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陆政策”：统领多方战力的大战略

1868年，明治天皇发表《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在此侵略扩张野心之驱使下，日本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引领迅速崛起，在迈向军事帝国主义不归路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作为日本帝国大战略取向的“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虽在19世纪末才较为明晰地成为日本的国家大战略取向，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代。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之大成，首次提出了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最终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在丰臣秀吉之后，日本众多统治者及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思想于300多年间绵延不断且日益猖獗。[9]

1853年，日本在“黑船事件”后被迫开国，一度高唱攘夷的维新运动先驱者们经过一番审慎思考，一方面意识到日本无力废除英美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又通过鸦片战争看到曾被其视为“上国”的清朝已腐败衰弱。因此，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以丰臣秀吉大日本主义思想为蓝本，提出了向近邻和弱国（主要指朝鲜和中国）进行扩张以补偿受西方侵略损失的“海外扩张补偿”论。受其思想影响，一大批革新力量以“尊王攘夷”为旗号践行倒幕运动，事成之后建立了明治政府，并通过认可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旧约并依旧约模式签订新约而赢得了国际承认这一策略，为进一步推行“明治维新”运动打下基础。

以手握实权的“讨幕派”和作为国家标志的明治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在源于“海外扩张补偿”论提出的“布国威于四方”战略扩张思想指导下，开始旨在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明治维新：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10]；通过改革封建等级制，废除封建俸禄；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在法律上使得领主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还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三大政策。

“富国强兵”位居诸政策之首，其主要措施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常备军并不断扩充；“殖产兴业”的具体方针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有军工企业为主导，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开化”则是指大办近代教育，造就科学技术的骨干力量，以实现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和近代化。以此为契机，日本迅速崛起，并步上了国家发展的三条主线（“明治宪法”的制定导致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军国主义的发轫、大陆政策的形成）。三条主线如影随形，同时前两条主线又是第三条主线——日本“大陆政策”国家大战略浮现——发展的基础。

第一条主线是“明治宪法”的制定导致近代天皇制的形成。明治维新在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致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变藩阀官僚的专制制度；丧失特权的没落武士阶层屡屡发动叛乱；大批破产和贫困的农民对现实不满。这些力量逐渐汇集在一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便形成了一股要求民主权利的“自由主义民权运动”潮流。针对这一自由民权运动的冲击，当政者们提出了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等不同措施，并最终决定按照伊藤博文的建议进行应对。伊藤博文持“主权在君”论，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之权利，以君主之大权为其枢轴，凡为权利皆由来于此”[11]。一言以蔽之，伊藤博文主张以普鲁士宪法为模板制定日本宪法，最终使得主权属于天皇。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统治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近代天皇制的措施：扩大皇室财产，确立天皇制皇室的物质基础；制定新的华族制度，作为天皇统治的屏障；加强天皇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12]在此基础上，《大日本帝国宪法》，亦即“明治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诞生，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确立天皇绝对主义的专制君权制度；第二，有限制地赋予国民以基本权利；第三，规范天皇制国家机器的构成及其运行机制。[13]“明治宪法”形式上是君主立宪，实质上则是天皇保持绝对的统治权力，其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第二条主线是军事帝国主义的发轫。日本军国主义的发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陆军缔造者山县有朋积极阐述“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军国主义理论，明治天皇则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第二，军阀成立，同时确立了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而左右国政的国家体制。以山县有朋、西乡从道为代表的陆海军军阀，与伊藤博文、井上馨、松方正义等构成的“明治元勋阀”相并列，成为影响天皇制定国策的决定性力量，而军阀们则大体通过三个步骤积极构筑了有利于陆海军首脑把持中枢大权的国家体制：其一，明治初期一些官制和惯例为促成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体制的产生提供了条件[14]；其二，“明治宪法”的颁布确认了“统帅权的独立”[15]；其三，军阀山县有朋促成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出台[16]。至此，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帷幄上奏”以及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不仅作为日本帝国的国家体制确立下来，更是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第三，陆军首脑以颁布《军人训诫》、《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谕》为手段，炮制出一整套以封建武士道“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驱使军人、国民为他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效命。由此，日本开始迈向军事帝国主义的不归之路。

伴随上述两条主线出现的，便是日本寻求其帝国之路的第三条主线，亦即将明治天皇《御笔信》中提到的“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思想转化为可资操作的“经略大陆”战略——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

概括起来，“大陆政策”战略从酝酿到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五个步骤：第一步，参议木户孝允在维新初期提出“征韩论”，将朝鲜定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步，参议、萨摩藩军阀西乡隆盛在1873年策划武力“征韩”的阴谋；第三步，明治政府于1875年用武力制造“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继而又在“壬午兵变”之后，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从而使日本获取在朝鲜驻兵等一系列特权；第四步，日本参谋部于1887年拟订《清国征讨策案》，将“征服中国”列上议事日程。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的积淀，以及前两条主线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日本此刻处于如下形势：从政治上看，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明确指出“君权”高于一切——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不仅使得国民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有被卷入战争的可能，还使政府在推行侵略政策时有了特殊的保证；从军事上看，军国主义的发轫不仅使得军事部门的权力如日中天，更使其对外扩张的气焰趋于爆发的临界点；从经济上看，一方面，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为“大陆政策”的出台奠定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日本资本主义的过快发展，也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而无法容纳主要工业产品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内资源匮乏、工业原料和粮食供应远不足以满足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两大矛盾日益突出，这需要日本向亚洲大陆近邻扩张，以开拓海外市场，获取工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亦即呼唤“大陆政策”的出台；从社会思潮上看，自1885年福泽谕吉公开在《时事新报》上著文宣称“脱亚入欧”以来，日本的社会思潮就已经转向，国家主义、日本主义代替了一度风靡的自由民权论，从而为“大陆政策”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

基于此，日本迎来了“大陆政策”最终出台的第五步。1890年3月，山县有朋以首相身份，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清楚地写道：“窃以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守卫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军备之要诀，则专以此二线为基础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业已不足，必须进而防护利益线，不可不经常立于有利之地位。而如何防护利益线焉？也即各国之所为，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17]同年12月，他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中再次重申：“大凡为国，不能保护主权线和利益线，则不能为国。方今立于强国之间，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还必须保护利益线。”[18]

由此，守卫日本“主权线”（指日本的国界）与“利益线”（此时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在朝鲜，后来依山县有朋构想扩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性国策，便意味着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最终成形。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便向亚洲近邻朝鲜、中国东北和中国关内地区侵略扩张，以图最终实现大日本帝国之崛起的国家大战略目标，开始施行其“大陆政策”。

与此同时，日本在推行其国家大战略“大陆政策”出台的过程中，也相应地进行了初始战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力——的多方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