民族独特的战争观。在这种观念下出现的战争诗，饱含忧患意识。高学德《隋代战争诗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首先简要分析了隋代战争环境下世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其次以作家身份为依据对相关作品进行了分类赏析，考察当时各类战争环境下各阶层人物的具体心态，最后简略概括了隋代战争诗的艺术特色，并分析其对唐代战争诗的影响。第三，唐代及以后战争文学的研究。王福栋《论唐代战争诗》（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夏宁《康熙帝战争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虽说在研究范围上与本课题关系不大，但是在方法和视角上仍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迪。此外，王允亮《南北朝文学交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另辟专节，论述战争与南北文学交流的关系，注意到了战争在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对文学地理的影响。汪守德《中国战争诗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选取了先秦到近代的经典战争诗歌，并对这些诗歌进行了简单的解读，勾勒了我国古代战争诗歌的发展脉络。本书主要是作为一部鉴赏性的著作出现的，研究价值不是太高。

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些单篇论文。胡大雷《中古纪实性战争诗》（《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5期），分析了纪实性战争诗与边塞诗的区别以及纪实性战争诗的描写对象、情感特征和组诗形式。陈长琦《西晋的统一：中华文化大一统理念的胜利》（《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认为追求和倡导国家统一的文化，深刻影响着汉代和汉代以后的国人，它是当时国家虽经汉末的分裂、三国鼎立，但最终走向西晋统一的最重要的原因。王俊杰《战争奇观的诗话显现——论建安文学中的“战争美”》（《辽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主要论述建安文学中的战争美，认为战争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美，包括打上战争印记的自然奇观和社会奇观。雄奇的山川因军旅的涉入，也成为战争美的范畴，战争本体美经过作家这一中介环节而转化为文学美，这是战争促生出的独特的文学气象。任文京《论隋代边塞诗》（《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通过对隋代边塞诗、隋代历史和诗人出塞从戎的经历和地域文化、社会环境的综合分析，认为在南北文风融合的背景下，隋代边塞诗呈现出真实自然、生动鲜活、刚健雄武的总体风貌。文章最后论述了隋代边塞诗对于唐代边塞诗的意义。胡大雷《中古“从军”诗作的叙写模式》（《柳州师专学报》2008年第4期），总结了《从军行》的写作手法，或先点题后铺叙，或先铺叙后点题，或截取战争某一场面。孙桦、路雪彩《中西战争观差异的文化阐释》（《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从文化视角对中西关于战争根源认知、战争指导方略、战争手段运用以及生命观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剖析。王亚林《古代战争诗叙事视角探讨》（《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3期），分析了古代战争诗各种不同的叙事视角。《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多从正面歌颂天子的文治武功，是一种朝廷政治视角；《九歌·国殇》为祭祀为国死难的将士而作，蕴含着一种巫文化的视角；汉乐府诗歌中的战争诗反映了民间视角；杜甫的战争类诗篇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士人视角。吴怀东、李良《曹、孙集团在江淮地区的战争与建安战争文学》（《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将战争文学作品置于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之中，说明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构成建安文学及其慷慨精神的重要部分。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一文，结合唐代制度，论证文人入幕是盛唐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认为盛唐文人入幕不是个别现象，并通过论述唐代文人游边、使边及对边塞诗创作的作用，揭示了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关系。陈先生此文论据充足，论证充分，结论明确，将“文人—制度—文学”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在作家与边塞诗之间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即“文人出塞”。而这个“连接点”的发现，也是本文得以成功的关键。这对笔者找寻魏晋南北朝文人、战争、战争诗文之间的深层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张娣明《战争动乱中的陶渊明及其解脱之道》（《中国学术年刊》第廿三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以陶渊明仕宦期作品为范围，首先说明其对战争动乱的描写，并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探讨其表现出来的情感、寓意、事物含义；其次运用修辞学分析陶渊明如何在动静态、色彩、音律方面展现纯真的自然美感；最后整理出陶渊明对于灾祸苦难提供的解决之道。其结论是，陶渊明对于战争动乱并不直接描写其血腥暴力，亦不歌颂军功伟大，而是从自身的喜好出发，以纯真笔调写出对田园的向往，说明安贫乐道和隐世独立的快乐，并借由田园自然的平适和谐来安顿人心，使人达观生死，安于变化。此文对陶渊明写于战乱中的诗歌作品进行了表达方式层面的探讨，基本明确了陶渊明战争诗文的一个基本的表达倾向，对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拓展战争诗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史学界，魏晋南北朝战争也是众多学者用力很多的领域之一。魏晋南北朝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因此关于该时期战争事件考证和评述的著作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方面的成果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

综合研究成果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朱增泉《战争史笔记——三国至隋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等等。以上诸位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深刻研究，有助于笔者对纷繁的史料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线索，因此是笔者研究该课题非常重要的凭借和依托。

专题研究成果如下。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是将战争和文化结合研究的成功例证。杨国勇《宗教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则对中国古代战争中宗教所起的作用及作用机理，包括先哲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和对宗教消极作用的化解等问题，作了一些规律性的探索和阐释。杨天亮《论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主要战争及其影响》（《史林》1998年第4期），梳理了刘宋至隋约170年间南北对峙时期，南北之间的一百余次战争，并分阶段对重大战争进行了史学评价。蔡云辉《战争与古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历史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系统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盛极一时的古都咸阳、长安、洛阳、建康、开封等城市在战争的摧残下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此外，一些关于魏晋南北朝灾害、疾疫、官驿建置以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战争研究，因与文学研究关联不大，故不再详述。

其次，目前已有的众多考订和编年著作，包括文学编年史、学术编年史、历史事件年表等，这部分研究成果为笔者还原研究对象的时空坐标提供了重要借鉴。有代表性的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等等。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研究显然有赖于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历史、文化的研究，都趋于深入并且呈现出交叉和综合研究的态势，这对本课题的研究都是不无裨益的。

从以上对现有成果的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战争诗文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也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尚存在不少问题和相对薄弱之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数学者对战争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纯文学”的研究层面，不能够将“文学”观念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研究。即使是以“纯文学”视角研究战争文学，也是在战争诗歌尤其是边塞诗上着力较多，目前还很少涉及诗歌以外的其他文体的研究。

第二，研究范围不够平衡。从时间上看，涉及战争诗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先秦和唐宋阶段。学术界的注意力，或集中在《诗经》战争诗歌的研究；或集中在唐代战争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派的研究，而这类研究也较多关注边塞风光，对边塞战争研究相对薄弱，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诗文的研究成果更少。从研究对象上看，个案研究比较多，整体研究很少，系统性明显不足。

第三，研究深度有待开掘。少数论文虽然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与历史背景的关系，但往往也只是围绕着一些大作家如曹操、曹植、陆机等展开。而在具体研究中，多注意战争对诗人心态、文学创作和作品风格的影响，缺乏对诗人群体的整体研究和战争与战争文学关系的宏观观照。多数研究者的眼光或局限于题材，或局限于文体，或局限于传统文学观念。而研究眼光的局限又造成了研究不够深入、方法不尽恰当的缺陷，如部分研究者虽试图将战争文学与战争结合起来，但在具体实践上，又变成了文学研究与战争研究的简单叠加，出现了文学是文学、战争是战争的尴尬局面，对文学发生与文学再现之间的内在关系挖掘不深。

第四，研究观念相对保守。由于受传统研究观念和文学评价的束缚，研究者盲从前人对经典战事和战争诗文的传统评价，不能够以历史发展的宏大眼光看待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战争和战争诗文，对文本本身的解读尚不够细致深入，由此导致了对一些优秀作品的忽视和对一些战争诗文主旨理解的严重偏差。

通过以上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可见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无论从文本解读、文体发展，还是从文化意义等方面，都尚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如何打破传统的研究观念，从文本和史实出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诗文进行细致分析，如何正确把握战争诗文与历史背景的深层联系，从而探究其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成为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系统研究目前尚处于期待状态，因此笔者以“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综论”作为选题，旨在抽绎该时期战争诗文的发展线索及其与当时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层联系，探讨特殊历史背景下文体的发展以及战争诗文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