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的父亲詹姆斯·斯诺经营着一个小型的印刷作坊，母亲安娜是个家庭主妇。1923年，斯诺在堪萨斯城西港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5年大学没毕业就到纽约闯世界。1928年2月，斯诺作环球旅行，7月抵达中国，原计划采访六个星期。抵达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不久受报社派遣乘火车沿铁路干线进行旅行采访。他报道了绥远大饥荒发生后，中国老百姓遍地饿殍的情形，深深生起悲悯之心，他希望自己不仅能够客观地报道，而且还能够有积极的行动。

◎报道和同情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20多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作抵抗就全部撤入长城以南，使东北广阔而富庶的土地落入日军之手。

为报道九一八事变真相，埃德加·斯诺作为六名在华的西方记者之一，迅速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实地采访。斯诺看到，日军在这片刚征服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而中国人民的鲜血在这里流淌。斯诺把他在中国东北的见闻和分析写成一部名叫《远东前线》的书，这是他生平第一部著作。1933年，《远东前线》在美国出版，畅销一时。由于全书毫不隐讳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斯诺从此上了日本政府的黑名单。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斯诺又冒着危险冲上前线采访中国军队的抗击日军的淞沪抗战，把中国军队展开抵抗的新闻发给欧美驻上海的通讯社。

斯诺在上海期间与宋庆龄、鲁迅成为好朋友，多方面多角度采访他们。为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斯诺着手编译一本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取名《活的中国》，收入了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柔石等当时中国主要作家的小说，以鲁迅的作品为最多。斯诺认为，当时由外国人撰写的介绍现代中国的书籍往往只能触及中国的外表，只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作品才能反映深刻的中国现实。此书于1936年出版。

1933年夏天，斯诺与新婚妻子海伦迁居北平，表面上说是因为上海的夏天过于炎热，非常不利于写作；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斯诺预见到，日本在攫取中国东北后，它的下一个目标必将是华北。因此，一个记者如果能身处北平，将更容易观察和报道时局的变化。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居住在盔甲厂13号。他努力学习中文，1935年6月，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

燕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梅（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一二九运动的许多策划和组织活动都是在斯诺夫妇家中进行的。在游行示威的日期确定后，斯诺夫妇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他们亲身参加了12月9日和16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拍照并报道。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他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媒体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斯诺还保护了许多被军警追捕的爱国学生，学生们在他家住，直到被安全地送出北平。

◎《红星照耀中国》

通过一二九运动，斯诺对领导学生们的中国共产党十分感佩。得知红军经过长征已经到了陕北，他强烈地希望去陕北采访红军。以他与宋庆龄的交情，他认为宋庆龄能够帮他达成这个愿望。1936年春天，斯诺专程去上海拜访宋庆龄，通过宋庆龄的安排，4月他踏上了去延安的行程，一路上同行的还有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他是中共委托宋庆龄邀请的一位医术高超的西医。他们两人在地下党的秘密护送下，顺利通过与中共军队秘密和平相处的张学良部队的驻防地区，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斯诺准备了非常详细的采访提纲。在后来正式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序言中，记录着80个问题，从“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军事前景究竟怎样”几乎无所不有。

7月13日，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亲自来到他们下榻的“外交部”招待所拜会了他们，毛泽东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以后的许多个夜晚，斯诺、马海德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长谈至深夜。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熄灯号已经吹过，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向我们不停地讲述着。毛泽东向他们讲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红军的诞生和壮大，以及共产党正在遵循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多日的长谈使斯诺对毛泽东本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斯诺还用激将法请毛泽东谈了谈他本人的历史，由此他对毛泽东和他追求的事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后，斯诺提出要为他照一张相，毛泽东欣然同意。但当两人走出窑洞后，斯诺才意识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于是斯诺顺手将自己的红军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下了一张毛泽东的戎装照。之后斯诺将这顶帽子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并将它保存了一生。斯诺逝世后，这顶帽子由斯诺的家属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这张原始的黑白照片经过不断修版，成为一幅偶像照印发全国并传播到全世界。据美国专家估计，这张照片是世界摄影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肖像照。

1936年7月下旬，斯诺一行穿上红军战士的蓝灰色军装前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近两个月。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和会谈，斯诺搜集到了关于红军的成长历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信息。10月中旬，斯诺带着一种“离家”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苏区返回北平。

从11月起，斯诺伏案疾书，夜以继日地赶写出有关苏区的30余篇通讯报道，在国内外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上发表，引起轰动。

斯诺一方面将这些英文报道编撰成书，一方面将这些采访资料迅速编译成一个中文版，取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部书于1937年3月出版，它比英国出版《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半年，又比《红星》一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早了近一年，可视为《红星》一书的序曲。《印象记》一书选编了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资料，还录入了许多有关长征的珍贵历史资料。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抗日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斯诺在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1937年春天，斯诺夫人又去陕北采访了刚带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的朱德，这些资料也编入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历史性的巨著更加完整了。

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刊登了他在苏区拍摄的75幅照片。7月，斯诺将这些报道、照片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汇编成书，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10月，英文本《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兹公司出版。美国兰顿公司于1938年1月出版该书，由于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兰顿公司在该书的封面写下：“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兰顿公司平均每天收到600张商家订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本书被译成了六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刻风靡全球，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

◎参与和报道中国的抗战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斯诺在北平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军士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能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七七抗战后，斯诺断言卢沟桥抗战将要载入中华民族抗战史册。伦敦《每日先驱报》电令斯诺离开北平，转移到中国防线那边去。但是，他还不能离开北平，一方面要等待去陕北的妻子海伦的消息，另一方面他的家也是抗日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学生的中转站，他们要隐藏在他家，然后奔赴到安全的地方。在此期间，他还帮助来北平养病的邓颖超逃到天津（邓最后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安全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斯诺家逃出去的人，有的在北平近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后来又回到斯诺这儿来，在他的住宅里安装秘密电台——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样，斯诺的住所又成了抗日游击队的地下临时工作中心。斯诺在和妻子会合后，及时进行战地新闻采访报道。他横穿中国的国土，由东而西，由正面战场而敌后战场；从上海到汉口，及重庆、西安，并再次到延安。他目击了上海之战的中后期，中日战争在不断升级。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场面使斯诺为之感动，为之兴奋，他向世界报道：“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由千百万男女老幼、由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们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们是一支为自己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的十字军。”

他在菲律宾的碧瑶写出了《为亚洲而战》的长篇报道，记述了中国军民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的战地实况。其中包括第二十九军的华北抗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与广州的沦陷、日军轰炸重庆、正面战场的溃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战力量的发展、“工合”运动的缘起和发展、重返苏区的印象等。

◎“工业合作社”的旗手

斯诺在沿海大城市进行战争报道的过程中，看到近代工业生产基地大部分密集于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占了全国工业的70%，这些工业由于没来得及全部迁往内地，损失惨重，毁于炮火或为日军占有。而内迁的企业在组织生产上又遇到困难，军用与民用物品面临巨大困难。他与路易·艾黎、海伦一起在想办法支援中国的抗战。他们分析中国的时局，决定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小工业作坊生产，以帮助中国恢复发展工业品的生产，援助中国抗战。

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其宗旨就是：通过建立战时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动员失业劳工，开发后方资源，生产军用、民用产品，粉碎日寇封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他们的计划最早得到了宋庆龄和爱国银行家徐新六的支持，斯诺又去游说英国大使去做国民政府的工作，最后通过宋美龄和端纳，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斯诺夫妇在香港筹建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任秘书。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筹措资金，汇往大陆。宋庆龄则通过其弟宋子文筹措到了在华南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斯诺先后到武汉、重庆视察“工合”工作，发现其在国统区发展很困难，有的还被国民政府改组、收编。斯诺到延安、敌后游击区考察“工合”工作，看到“工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工合”在中国共产党管辖区内进展良好，毛泽东还就“工合”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斯诺将此向外界作了报道。苏区在没有得到比国统区更多贷款的情况下，建立了许多“工合”工厂，斯诺还参观了“工合”产品在苏区的展销活动。之后，斯诺又奔赴香港，为新四军控制区筹措“工合”款项和军用衣被、药品、军械。此外，斯诺还赴菲律宾的华侨居住区募集款项，他在这里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获得捐款100多万元。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也慷慨解囊，为“工合”的发展作贡献。1938年底，英美各界人士捐助了几百万美元；1940年，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予以支持，还在美国组织了“工合”美国委员会分会。

在中国未沦陷区的游击根据地和大后方，“工合”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截止到1940年10月，中国的十六个省区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工场和矿场，其中有制糖、印刷、炼油、化工、面粉、玻璃、电器、药品、被服、枪械、弹药等小工厂，还有铁矿、煤矿等矿物的开采场。它们在沿海大工业陷于瘫痪、被敌人攫取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对中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由于报道了皖南事变，国民党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特许证，他因此离开了心爱的中国。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且三次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总统向他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并征求了他对处理中国问题的意见。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与热爱，他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栽培养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1971年，斯诺死于癌症。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了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三枚，其中第三枚邮票上的人物就是埃德加·斯诺。那凝视而深思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既表现出他具有果断、干练而富于洞察力的性格特点，也揭示出了一个新闻记者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2009年9月14日，斯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