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瑞典东印度时期澳门的城市面貌

瑞典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于1739年建立，也因此与同时期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保持良好的交流和密切的联系。皇家科学院与东印度公司签有协议，在东印度公司的每次远航途中都会派遣有资质的年轻学生随船出行，他们担任绘制地图、辨认航向、撰写日记，以及收集皇家科学院研究所需动植物标本的工作。

这里重点要提到的是当时皇家科学院的一位年轻的研究员约翰·弗列德里克·道尔曼（John Fredrik Dalman，1727-1809），由于很早就在数学和地理方面表现出过人天赋，他被推荐跟随瑞典的“和平号”（Freden）前往中国。和平号于1748年2月19日起程，1749年7月11日返回哥德堡。

道尔曼在澳门生活期间记录下了他的所见所感。他形容澳门的地理位置是在海角一端，两面临海，一面是山，港口十分安宁，有大型葡萄牙商船停泊。在一座较高的山上矗立着一个堡垒，也是葡萄牙总督及其兵士们的驻地，“想要进入其中必须持有特别颁发的通行证。但堡垒看上去颇为破败，也没有什么炮台，从堡垒的位置很难对港口进行防御，只能做做样子而已”。[5]

道尔曼在介绍澳门的城市面貌时提到，澳门的道路崎岖且不规则，中间挖有供雨水排放的沟渠，上面用石板覆盖。房屋大多是一层或两层的结构，材料为石头或未经烤制的砖块，有大块的珍珠母窗户，窗棂大多由贝壳类构成。由于澳门大部分土地条件良好，适宜作物生长，所以蔬果和草药的种植十分普遍。城市中2/3的面积都是被石墙环绕的花园，种植最多的水果是香蕉和西瓜，很多人都将种植的水果运送到广州贩卖。

道尔曼特别提到了澳门当时建有11座教堂，以及若干所修道院，其中的一些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而有些教堂则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特色，很值得一看。他印象颇深的是“山顶的一座中式教堂，它修建了长长的宽阔的漂亮石台阶”。[6]

根据道尔曼的记载，澳门人口中，大约1/7是定居在此的葡萄牙人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其余的则是中国人。抵达广州的欧洲人在船离港之后就必须立刻前往澳门。而与居住在广州相比，居住在澳门的感觉要愉快和安定得多。

在抵达中国之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葡萄牙人独占了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因此在澳门积攒了大笔的财富，这里，人们用金子装饰房顶，用白银铺地。而实际上，澳门极少显露出富裕的迹象，而大部分财富掌握在除葡萄牙外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手里。那些富有的欧洲人在澳门过着惬意的生活，他们出行的时候会让仆人跟随，他们保留了欧洲人撑阳伞的习惯，同时也开始使用中国的轿子。

在澳门的很多欧洲人开始学习中文，但是要完全掌握中文需要耗费很多年的时间。这样的景象并不少见：一个传教士说拉丁文而另一个用西班牙语回应，因为他们都只会说自己的母语。

对于当时澳门敏感的政治形势，道尔曼也有过如下的记录：

所有居住在澳门的欧洲人都必须服从一名葡萄牙总督，但是中国人的事务归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官员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澳门居住的华人负责，同时也对总督的行为及举措起监督作用。因此，葡萄牙总督必须和中国官员和平友好地相处，否则他将会受到生活方面的威胁，这样的情况之后的确发生过。

由于夜间发生抢劫的事情，在澳门居住的华人对葡萄牙总督颇有微词，华人们提出，总督应该加强夜间防范和巡视的力度，对于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应该立刻逮捕。此后不久，两个华人深夜时分在街上行走，被巡视警员抓住，这两个华人奋力抵抗，在争执中，警员失手打死了其中一人，并以妨害公务的罪名杀死了另外一人。警员秘密将两人的尸体掩埋并绝口不提此事。而事发当晚有华人在屋外逗留时亲见了这一幕，在数天的沉默后，他向澳门的中国官员进行揭发，中国官员立刻传令葡萄牙总督，质问他是否知道两名中国人的行踪。总督矢口否认，中国官员将同样的问题重复多遍，并向葡萄牙总督提出，要么维护这两名被害中国人的权利，要么处置自己的两名葡萄牙警员。

迫于在澳门居住的中国居民的压力和当时的形势，葡萄牙总督在对两名警员进行审讯后，像对待犯事的中国人一样将他们押送至广州，人们不知道这两名葡萄牙人最后的处境如何，他们很可能在监狱中被囚禁多年之后释放。[7]

从这些文字记录中不难发现，18世纪中叶，欧洲人在澳门定居生活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他们不仅保留了欧洲的生活习俗，同时也很大程度地吸收了中国的传统习惯。而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的关于在18世纪时澳门是否已经被葡萄牙实行殖民统治的议题，道尔曼的叙述则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虽然葡萄牙总督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没有掌握与之相符的充分权力，华洋分治的局面已经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