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造物之奇

我们对自然界的复杂性只了解了很小的一部分。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都仍存在我们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东西。

总有待发现的新事物，只要我们开始探寻。

——大卫·阿滕伯勒[11]

宇宙的特点是富足。它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能量场，具有无限的潜力。但它不会扩展成任何具体的东西，因为它不存在“外部”空间。20世纪初，天文学家开始达成一个共识：遥远星系的运转速度和它们与地球的距离有着直接的关系。

简而言之，自大爆炸以来，宇宙一直没有停止扩张。因此，我们的生存范围不会像宇宙中的一根火柴那样缩减直至熄灭，而是会不断扩展。生命才刚刚开始，我们出生于这种不断增长、不断进化的富足状态中，怎能不去探索呢？

人类诞生在这样一个星球上，从我们注视地球的那一刻起，丰富的奇观就勾起了我们探索的欲望。我们成为探索者，是因为那些可以被发现、理解、征服并与我们产生联系的事物本身的价值。宇宙包含每个原子、每个星系，包含现存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宇宙没有中心，因为一切事物都在互相远离。这就是无限。我们无法看到一切，因为人类只能看见二维平面和三维空间。但是只要让思维展翅翱翔，我们就能理解这一概念，即在粒子中流动的永恒能量的推动下，数千年前曾发生的星际爆炸仍在神奇地持续并扩散着。生命的能量永远不会消散，而是转化成其他的形式，充满活力、不受限制。如果我们几个月不打理花园，再回来就会发现草木疯长；如果我们把芥末籽放在花盆里，5到10天后，萌生的动力就会让它发芽。21世纪，地球上已被记录的真核生物种类达到了180万种，但生物分类学家仍然认为，这仅占地球上可能存在的物种—从真菌到动植物—数量的15%至20%。我们星球的生物多样性表现为众多物种共同推动生命的发展。伊娃·恩吉吉奇博士是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女科学家，她经常进出黑暗的洞穴，就像女版印第安纳·琼斯[12]，有时还是悬挂在绳子上吊进去的。她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昆虫学家，专门研究甲虫的进化。她的探索热情还促使她参加了许多非生物学家的探险之旅，因为她知道，任何一个热衷于“冒险和发现”的人，“在看见人类从未见过、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名字的生物时，都会表现出科学家般的兴奋”。当丰富的生物样本带着自然进化的多样性像溪流一样涌向她时，她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决定。恩吉吉奇博士也有着顽皮的一面，她曾经把新发现的一种甲虫命名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13]，这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17年，在前往婆罗洲的一次考察中，恩吉吉奇和她的团队发现了六种新的甲虫，并且决定以迪卡普里奥的名字给其中的一种命名。这样命名不是因为其外形，而是因为莱昂纳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杰出贡献。迪卡普里奥甲虫是栖息在婆罗洲马廖盆地的一种长约3毫米的亮黑色水生甲虫。这种甲虫在海拔约1000米的一条小溪中被发现，被发现时没了前腿和触角，情况很不乐观。但在成为莱昂纳多的脸书（或“脸谱网”）头像之后，这种甲虫就出了名。非科学家发现新物种，这多亏了自然界的丰富性和探索者们的观察与见证。进行探索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所未知的未知。[14]这也是我们进入太空的原因。既然生命在一个星球上如此繁盛，为什么不能存在于其他星球上呢？

探索的反面是无知。探索是推动前进的动力，显示出人类揭示未来和解释宇宙的强烈愿望，并且与科学发现密切相关。地理探索在人类发展的几个世纪里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程，从政治权力与霸权统治的工具变成推动科学与人类认知发展的一门学科，也展示了我们灵魂的深度、展现了我们的梦想。如今，当人类探索南极洲与月球时，我们的努力已经超出了科学任务本身，因为我们意识到适应陌生环境对我们探索之旅的深远影响。我们越展现出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的适应力就越强，对于地外生活的视野也就更开阔。我们张开双臂迎接伟大，我们通过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来定义自己。

推动人类进行地理探索的因素从单纯的冒险演变为政治征服，乃至宗教扩张和对永生的追求。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到达了印度河及沿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的山脉。数个世纪后，恺撒大帝将罗马的范围扩大到地中海—“我们的海”[15]—之外的区域，并为降服北欧游牧部落而进行了地理和政治上的征服。罗马不仅要扩大地理统治区域，还希望提升它作为人类优秀文明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秦朝时期，秦始皇派方士徐福东渡以寻找长生不老药。[16]据记载，约为公元75年至85年的大希律王统治时期，一个孩子出生在犹太，众多探索者和冒险家为他而来。无论是为了追随天空中的星星还是被称为“圣杯”的圣物，众多崇高的基督教战士成为圣殿骑士，前往耶路撒冷保护宗教遗迹。随着一种文明的消失和新文明的出现与发展，我们的探索动机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如我们对新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样。

人们之所以发现了曾被称为“新大陆”的地方，是因为“上帝、金子和荣耀”的驱使而非科学追求。[17]欧洲大国广泛资助冒险的年代被称为“大发现时代”而非“探索时代”，因为人类实际上只是偶然地，由于大自然纯粹的丰富性，才在经过鲜为人知的西行路线前往亚洲的途中来到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对这片土地的发现也是对各种自然财富的发现，从矿石、宝石、金属到动植物，一切都超出人们的想象。开启这些发现的人有三个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三个目标与随后几个世纪的科学探索相去甚远。首先，他们要占领土地以便扩大国家的地理疆域。这引发了一场地理探索，导致了土地的分割和在飞地领土上插上国旗的竞赛。[18]土地可以落入任何人之手，没有什么能阻止大国扩张领土的欲望。探索成为扩大地图的竞赛，而不是去真正了解其中的内容。那是士兵的年代而非科学家的年代，而且发生了许多可笑的事情，例如1500年对格陵兰岛的发现：当葡萄牙探险家加斯帕·克尔特-雷阿尔到达格陵兰岛时，他选择不下船。他相信自己已经通过西北的航道到达了亚洲，根据协定，这条路是为葡萄牙所拥有的。他马上调头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葡萄牙，以便记录自己的发现。一年后他再次向北航行，发现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他的航行是为了以国王和国家的名义扩大版图记录，而非在冰冻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正如演员、喜剧家艾迪·伊扎德所说：“我们巧妙地用国旗偷走了一些国家，只要环游世界，往这里、那里插上一面旗帜就行了。”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没在月球上四处插旗。在太空中，我们有尊严地抛弃了帝国主义制图学。

冒险者们继续记录地理信息；而科学家也加入旅程，开始其观察之旅与探险任务，希望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依据。小猎犬号（或“贝格尔号”）上的5年航行让达尔文在发表日记后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受欢迎的作家。他的旅行日记详细介绍了他的发现以及对野生动植物和化石的分类，这为自然选择论奠定了基础。19世纪，欧洲大国为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在世界各地进行征服与扩张，科学家们伴其左右，希望能将物品和动物标本带回博物馆。观察之旅使许多科学家成为冒险家和探索者。在了解了世界的主要地理面貌后，对生命的研究和观察成为进行科学考察的勇士们的目标。这些旅行能带来某一学科的新知识，但十分艰苦且通常路途遥远，需要旅行者消耗极大的体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数千千米的荒凉土地上跋涉。虽然交通已逐渐便捷，而且探险队能为种种挑战做到更完善的准备，但科学家们仍不得不面对一无所获者的嫉妒，有时甚至会名誉受损，连成果也遭到轻视或嘲笑。德国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1880—1930）是泛大陆（或“超大陆”“盘古大陆”）概念—认为地球各大洲曾经是一整块大陆—的提出者之一。他为此曾四次前往格陵兰岛，并在最后一次旅行中，在从岛内返回海岸时丧命。科学家们除了在实验室中开展对自然组成要素的开拓性研究，还为其他次级学科—如海洋学、植物学和古生物学等—跋山涉水。他们在海平面以下探索，成为首批潜水者；在装备不足的条件下攀登高峰和山脉[19]，成为战士[20]或是偏远而危险土地上的冒险者。20世纪，探索终于成为一项任务，它不仅需要科学劳动，还需要极大的创造力、勇气和极强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