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视听媒介的符号表意层级

▲视听媒介符号的内部构成元素

视听媒介语言大体上可分为视听技术言语、成像制作言语、创作对象主题言语、对象本体言语、影像介质及呈现言语等。经过先后不同程序的符号编码与意义拼贴，形成不同介质、不同呈现方式的影像作品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经观看者符号解码与意义组接后阅读，才能起到信息交流、沟通表达的作用。正因为编码与解码过程的复杂性，所以影像作品不像高新技术产品那样具有准确的功效定位与使用功能，从而具有意境的多重性与主旨的多样性。视听媒介符号组成影像，如同语言文字符号组成诗词一样，创作过程是一种编码过程，即把想表达的理念与情感植入韵律合拍的诗词结构中，营造一种意境与情绪，架构一种语言符号的技术形式。阅读者解读影像作品，须进行符号与意义重组，观点分析，还原出视听影像创意者的“意境内核”，从而达到完整解读的目的。

图2-14 是摄影师乔·罗森塔尔拍摄的作品《硫磺岛折钵山，星条旗升起》，它还有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国旗插在硫磺岛上》。该影像最能代表用于宣传的战地影像，描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医务兵，在硫磺岛折钵山竖起星条旗的情景。

在对象主题层面，攻陷硫磺岛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盟军占领的第一块日本领土。1945年 2月 23日上午，星条旗在硫磺岛升起。这面旗帜后来赠送给海军部长作纪念，军方不希望这一战略要地出现空缺，因此找来另一面旗帜代替。罗森塔尔使用格拉菲相机，捕捉到星条旗升起的这一刻。底片被迅速冲洗出来，不到一天时间，美联社便将影像发送到了纽约。

在文化人文层面，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很快意识到影像的影响力，决定用其作为象征，为即将发行的战争公债募集资金。同时，他将图中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召集回国。其中，3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全国募集到263亿美元。影像以不同形式被不断复制，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碑基座。

由于影像影响巨大，两个月后，苏联影像师叶甫盖尼·哈尔岱（Yevgeny Khaldei，1917—1997）拍摄了《红旗在国会大厦升起，柏林》（The Red Flag on the Reichstag，Berlin，1945），也期望产生类似的影响。1945年，罗森塔尔的影像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尽管如此，仍有人不相信这样一张颇具感染力的影像是在偶然间捕获的。

俗语说“一图胜千言”，那么视听影像（如照片）是如何表达，怎么转换的呢？视听影像把影像创意者想表达的内容融入另一种符号系统中，并形成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影像符号序列，就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符号转换系统，而转换系统中最关键的是影像作品的创意者。

创意者至少需要解决四个问题，才能把视听影像怎么说话的问题解决了。一是视听技术技法言语，包括设备的技术言语，如光圈与快门设置、设备的调整等；二是被拍摄对象的本体言语，对象能表达什么，想表达什么，主要是通过光线影调、位置调试、角度环境来选择与调整；三是创意者的对象主题言语与评判，主要靠构图、人与环境的关系等选择来解决；四是文化人文言语，即时代背景与环境言语，也就是对象的背景资料与现实环境资料。

有人质疑：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谷歌街景、道路监控、环境监控或设备自拍影像，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几类影像的语言转化仍是这一转换过程的应用，只是这些设备把其固定用途设定为拍摄者（即影像创意者）的对象主题言语，道路监控的拍摄者言语是管理交通、记录违纪违法行为的言语。谷歌街景是为了给地图道路定位，其拍摄者言语早已程式化。宇宙飞船发回来的外太空影像，也是人为预先设定好设备语言程序，设备按照设定者或科研目的设定程序进行拍摄的。另有一种情景，即拍摄者随手拍，那么，这种影像转换体系中的四种言语又如何体现？答案是有的，其体系转换的结果是多义的，一是视听媒介语言具备纯技术言语因素；二是拍摄者的对象主题言语是一种情绪与感觉，即心声。因此，在影像与文字语言的转换体系中，很容易产生歧义。

▲视听媒介符号的表意叙事层级

文字语言通过符号编码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表情达意，而视听媒介语言与之不同，是采用表意符号系统综合表情达意，即是用影像技术技法层面、对象主题层面、对象本体层面、文化人文层面等四个层面来综合表达的，而不是像文字语言，有了文字符号就有了明确的意义表达。以“长城”实物为例，中文字符“长城”，英文字符“Great Wall”；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分析，中文的“长城”，其能指就是“长城”的具体形象与发音的结合，所指就是长城所表达的具体意义，即“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阻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1]，但视听媒介符号无法达到这样的表意与表达效果。创意者可能撷取万里长城中的某一段拍摄，这一段长城可能是较完整的某一段，或已经毁坏的某一段，抑或经修复的某一段“现代长城”。创意者可能用大画幅相机、数字或胶片相机、手机拍摄，拍摄时的游人、天气、环境不同，影像表达的意义就不同。创意者选取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的悠久，还是呼吁保护古代文化遗产？被拍摄的长城是新的、旧的，能说明什么？长城背后的文化历史、人文环境该如何处理？这四个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定位与表达，才能把长城影像说明白、弄清楚。所以视听媒介符号，要把文字语言中的能指，即形象与发音分开，文字语言中的发音，就是视听媒介语言的对象主题表达层面；形象方面就是视听媒介语言的技术记录表意层面。文字语言符号中“长城”所指方面在视听媒介语言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就是影像创意者想表达的层面，以及文化人文层面能表达的内容。视听媒介语言是用四个表意层面即视听技术层面、对象主体层面、对象主题层面、文化人文层面共同来表情达意。

简言之，视听媒介语言即是影像符号的编码与意义的组合。罗兰·巴特[2]认为，影像是一种“非编码的编码”[3]，如何理解这看似矛盾的逻辑结论？罗兰·巴特的“非编码”是指影像中的视觉符号元素，而“编码”则是超越了现实中具体物象的整体文本，即意义的编码。巴特认为，影像符号分为原本符号和外延符号。原本符号主要是以线条、形状和色彩等形式呈现的信息符号；外延符号是指比喻、象征、对比、变形、夸张等修辞格或文化人文等呈现的信息符号。影像创意者具有符号编码选择性，对于影像解码阅读者，影像的阐释具有敞开性和充分性，从而能透过影像的潜在状态获得外延性的显在意涵。

对视听媒介言语的分层，目的在于把影像表意符号的结构弄清楚，而不是笼统抽象地描述视听媒介语言现象。

第一层是“视听技术层”

即影像技术技法层面的视觉言语表达，除了影像设备的技术技法外，西方理论中还有“格式塔”视觉理论阐述，也是从视觉技术层面进行的辅助阐释。这一层面在创意者方面，最重要的是镜头言语；在受众方面，最重要的是屏幕“呈现”言语。即影像创意者对于镜头言语的运用、操控与编码，从而形成的技术技法言语。当然，视听技术技法层面的编码与镜头的编码有很多不同，如透视景深、广角长焦的区别等，都是一种技术技法“编码”，而对象却是“非编码”的被摄物体或本体。在当代视听影像创作中，这种技术技法编码既有传统方式，也有数字方式，还有电脑制作和软件生成方式。

第二层是“对象本体层”

即被关注对象的本体的视听媒介言语层面。如果说第一个层面是外在“形式”，那么这个“对象本体层面”就是“内容”了。对象本体言语在视听媒介语言中“编”的“码”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被拍摄对象，也就是现实中的物体对象，这些对象的选择权在于创意者。但对象本体通过自身的外在形式，如形状、状态、光比、影调等符号被相机镜头、感光材料等媒材记录。不同的状态表现的对象本体也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些手段既是被摄对象本体的外形，也是编码的工具和“码”。这就像被摄对象有多种不同的外形，而被创意者“编”的“码”，就是选择其诸多外形的一种，如光影、色调、影调、层次等，创意者或采用冷暖调，或采用不同光比，但都是对象本身所表现出来且真实存在的状态。影像对象本体是由现实空间中的真实对象构成的，但有时又加进了较多复杂的中介和媒材，如技术方面或后期方面的，都有可能直接改变影像对象本体的真实状态。这些“码”，类似于文学编码中的“语词”。在视听媒介语言中，第二层面主要是指视听媒介语言的编码元素，又分为修饰性编码和实体性编码。实体性编码是指对象本体实质性变化的编码，即对象呈现的褒贬状态或具有正负能量的编码；而修饰性编码则是运用对象外在形式的不同，如采用对象本体不同的光影外形，用云雾、水汽等手段，“装饰”对象本体等。这两种不同的编码，其实质就是关于对象本体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编码。

第三层是“对象主题层”

这一层就是创意者对于被摄对象的态度与判断层面，或是对象本体能让创意者表达的主题或观念，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对象本体的能指和所指信息层面的。创意者对于被摄对象既有纪实的，也有写意的，主要是创意者的理念与意识的融入。如尤金·史密斯的影像作品《入浴的智子》、塞缪尔·阿兰达拍摄的《怀抱中的也门男子》[4]，都表达了同一个对象主题：母爱，通过母亲与被伤害的孩子这一对象本体自身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母爱”的人类共同母题[5]。

摄影师塞缪尔·阿兰达的作品《怀抱中的也门男子》（图2-16）是第55 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获奖作品，该图于2012年2月 12日当地时间 11 时发布，该作品被看作“阿拉伯之春”运动最完美的影像诠释。

照片中两个彼此相拥的人物都没有露出面容，但这并不妨碍通过符号解码的方式阅读他们的情感，对象本体的隐匿反而让阅读者看到了剧烈的痛楚与悲痛——这就是革命。当时的评委会主席评价说：“照片呈现了一个心酸、悲悯的时刻，面对残暴事件的人们，而这样的冲突仍在继续。我们可能无法得知画面中那个扶抱起亲人的女人到底是谁，但她代表了勇敢而坚忍的普通民众，那些在中东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图最重要的是对象主题层表述：西方媒体很少呈现这种私密的情境，蒙着面纱的妇女就是“阿拉伯之春”整个事件带给人们的最终结局。而“阿拉伯之春”则是文化人文层面的表述。也有人用文字语言的方式，对该图进行了描述，我们对比阅读，可以理解不同符号所给予受众不同的感觉：

《怀抱中的也门男子》

硝烟还没有退尽

赤裸的灵魂在亲人怀

抱中

暂且舒缓

唯一的圣洁

被漆黑严严实实地包裹

一座清真寺搂着你

受伤了的亲人

萨那，谁替你疗伤

世界不需要杀戮

也门，人类祈祷和平

第四层是“文化人文层”

这一层面是隐藏层面，以环境符号或背景符号进行潜在表达。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层面的意义，二是历史、文化、人文、背景层面的意义。视听媒介符号不同于语言文字符号，因其直观感性，在影像的文化历史、社会环境与人文精神层面的叙述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该层面的叙事是基于影像对象的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地域、民族等因素的潜在暗示来表达，影像创意者把文化、人文因素隐匿于影像符号之中，或以视听觉元素、技术符号元素潜藏于影像之中。在动态影像中，可以用“闪回”“蒙太奇”等方法很好地解决这一叙事层面问题，静态影像则以多种方式进行含蓄表现。

▲视听媒介符号的表意递进机制

影像叙事层级的划分并无严谨的科学依据与机制，但目的在于让受众与阅读者可以精准有效地从视听媒介符号含义与言语叙事中提炼出影像的原本意义与创意者的表达主题。影像叙事层级相互之间有其内在逻辑，是视听媒介符号表意的“隧道”，这条隧道通向不同层次的意义空间，每个层级所表达的重点不同，视听媒介符号的叙事方式也不相同。视听技术层是从表层为影像符号编码提供技术支撑；对象本体层注重被摄对象本身的符号表述；对象主题层倾向于创意者想表达的观点；文化人文层则从人类共同的文化环境与约定俗成的传统进行叙事。各层级之间实现影像意义的逐层递进，实现不同层级意义空间的转换。如缺乏影像符号编码者与解码阅读者共同的技术与符号支撑，就难以识别影像的性质与作用；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人文环境与视觉素养基础，文化人文层级的影像叙事就难以有共识与共同的理解。

视听影像是现实符号的视觉呈现

传统文字语言的符号性，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义而多义，最后形成一种公俗规范。而视听媒介符号则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变革，从黑白介质符号到彩色介质符号，从模拟符号到数字符号。同时，视听媒介符号也日趋复杂，影像与现实的记录对应关系，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也由记录表达转向文化呈现。影像以文化的方式隐喻现实世界，影像与现实的关系转化后，影像与社会不再是简单的记录对应，而是影像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的视觉文化对应关系。

【实训与练习】

1.以“电风扇”“自行车”“手机”为对象，用视频媒介符号不同的表意层级，拍摄四幅不同的静态影像，分别表现具象、抽象、象征、文化层面的影像意义，并对比这四类静态影像之间的意义差别。

2.观看一部未经翻译或无中文字幕的外语片，写 150 字的电影内容简介，并与互联网上介绍该电影的文字进行对比，说说你对视听媒介语言素养的理解。

3.用符号编码方式解读一段经典的电影片段，再用手机模仿拍摄这段视频，或写下你可能拍摄的镜头方案，以此对比、分析编码与解码的转换过程。

4.从“机器设备语言”“被摄对象语言”“拍摄者语言”这三个维度拍摄同一对象或事件，剪辑制作成短视频，分析、体会该短视频采用三种维度叙事的细微差别。

5.从网络上找到以UGC、PGC、OGC、MGC方式生成内容的四段视频，对比、分析不同类型视频内容生产的产业运用与商业价值。

[1] 百度百科“长城”词条，或见《新华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释义基本趋同。

[2]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是法国重要的结构主义及符号学家，前卫文学与古典文学并重，其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论。罗兰·巴特生于1915年11月 12日，1980年2月 25日遭遇车祸离世。

[3] 罗兰·巴特《图像的修辞》（Rhétoriquedel’image），in Communications（交流），No4，1964。

[4] Corbis图片社选送的西班牙摄影师塞缪尔·阿兰达（Samuel Aranda）拍摄的《怀抱中的也门男子》获得 2012年第55 届荷赛奖年度图片大奖。

[5] “集体无意识”源自荣格的理论。荣格原为弗洛伊德的弟子，后自成一派。他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认为在人类的无意识中，“个人无意识”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携带着人类自远古以来的经验和记忆，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各种“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