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瑞典东印度公司概况及其时代特征

瑞典东印度公司（Svenska Ostindiska Compagniet）于1731年成立于瑞典哥德堡，是一家与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公司。虽然瑞典东印度公司只存在了83年，但它曾是18世纪瑞典最大的贸易公司。

促使瑞典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因素很多，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大北方战争使瑞典国力衰弱，而开展贸易被视为兴盛国力、复苏经济的有效方式；其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功运作极大地刺激了曾经称霸海洋的瑞典王国。然而，瑞典出口的大量木材和钢铁能否在对瓷器和茶叶的贸易中实现赢利，[3]新贸易公司的成立会否威胁到法国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业利益，都成为反复论证和富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从1626年提出建立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构想到1731年正式成立，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波折。

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瑞典东印度公司显然都不能与同时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相媲美，但在瑞典的历史上，东印度公司所体现出的意义还是十分深远的。从政治影响的层面上讲，瑞典东印度公司以其成功的运作展示了瑞典在航海和商业领域雄厚的实力，一度实现了与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共同分享远东利益的目标；从商业贸易的层面上讲，瑞典东印度公司依靠钢铁和木材从中国交易了大量的陶瓷制品和茶叶，从中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尤其是一些家居装饰品大量涌入瑞典，顺应了当时欧洲的“中国热”风潮，成为当时瑞典上流社会财富和品位的象征；从科学研究的层面上讲，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派遣随船远航的研究人员于中国逗留期间，在植物学、动物学、药学和医学方面积累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瑞典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此外，根据瑞典东印度公司所留存下的航海日志为基础所撰写的各类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对当时购自中国的各类古董古玩的研究也从未停歇。

一般认为，18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鼎盛时期，几次意义重大的远航也都发生在这个阶段。而在这将近70年中，清政府对外的贸易政策一直在调整和变化中：雍正皇帝于1727年（雍正五年）下令关闭浙江口岸，只准外商在厦门和广州两处进行贸易；1755年，即乾隆二十年，洪仁辉事件触怒清廷，乾隆皇帝认为外商在北方贸易有害于中国的民风国防，下令中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其他各口一概关闭，此后，中外贸易被局限于广州一隅，中外关系也因此进入了“广州商馆时代”。[4]而反观西方诸国的远东贸易情况，可以说此消彼长：18世纪初，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结成反法大同盟，促成了《乌德勒支和约》的签署，英国从此获得了欧洲霸权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实力迅速壮大，很快超越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了欧洲和远东国家之间的贸易，直到1785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广州满载而归的成功返航，才标志性地打破了英国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在英、美、荷等国争夺海上贸易霸权之时，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显得颇为尴尬，既不能大肆张扬军事实力或摆明政治立场，又希望能在远东贸易这块大蛋糕上分一杯羹，其处境确切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也正因如此，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很多航海日志中，我们能更为客观和公正地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

瑞典东印度公司运作时期，抵达中国的主要地点为：广州、黄埔和澳门。翻看瑞典当时的文献和档案可以发现，对广州和黄埔的记述重点在商业运作和交易记录方面，而对澳门的记录则更偏向于城市印象及个人感受。联系澳门当时复杂而敏感的政治特征以及中葡双方的政治角力，瑞典东印度公司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因此，我更愿意通过一些文件和资料，从一个侧面对澳门当时的社会状况做一个说明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