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抗战的见证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她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费伦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奥伯林学院，1908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曾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她于1918年至1920年担任西雅图工会刊物的编辑。1921年去苏联莫斯科，创办《莫斯科新闻》，向世界介绍苏联。她在苏联居住近30年，其间先后访问过西班牙、中国、墨西哥、波兰等国，满怀热情地报道了那里人民的革命斗争。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采访了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征兆。两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歌颂了“大革命”失败后两湖地区的农民斗争。其间与宋庆龄成了亲密朋友。从1925年第一次访华，到1970年在北京逝世，她共访问中国六次，并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斯特朗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她总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

◎斯特朗对中国抗战的报道

1937年底，中国抗战全面爆发，12月初，斯特朗登上了从威尼斯经香港到汉口的远洋班轮，专程来中国。期间，她阅读着刚刚出版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详尽地了解着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具体活动，并且约斯诺夫妇见面。因为护照的缘故，她不能在香港下船，斯诺夫妇就专程到香港登船拜访，并向她简要介绍了红军的状况。斯特朗深信接触红军会有良好效果，于是决定去采访红军。斯特朗在香港下了轮船，坐飞机到了武汉。

斯特朗在武汉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寻求国际援助，为支持中国抗战而奔走呼号。1938年1月2日，斯特朗参加了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妇女茶话会，她根据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批评国民党中央政府片面抗战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大加赞扬。在汉口住了几天以后，斯特朗迅速作出安排，要去采访山西的八路军，因为“要认识新中国，不仅要看汉口”。1938年1月初，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斯特朗获准乘坐阎锡山将军的专列前往山西，去见早已闻名的西北战士。到了临汾，斯特朗等人被安排在一座旧面粉厂的办公室过夜，这里距离八路军总部只有一天的路程。

第二天黎明，一辆老式伏特货车来迎接斯特朗，车上搞了一些临时装置，坐上去摇晃不定，人们委婉地称它是“公共汽车”。汽车爬上岩石山坡，开过由树干、树枝和秫秸、稻草混合建成的木桥，穿过十分狭窄的峡谷，一路向北开去。

艰难的旅行之后，斯特朗到达了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一个村落，这里驻扎着八路军总部。还没下车，斯特朗就感到自己运气挺好。“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隔着司机同她握手，用不够标准的德语表示欢迎。“朱德！赤色的美德，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一个红军总司令亲自跑来迎接她，斯特朗对此十分感动。和朱德一同来欢迎她的，还有八路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

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她和八路军指挥员、一般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抗战的情况。她在当地的一户农民家里睡土炕，在八路军司令部里和八路军战士一样，每人分得一份同等的饭菜。她对这里的印象是，八路军的领导人不会矫饰做作，而是坦率直爽。她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之间“同志情谊深”。

在八路军总部，斯特朗多次访问朱德，朱德告诉她：“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是打持久战，使战争持续下去并直到取得胜利。”并说，游击战并不是新事物，美国、法国、俄国都运用过它，这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的人民用来对付拥有优势军事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战术。斯特朗还通过与任弼时谈话，了解到八路军动员群众共同抗日的情况。她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斯特朗满怀热情地甘心当八路军的学生，向他们学习游击战课程，听取著名功臣建奇功的故事，还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怎样同人民打成一片。

斯特朗发现，这支军队还通过娱乐的方式进行教育。前线剧团编演历史的和当代的事件，创造出新颖的歌剧。令她惊讶的是，在这个偏僻的村庄内，竟然住了两个剧团。尽管演出条件简陋，演出效果却很不错。士兵们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一直到夜晚10点钟。有一个剧团的领导人是几年前在内地消失、传说已不在人间的作家丁玲，斯特朗看完丁玲的剧团演出后，就问丁玲：“中国文学的最近趋向是什么？”丁玲告诉她，是以如何拯救中国为己任，帮助推动救亡运动。丁玲介绍说：“我们演出戏剧，公开演讲，在农村墙壁上画漫画，还必须教会农民唱救亡歌曲。每个村庄的农民至少会唱两首歌。”两天后，丁玲又随前线服务演出队上前线了。斯特朗也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八路军总部回到了汉口。斯特朗从华北前线返回武汉之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流畅的文字，接连不断地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1月25日，她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在广播电台以“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鼓舞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1938年4月，斯特朗在离开中国之前，给朱德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的信，由于战乱难寄，信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亲爱的朱德先生：现在已经是深夜二时，我这几天都是夜晚两点钟睡觉，早上七点起床。明天早上我又要赴香港，我太疲倦了，……但是，在离开中国武汉之前，我不能不给你说几句话，以表示对八路军同志们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献身的事业的敬佩，……中国的同志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真诚，有一种对同志的炽热的热情……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无法得到的。我很幸福，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界上，在一个世界的运动之中，那中间，有中国的同志们，也有你……

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斯特朗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大大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独家新闻”——报道“皖南事变”

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斯特朗的第四次访华。当时，她正急于离开苏联，而由阿拉木图到重庆的新航线是她离开苏联的唯一途径。于是，斯特朗通过这条新航线，于1940年12月底离开了苏联，飞抵战时陪都——重庆。

在重庆，斯特朗遇见了路易·艾黎、埃文斯·卡尔逊和爱泼斯坦，他们使她了解到中国的许多情况和更多的新四军的背景情况。她还碰到了李公仆——在阎锡山专列上的同车厢车友，李公仆请她参加了一个知识界头面人物的会议，并请她介绍有关党派结盟的技术和形式，在这个会议上，李公仆给斯特朗起了个中文名字“史特朗”，他解释说：“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六年后，斯特朗才发现，这次会议不仅产生了她的中国名字，还在她的帮助下，产生了民主同盟——一个加快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政党。

在重庆的每一天都使她受益匪浅，但使她受益最深，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与周恩来的几次深夜交谈。第一次交谈，周恩来透露说，最近两年来，蒋介石的将领们不断加剧同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的武装冲突，他打算就这些冲突，向斯特朗作出详尽的说明。周恩来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在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斯特朗，嘱咐她按照他所交代的做法行事。斯特朗接受了这一任务，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珍贵的荣誉。

在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断断续续在广播中听到些消息——他们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1941年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简单地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封内还装有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声明列举出重庆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纳粹法西斯轴心国的十五点阴谋计划。航空信件是1月26日发出的，她收到信件时，十五点阴谋有些已经付诸实施了。斯特朗将材料迅速送到北美报业联盟，请他们安排发表，并应要求写好了评论文章，但发表这些资料和文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许多通讯社和报业人士，从来不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任何报道，即使是对这样重要的独家新闻也不肯接受。最后，斯特朗设法把资料交给了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名为巴恩斯的朋友，她的这位朋友欣喜若狂地在资料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一些内情报道，并由此获得了独家新闻的名誉。这些报道马上传播开来。斯特朗后来才注意到，署名巴恩斯的文章，就是她所保存的唯一的“真正独家新闻”。此后，她在《亚美》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分析性文章。在短时间内，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特朗及时和准确的报道。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六次访华，写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前两次访华，她目睹了中国革命兴起和动荡的重大历史时刻，写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她五访中国，在延安的生活成为她记忆所及的最快乐的时光。在延安，她还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之后，她撰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

斯特朗第六次访问中国时，已经是73岁高龄了，而且健康状况不佳。由于她患有帕格特后遗症，她只得借助拐杖行走。这一次，她留在了中国。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