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视听媒介符号的意义编码

▲视听媒介的符号元素

虽然视听媒介语言的概念尚无定论，但视听媒介符号大致可归结为：以影像为介质的视觉影像符号系统、以声音为介质的听觉符号、以设备为介质的功能符号、以高新技术为介质的技术符号、以组接为介质手段的编辑符号，等等。视听媒介符号是以时空为物质外壳，主要以声像为介质，以蒙太奇为结构，多元多层、立体复合的可视性符号系统。同传统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有着相似性和差异性。其相似性为：两者均以线性时间流方式用于交流传播。其差异性为：一是视听媒介符号仅以视听影像为媒介进行交流，涉及面更窄；二是视听媒介符号可为使用者带来立体化的情感认知体验，传统语言则是偏重于理性认知；三是视听媒介符号外延范围大，包括视觉、听觉及结构性符号三部分；四是视听媒介符号系统较之文字语言符号具有明显的具象可视化特征。

图2-11 是英国摄影家比尔·布兰特拍摄的作品《裸体，伦敦坎普登山》。

在感官直觉层面，该影像为多底合成。“二战”后，一些影像师重拾女性裸体的拍摄主题，并注入新的活力。出现在时尚影像中的女性，身材通常纤细苗条。

在对象主题层面，布兰特在个人创作中并未沿袭该传统，而是选择了身材丰满、充满肉欲的女性。

在文化人文层面，当时许多街头摄影师与纪实摄影师也形成了独特的裸体影像风格。布兰特开始转向拍摄裸体，当时的哈里·卡拉汉则选择拍摄妻子埃莉诺。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探索影像新形式和新技术，同时也表达了艺术和情感上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许多男性摄影师都将女性模特视为创作的缪斯，他们拍摄的，要么是长期的合作伙伴，要么是专业模特。

在技术技法层面，布兰特运用了多底合成方法，表达自己对于战后的信心与勇气。这种手法当然也改变了摄影师以及街头摄影的属性，使其不经意间走入艺术影像与当代艺术行列。

视听媒介符号

视听媒介符号是由被创作对象经设备的功能控制和经创意者的意识反馈形成的多种符号元素，主要有光影、色彩、线条、画幅、景别、景深、透视、造型、构图以及音乐、声音、字幕、解说等，又可分抽象符号结构和具象符号结构。抽象符号结构由抽象性的音乐、音响、字幕等组成；具象符号结构由光影、造型、空间、线条、角度、景别、色彩等结构性元素构成，包括蒙太奇、AR、VR、MR等编辑、特技手段等元素。视听媒介符号是创意者对创作对象的主观意识反映，将不同元素赋予一定的意义并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是综合表情达意形成的一种视听语言或视觉语言。文字语言系统包括四个子系统，即语音、语义、语汇、语法，通过四个子系统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从而实现意义的表达，而视听媒介语言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

影像符号

作为再现人类生存活动的视觉符号，影像是人类通过镜像方式认知世界的方式，受国家、民族、阶级与意识形态影响。通过对影像作品的阅读可认知影像“再现”对象的时代或社会特性，更能从中读出饶有意味的潜话语，发现隐藏在影像背后的“不在者”和“不在的结构”[1]。影像符号是用视听语言来做编码的，影像符号包含三种：肖似性符号（影像和声效）、指示性符号（“真实”记录）和象征性符号（文字和对话）[2]。

视听媒介符号中，符号的各组成元素是最小的表意单位，如线条、景别、色彩、人物、形体、表情等都是独立的符号元素，虽分类不同，但每种符号元素都有独立的语素意义，需按逻辑关系拼贴组合起来，综合表达出完整的视听意义。经创意者的组合和排列，这些符号元素会在影像中分别指代和表达不同的意义，创意者经选择与组合之后，形成视听媒介语言的“词汇”。影像创意者经常说的“决定性瞬间”，其实就是在选择与排列，等待最佳的时机。按下相机快门时，各种符号元素形成的整体影像，就形成了影像语言的“词汇”。影像语言的“词汇”独立成一个完整的传情表意单元，这种影像“词汇”具有相对稳定性，表达意义相对明确。影像符号元素受到影像“词汇”制约，影像符号之间的组合和排列，一般按照影像创意者或表达者的意愿、情趣以及伦理、道德素养展开，因此，视听媒介符号元素即便具有相同的环境与符号成分，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与意境，因为创意者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诺曼·帕金森（Norman Parkinson）每年都会在纽约度过一段时间，拍摄生机勃勃的影像，如《纽约，纽约，前往东河》（图2-12）。

在技术技法层面，帕金森最经典的影像作品是《模仿凡·东根》（After Van Dongen），以影像向荷兰野兽派画家凯斯·凡·东根（Kees van Dongen）的画作《虞美人》（The Corn Poppy）致敬。1919年，凡·东根创作《虞美人》，描绘了自己年轻漂亮的妹妹。在帕金森的影像中，凡·东根画中的模特成了柯林斯。她的眼睛瞥向一边，模仿了凡·东根的人物肖像。她红色的帽子和嘴唇，与绘画的用色紧密呼应，从而开启了此类影像模仿创作的先河，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开始频繁运用这一创作手法。

在对象主题层面，1949年，帕金森多次前往曼哈顿，为美国版《时尚》拍摄影像。当时，《时尚》急于聘请英国影像师。帕金森开启了纽约创作的大幕，他行走于纽约街头，拍摄了这座城市在战后的魅力、富裕和乐观，开创了“行动现实主义”，推动了时装影像的变革。

在对象本体层面，影像中男女的打扮像是刚刚下班或奔跑于上班路上，展现了富有青春和乐趣的生活。在帕金森的镜头下，女孩代表了新一代女性独立而坚强的个性。事实上，这对男女并非情侣，而是英国剧作家罗宾·米勒（Robin Miller）和皮帕·迪哥尔（Pippa Diggle）。帕金森将曼哈顿的天际线作为背景。影像显示了曼哈顿特朗普大厦，以及当时正在修建的曼哈顿广场，暗示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在文化人文层面，影像摄于南大街的高架桥，属于曼哈顿区，是毗邻东河的一条高速公路。这既是一张时装照，也是向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及惊人的建筑致敬。远处背景中，呈现了布鲁克林大桥的西端，以及曼哈顿下城最高的建筑——美国国际大厦。女子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她穿着一件漂亮的深色外套，代表了当时独立、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二战”后，美国女性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成为白领阶层。男子的脚似乎未触及地面，增加了影像的活力和动感。从 20世纪30年代开始，帕金森响应马丁·芒卡西的主张，在户外进行拍摄，用静止的相机拍摄移动的影像。男子一只手拿着公文包，另一只手伸向女孩，两人象征了战后曼哈顿的繁荣景象。他们在街上奔跑，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也暗示了当时的纽约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这种生活方式。

从视听媒介符号叙事角度看，单幅影像可以较完整地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那么动态影像，即影视剧中的视听媒介符号呢？其原理是动态影像的形成机制。动态影像是由单幅影像构成的，类似于语言中的长句子，也即复合句。单幅影像是单句，动态影像则是意义复杂的复句。电影是连续影像的意义表达，一个镜头里包含的信息就类似于一个段落。电影中的“段落-镜头”是动态影像最小的表意结构单位。相对于静态影像，其视听媒介语言的解码与编码基本雷同。

因此，在动态影像中有一种视听媒介符号的组合手法，即蒙太奇手法，将各种符号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意义表达体，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整体给观看者。从语言学角度看，这其实涉及语言的编码与解码问题。视听媒介符号是创意者与阅读者之间的一种关于意义的符号契约关系。创意者把视听媒介符号元素编码成视听媒介语言传情达意，阅读者则是把视听媒介语言解码成可理解的符号元素来阅读，两者共同守护的契约规则就是人类视知觉原理。编码者的视觉素养让其在视听媒介符号编码时，形成富有张力与冲击力的影像语言符号，而解码者的视觉素养则是找出编码者的视听符号编码规则与良苦用心，从而理解其编码意义。

▲视听媒介的符号编码与意义组合

美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家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3]在其《镜与灯》[4]中提出作者、宇宙、读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星型结构图[5]。视听媒介影像与世界的关系构架与此类同。5G时代，每件视听媒介产品总会涉及这四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其基本原理是文艺现实“反映论”，这一观点很长时间是文学艺术界的理论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文学工具论”“艺术工具论”之说，我们姑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仅从艺术发展角度看，在当代艺术中，视听媒介影像也是当代通用的表达“工具”。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又分成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普遍性规则，言语是个体个性的表达。视听媒介的符号编码与意义拼贴方式也大体相同，个性化的表达则源于不同的创意者。符号编码就是用视听媒介符号书写具有个体属性的“言语”，其实就是创意者的风格与特色。所谓个人风格就是建立在视听符号之上的符号“言语”。影像创意者要达到个人风格，必须融入其对象主题言语。

“二战”后，布勒松前往印度和亚洲各地，拍摄了上海的淘金热影像《抢购黄金》（Sale of Gold）（图2-13）以及其他主题影像。1952年，他出版了其影像宣言《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陈述了他认为影像能改变现实的信念。

在感官直觉层面，当时欧洲经历了“二战”的恐怖，开始走向人文主义，布勒松则代表了深思熟虑的影像创作方式。然而，玛格南图片社的所有摄影师都使用传统新闻影像的叙述方式，遵循故事的发展规律，通过组图来呈现事件。

在技术技法层面，玛格南的摄影师擅长讲故事。布勒松采用“决定性瞬间”手法，将多种成分和叙事元素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形象。受众看到影像的各个部分，会明白讲的是什么故事。像这样的单张影像，将故事的元素都汇集在一张出色的构图中，排成一排的身体几乎从地面升了起来。他们膝盖弯曲，双臂环绕着前面的人。影像将受众拉入复杂的构图中，面对没有具体情境的画面，受众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在对象主题层面，布勒松的影像作品反映了当时的即时性，并将它转换成一种持久的象征，表现了政权更迭时，人们不断上升的恐慌。排着长队的人群挤在一起，模糊不清，完美地诠释了走投无路的境况。警察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残余力量，正在与共产党的军队战斗，无暇维持秩序。布勒松的影像说明，在淘金热时期，人们正一拥而上，疯狂地一拥而上走向灭亡。

在对象本体层面，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布勒松的这幅影像作品并不完美，部分画面模糊，却耐人寻味。队伍挤作一团，人面模糊，无法对焦。然而，这并没有减损画面感，而是令这一场景具有即时性、能量和情感共鸣，仿佛人群所经受的压力，让影像也开始震颤。众人的手臂环环相扣，形成一系列三角形，而这些形状随之产生波浪节奏和动感，好像他们属于浅浮雕的一部分。这显示了立体主义的几何形状对摄影师的影响。一名男子正盯着观看者，似乎对于自己被相机拍到，有些震惊和不满。此时的中国，拍照并不是公开直接的行为，布勒松挑战了这个国家的礼仪，因为当时的国人不赞成即兴影像。

在文化人文层面，1947—1948年，布勒松花了大量时间在印度和亚洲各地旅行。1948年 12月，《生活》杂志要求他前往中国。当时，国民党部队正节节败退。布勒松先去了北京，然后在上海解放前夕前往此地。他在《生活》杂志办公室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一天早晨，他在上班路上遇到一大群人正挤在一家银行门前，该银行属于上海的四大银行之一。随着当地货币不断贬值，国民党决定给每人派发 1.2 盎司的黄金。布勒松跑上楼来观看这一场景，并开始拍照。然而，当他折回街头成为人群中的一员时，才捕捉到这张影像。

[1] 陈旭光，苏涛著，美国影像经典[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P1。

[2] Robert Starn，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 Man，CLewis著，张梨美译，影像符号学的新语录[M]，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P71。

[3] 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家。

[4] [美]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了四类文学理论：一是模仿理论（Mimetic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二是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三是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四是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关注于文本细读。同时提出了作者、宇宙、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