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与农耕

上文提到的“治水理论”，着眼于亚洲季风气候地区的生产基础——稻米农耕，并以此解释与欧洲不同的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社会特色。东亚的农耕是与畜牧业相分离的，家畜只是作为耕作的辅助者而被饲养。当然，猪的饲养是为了食肉用。这与以畜牧为伴、衣食也几乎全部依赖畜牧的欧洲农耕有着本质的不同。

即使单独比较农耕，两者也有显著不同。欧洲一年有着平均且适度的雨量，而东亚雨量则集中在一年的某个时期，而且不稳定，东亚气温又高，不仅需要治水和灌溉，还需要除去生长旺盛的杂草。欧洲的农耕粗放且简单，而亚洲的农耕则是集约型的辛苦劳作。因此，从这个观点来解释两者地域的特色，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根据这个观点，首先可以说，在畜牧农耕社会，土地人口密度小，而在不伴随畜牧的东亚农耕社会，人口密度高。这是因为畜牧农耕需要放牧家畜的牧场，而东亚农耕则没有这个需求。

稍微举个数字，在中国唐代的均田制中，分配给18至60岁男子的土地面积约为每人5.5公顷。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一家持有的标准土地面积约为12公顷。

中国的数字之所以比预想中的大，是因为其计算基于了当时使用牛犁耕作的华北旱田地带的耕作强度和土地生产力。而到了华南的水田地带，土地生产力虽是旱田的数倍之多，但耕作困难，农民一家的耕作能力大约为10市亩。

在以唐朝制度为模本的日本“班田制”中，分配给六岁以上男子每人两段①，分配给女子其2/3。因每家具有资格的人数不同，农民每家分得的土地面积也不同。即使完全按照这个标准分配，每家分得的土地恐怕也不会超过1公顷。这一数字之所以远远小于唐朝，是因为土地是水田，这与中国华南水田地带每家的耕作面积大体一致。

除了两个地域的人口密度差异外，在农牧社会中，畜牧生活培养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再加上要经常不停地寻找新的草原，孕育了开辟新生活场所的进取精神。而在农耕社会中，农耕技术由父辈兄辈向下传承，父兄成为农耕技术的指导者，他们在家庭内部的地位自不待言，在农村社会也受到尊敬，由此形成了基于年龄的社会秩序。顺从代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成为美德，耕种祖先传下来的土地，长期于农村之中封闭生活，形成了保守退缩的性格。此外，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的农耕还塑造了容易屈从和放弃的性格。

另外，在农牧生活中，围绕着牧地和耕地，不可避免会与其他部落民族发生争斗。为此，农牧社会看重能力且富有战斗性。而农耕社会则看重经验丰富的老人，为了收获作物，他们更期盼安定和平。

农牧和农耕给以它们为基础的社会赋予了不一样的性格。有人将统治日本民族的大和朝廷视作由大陆渡来的农牧骑马民族，并试图以此来追溯中日两国虽同为农耕社会但历史却不同的原因（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