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中国情

“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被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这是史沫特莱在生命垂危之际发自肺腑的心声，她希望在她弥留之际让中国人用《义勇军进行曲》使她安息。她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位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

◎一位社会活动家的成长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 1892年2月23日出生在密苏里州北部的奥斯古德镇，这是美国中西部贫困的农村矿区。16岁时，她经过考试，到新墨西哥州的拉顿镇教小学。18岁时因为母亲病逝，她支撑起整个家庭，但终因父亲的酗酒和不顾家庭，她离开了家，到坦佩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参加政治活动，1914年毕业后在本校工作。1927年2月，史沫特莱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反帝大同盟是反对以维持殖民主义现状为宗旨的国际联盟，计划在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采取统一立场，他们邀请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参加。反帝大同盟交给史沫特莱的任务是通过中国国民党在柏林设立的新闻处，收集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印度的报刊上报道。史沫特莱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并开始准备到中国去当新闻记者。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帮助史沫特莱形成了观察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视点，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世界性的特点。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友

1928年11月，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外记者的身份经莫斯科前往中国。12月到达中国东北，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野蛮统治，指出最大的危险来源于日本帝国主义。1929年3月，史沫特莱到南京；1929年5月又到了上海。她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了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收进了她关于中国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命运》。1931年，史沫特莱参与创办了进步杂志《中国论坛》，还协助宋庆龄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成员于1932年组成了“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在上海，史沫特莱结识了鲁迅、茅盾等一批左翼作家，把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及其作品介绍给鲁迅。从1931年到1935年6月，史沫特莱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过左翼作家联盟的三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是左联成立以后在国际上首次公开发表的历史性文献。

1932年间，史沫特莱把她关于中国的新旧作品整理汇编成一本集子，这就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1934年4月史沫特莱根据陈赓和周国平提供的江西苏区的材料，动手写完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

1934年，史沫特莱整整一年的时间住在鲁迅家里。1935年底，史沫特莱通过国外电讯知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她建议鲁迅、茅盾拍一个电报去表示祝贺，电报是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延安的。电文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发言人

1936年秋，史沫特莱来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抵达西安。刘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学德国、苏联，现在上海，住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家中，史沫特莱也掩护过他，让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避难，两人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党组织派他到张学良部队中做统战工作，张学良对他十分信赖。刘鼎做张学良的工作很有成效，安排了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谈。刘鼎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原因，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承担这样的任务。10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西安，表面上悠闲地到处游山玩水，其实心里作着紧张的谋划。几天以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剿匪”任务，张学良反对。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再次向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布“剿匪”训令，同时命令集结在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被监视被分割的状态，以便必要时把张、杨部队调离陕西，把地盘让出来，让中央军去打内战。张、杨二将军看到直谏、苦谏、哭谏都不奏效，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决定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强迫他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当了张学良将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成为一个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广播，扼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变的变化和发展，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也谈她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会见以及她对这两位将军的印象。报道的内容客观、翔实，而且准确、生动。史沫特莱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事件往往作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尖锐的评论。12月27日到达西安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开始和史沫特莱合作，贝特兰的播音风格和史沫特莱迥然不同，他努力模仿纯正的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声调，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不带主观感情。他们的广播持续了约一个月。

◎在延安架构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收到了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她以红十字会前线救护员的身份出了西安城，用了整整三个星期才到达延安，她是延安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女记者。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为她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她讲述了美国工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经历，最后史沫特莱充满激情地说道：“我理解你们，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她的讲话感动了现场所有的人，大家站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多次交谈，她给予毛泽东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和权力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前往凤凰山麓朱德总司令的住处。他们坐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子前，朱德问史沫特莱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决定写你的传记，希望你能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很惊讶，说：“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正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采访才不得不中断。1937年10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辗转来到山西省五台县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他们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

史沫特莱在延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中共领导认为她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为此她号啕大哭，她越想越伤心，一连好几天都处于情绪极为激动的状态。虽然如此，她仍然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延安人民的女儿，延安的大小事情，她都要管一管。她看到延安的农村妇女子女成群，不少红军女战士、政府女干部也为生育过多所苦，她于是异想天开，决定在延安宣传计划生育，像她在纽约和柏林所做的一样。她给妇女们讲解节育的原理和方法，给她们分发药物。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史沫特莱的做法过于超前，听众很感兴趣地听着她的讲解，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和神秘的表情，却没有谁按照她的指导去做。

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她请埃德加·斯诺设法从北平弄来了灭鼠药和灭鼠夹子，一边宣传讲卫生的重要性，一边教大家如何灭鼠。

史沫特莱看到延安的虱子也为害甚烈，老百姓和战士身上都长虱子，休息的时候就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抓虱子。大家习以为常，风趣地把虱子叫作“革命虫”。史沫特莱不赞成大家“革命虫”的讲法，劝大家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她讲了以后，大家都忙着晾晒被褥，烧水洗烫衣物，展开了除害灭虱运动。

史沫特莱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她负责扩充延安新建的鲁迅图书馆的外国文学书籍，她把纽约的《新群众》杂志介绍到延安，这本既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又有图片的杂志，很受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欢迎。到1937年3月中旬，外文图书室已具雏形。图书室的外文书刊，包括英、俄、日、德、法等语种，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史沫特莱、斯诺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友人的捐赠或邮购。

史沫特莱关心着延安的医药卫生情况，想方设法托各方面的朋友向延安运送医疗器械和药物。她和毛泽东同志联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由此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她还和朱德同志联名写信给她的老朋友、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求派遣援华医疗人员，印度派了以柯棣华大夫为首的五名医生来到抗日战争前线。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为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中，也凝聚着史沫特莱的心血。

因为有了留声机，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都鼓励史沫特莱教干部和战士跳西方的交谊舞，以活跃延安的文化生活。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莉莉开始每天晚上在大街尽头的天主教堂里，随着陈旧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旋律，教红军干部和战士们跳交谊舞，一些从城市来的大学生也来帮忙。史沫特莱满腔热情地教跳舞，可是遭到了一些女同志的反对。但延安的舞会仍然继续举行。从那时候起，党和政府机关每到周末，都要举行舞会，这大概是史沫特莱对东方传统的封闭性发起勇敢冲击的战果吧。

◎伤兵之母

1937年10月，史沫特莱开始了上前线的行程，从西安到山西，追随八路军，继续她的采访，采访朱德及其部队，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中国在反击》。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她于1937年8月19日从延安出发，到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的全部过程。史沫特莱作为一名女性，一名热爱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看到伤员天然地就觉得应该去护理和照顾他们。在西安时，从狱中放出来的三百多名共产党人的家属有许多伤员，史沫特莱忙了一周，在教会医院指导下照顾他们。在武汉的路上她遇上了三个伤兵，她关心他们的伤情，叫来三辆黄包车，一个轻伤员扶着昏迷的重伤员共乘一辆，自己和另一位伤员各乘一辆，把伤兵送到医院去。当她掏出钱来要付车费时，车夫无论如何也不肯收，拉起车掉头就跑了。这件事在汉口的车夫中一传十，十传百，都被这个他们不认识的蓝眼睛的外国女人的行为感动了。没几天，就有一大批黄包车夫自愿无偿运送伤兵。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了十个月，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整个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她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这一系列报道，充分表现了这位记者和作家的勇气和才华。她的战地报道的质量赢得了国际的承认。1938年夏天，她正式被聘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外记者。同时，她的新著《中国在反击》也即将出版。她筹备举行一个晚会，给前方将士捐款。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由鲁茨主教出面，请来了许多中外朋友。弗兰西丝弹奏了几首欢快的美国乐曲，客人们即兴表演，史沫特莱以激昂嘹亮的嗓音，唱了一首《最后关头》。接着，她向大家讲述了八路军和中国抗日将士的英勇斗争，请大家捐助，朋友们纷纷解囊。几天以后，史沫特莱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把10300元捐款交到当时正在汉口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手中。以后，又给各条战线的抗日士兵送去1000双手套、线袜和布鞋，还有1万元钱和300磅药品。史沫特莱甚至向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和行政院长孔祥熙募捐。

之后，史沫特莱来到新四军在皖南泾县云岭的军部，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采访、报道。她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负责人林可胜博士介绍来采访新四军的。史沫特莱的公开身份是国际红十字会记者。史沫特莱到达云岭的第二天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她参观了新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拜访了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在史沫特莱从长沙经南昌、太平赴新四军军部的途中，曾参观了新四军的几个兵站和军械修制所，参观了设在小河口的新四军后方医院。到达云岭后，她又参观了新四军军部的一些机构。所见所闻，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沫特莱帮助新四军得到了一批从香港和上海运来的药品和手术器材，以及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物资。史沫特莱经常把大衣送给伤员，一冬下来，给她发了许多次军大衣。她还经常到军部医院和伤员交谈，帮助护理伤员。

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史沫特莱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北的广阔地区，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部队，历时十八个月，成为外国记者中对中国战区历时最长的采访。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是史沫特莱记者生涯的鼎盛时期。她将这十八个月的经历都写进了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国的战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佳的战争报道之一。

在《中国的战歌》中，战争和革命是她的主题。她描写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揭露日本军人的凶残，颂扬中国人民英雄气概，唤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她还描述了战争在中国农村引起的社会变革：农村的妇女怎样被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怎样通过群众性的教育运动进行扫盲；怎样将民主措施引入乡村政治，成为动员抗日的一个主要部分。她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团结抗战的宏阔画面。

1940年春，史沫特莱接受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李先念的建议，去重庆疗养，同时，实现她最主要的使命——把华中斗争告诉全世界。后因病情恶化，她回到美国接受治疗。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病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