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经济学
——追寻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
韩庆祥
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马克思给我们开辟出一条哲学与经济学彼此理解和互动的道路，这就是：哲学的“问题”本性内在要求从经济问题中寻求实现，而经济问题只有提升到哲学高度才能揭示其本质并找到根本性的解决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基于马克思理论的本性，马克思推动哲学与经济学互动的本性本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传统。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偏离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哲学与经济学各自划界、彼此分离、缺乏对话，从而造成各自的研究陷入某种片面化和碎片化。那么，马克思为我们开辟的哲学与经济学彼此理解和互动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条道路中寻求破解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困境的出路？
一 经济学中的哲学：哲学变革，经济寻求
在《莱茵报》时期，与普鲁士政府的论辩，使马克思在哲学上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现实难题的求解、费尔巴哈著作的出版与理论批判的勇气，促使马克思改弦更张自己原有的哲学唯心主义立场，展开了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对于批判的结果，马克思在后来的回顾中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开辟了“哲学变革，经济寻求”的道路，即要在经济研究中，“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3]，这种寻求，使马克思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又洞悉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最终实现了哲学革命，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且通过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论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检验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研究对其哲学研究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学研究促使马克思清算其哲学信仰
1845年春，马克思决定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一清算明显受到从1843年开始的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4]可见，恩格斯由于经济学研究及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而产生了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见解，而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以及得出同样的结果，也使经济学研究在推动其清算哲学信仰中的作用得以呈现。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下，通过对自己的哲学信仰的清算，马克思得出结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5]比如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而使马克思能够清晰地洞察并深刻地批判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注重概念演绎，并构建了用思辨逻辑形式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对于这种对“既在”事物进行解释的“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式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它实际上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即“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物质关系首要就是生产关系，“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6]。再如通过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既明确地指出了商业和工业“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7]，又深刻地揭示了工业在本质上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从而能够清晰地洞察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
（二）经济学研究推动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
马克思如何看待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表明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以及马克思哲学具有怎样的本性。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对“尘世”进行批判并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批判哲学”；哲学是“非常懂得生活”并为现世提供智慧的“生活哲学”；哲学是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为劳苦大众提供心灵引导的“人的哲学”；哲学是超越现实并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哲学是关注无产阶级解放并成为人民精髓的“政治哲学”。同时，哲学也是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并批判西方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及其价值取向的“经济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研究是其“批判哲学”、“生活哲学”、“人的哲学”、“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等的驱动力与实现条件。这在马克思对其哲学主题（现实的人、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些经典论述中清晰地呈现出来。在经济学的视野中，马克思首先把人看作现实的人，现实的人首先要满足其肉体组织的需要，为此就必须从事与分工相关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人既与自然发生关系，由此产生生产力，又与人发生关系，由此产生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于是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还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0]
正是基于对经济活动与经济事实的经济学研究，促使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领域里的一场划时代变革，或者说，没有经济学研究，就不会有唯物史观的创立，也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对此，陈先达明确指出，“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就很难由异化上升为异化劳动理论并经异化劳动理论而升华为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11]张一兵也指出，“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并最终经由经济哲学批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12]
（三）马克思还在经济学语境中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表述
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主要有两处。一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3]这里，马克思通过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初步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出发点；市民社会是历史的现实基础；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等。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这些经典表述，无论是使用的概念术语还是运思的理论逻辑，都清楚地显示了其经济学语境。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4]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获得的；马克思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结构时所使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等概念，是从经济学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得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经济学研究必然逻辑得出的结论；社会革命也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的。
二 哲学中的经济学：经济问题，哲学分析
1844年，马克思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而转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政治批判，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的劳动异化，为此，马克思注重去解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为解剖市民社会，马克思便去研究国民经济学；马克思通过研究认为，国民经济学只就经济去谈经济，既不关心经济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影响，也不把经济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来分析，对经济问题缺乏哲学批判。马克思通过哲学与经济学的初步结合开辟了二者彼此理解与互动式发展的道路。1846年，马克思力求把经济问题与人、生产劳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社会历史的根本结构和发展规律上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在驱动机制，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深层结合。《资本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典范，“三位一体”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了“一整块钢铁”（列宁语），“经济问题，哲学分析；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理论思维逻辑显示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严谨性与科学性。
总体来说，在马克思那里，分析研究的经济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及资本控制社会的逻辑。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所做的就是：“经济问题，哲学分析”。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蕴涵的哲学思维方式及所具有的哲学高度，使其在各个层面和一切细节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同时代人的经济研究成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推动了其经济学革命。
（一）马克思关注经济问题的哲学前提
作为一种深邃而有洞察力的思维方式，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反思、批判和超越。而作为哲学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的批判性突出地表现为“前提批判”，即以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去反思各种知识或理论的逻辑前提，以揭示知识或理论的前提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前提或价值取向。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5]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马克思首先揭示了私有财产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16]马克思进一步追问了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的私有财产的本质，通过研究，发现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在深刻剖析了异化劳动的本质及其内容之后，马克思又阐释了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7]这里，在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再到共产主义的理论思维逻辑中，其经济学研究的人本立场和前提鲜明地呈现出来了。实际上，马克思的人本立场和前提在其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观点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哲学前提：现实的个人是经济生产的出发点；人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来源；社会的人及其交往关系是货币的基础；工人劳动是资本增殖的基石；人的本质力量是工业的本质；人本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秘密；人的解放是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承担者。
此外，通过对经济问题的“前提批判”，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对“历史性”的忽视。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像神学家“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那样“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8]；又揭露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19]；还清算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批判了他们把“合乎自然的个人”看成是由自然造成的错觉，进而指出在生产一般的抽象中忘记历史的差别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20]。
（二）马克思运用哲学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
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1]因此，当季别尔教授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22]而德国的评论家大叫这是黑格尔的诡辩，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23]时候，马克思则强调指出自己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方法”，而这种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24]。实际上，在1847年出版的概述“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25]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曾批判过蒲鲁东以抽象的哲学范畴及逻辑体系涵摄经济现实的企图，并进一步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马克思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具体阐释了他的辩证法的三大特点。[26]恩格斯也说明过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他认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在恩格斯看来，“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恩格斯最后明确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27]正是这种分析方法，使马克思既超越了经济学实证分析中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推动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实现了经济学革命。具体来讲，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哲学方法主要体现为：①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深入剖析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来源的由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构成的劳动二重性，进一步揭示了作为历史内在本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从劳动与商品出发，具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运用否定之否定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29]；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解释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取决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的经济范畴及其先后次序[30]。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剖析了由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结构等构成的人类社会的纵向结构与整体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31]。
（三）马克思注重对经济问题设置哲学价值导向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经济问题的哲学价值导向。马克思在展开自己的经济学探讨时，首先对他当时面临的国民经济学进行清理与反思。通过反思，马克思认识到国民经济学之最大局限，就是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只考察经济事实的经济学意义，而忽视其“人”的意义；它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本取向。与国民经济学相反，马克思则用哲学的头脑与方法思考问题，把“人本”理念引入经济学，既从彻底的革命人道主义出发，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现实，又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论证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个根本的理想价值目标。实际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哲学价值导向，贯穿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始终。在1844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在“对人的漠不关心”[32]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并且这个“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3]。马克思通过对作为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的异化劳动的深刻剖析，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34]。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了批判尘世中的自我异化的任务，力图追求幸福、自由、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人类的伟大理想，其消除人的异化、使人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主题清晰地呈现出来。对此，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并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5]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主要从人的发展角度考察了社会历史发展并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6]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在这里突出地体现为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个性主要包含以下含义：与他律相对应的自律性，能自己制约、支配自己；与强制性相对应的自由性；与盲目自发性相对应的自觉性，能意识自身和外部条件；与依附性相对应的独立自主性，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存条件和活动；与重复性相对应的独创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着眼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使每个人处在特定的职业分工中，这必将使人的能力畸形发展；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也会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商品经济及市场机制也促进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能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也使交往具有普遍性，使个人冲破地域、民族和职业局限，吸收世界成果来发展和丰富自己；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必将增加劳动者全面发展个人能力的自由时间；商品经济把人的理性和能力突出出来，并使人的理性和能力之地位得以确立。
三 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在当代中国，只有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才能既避免经济研究中的片面化，也有利于破解“中国问题”。
（一）经济问题缺乏哲学引导容易走偏
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启示我们，既要对经济问题注入人文关怀，注重从人学层次上考察经济问题，研究经济问题中人的问题，既见经济又见人，不能把人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又要注重两面性看问题，避免看待经济问题的“单向度”。然而，第一，当前一些经济学家看待经济问题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往往更多地仅从经济角度考察和研究经济问题，而没有自觉地把经济问题提到哲学上的“人”的层面来考察。比如，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绝不仅仅是打破旧体制的障碍机制，建立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应机制，它同时也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从哲学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明确经济发展“依靠谁与为了谁”，这就是既要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也要强调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要言之，要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人的自主创新能力问题，要从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对待劳动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往往多关心劳动创造财富而不大注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结果导致了改革开放32年来劳动者做出很大贡献但却做出了许多牺牲。从哲学上讲，我们就应特别注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劳动本位论；在对待资本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往往多关心资本拉动经济，看不到资本的吃人本性。如果我们把资本问题提高到哲学上的“人”的层面来考虑，就既要尊重资本运作的逻辑，又要合理规范资本；在对待财富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往往较多关心物质财富而不注重劳动是财富最直接的源泉，看不到能力创造财富。马克思的哲学高明于他以前经济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比较注重从人的角度考察财富问题；在分配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往往注重资本、管理在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大注重劳动、能力在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劳动报酬较低），多注重分配的效率性不大注重分配的正义性和人道性。如果将分配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我们就需要注意分配中的结构问题，科学对待各种要素的分配比例，使分配日趋合理化；关于消费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多看到消费拉动生产，注重扩大内需，却没有从哲学上看到劳动者能力的发挥也是最大的生产力；在当前人们广泛关注的房子问题上，许多人较多关注其中的经济价值，然而却忽视了哲学所强调的民众的基本住房权；在拆迁问题上，一些人为了“经济”而实施“暴力拆迁”，却忽视了哲学所强调的尊重民众基本权利的“和谐拆迁”。第二，当前我国的一些经济学研究缺乏辩证思维。要么过于追求实证分析，缺乏理性批判；要么过于追求微观求证，缺乏宏观把握；要么过于注重事实判断而忽视价值判断。一个缺乏辩证思维的经济学家，是难以真正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
（二）哲学不关心经济问题就解释不了我们的世界
问题是哲学之源，现实生活世界及其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哲学发展的动力源。哲学必须关注它那个时代的问题，并对时代问题做出符合时代所要求的水平的哲学阐明。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7]就是说，哲学思考源于时代的呼唤，是对时代发展的理论回应。马克思正是通过准确捕捉时代的、实践的根本问题来把握现实世界的，而马克思集中捕捉的实践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马克思发现，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物质生产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因此，哲学要解释世界以及进一步改变世界，首要的就是关心经济活动，研究经济问题，透过经济现象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困境，一定程度上就在于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缺乏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经济问题的关注，尤其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考量，而往往局限于纯哲学概念的抽象思辨。哲学首先要关心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哲学就会流于空论，就会停留于问题的表层，无法深入我们活生生的具体现实世界，也就无法解释我们所面临的生活世界。在当代中国，如果我们的哲学不了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劳动、资本、财富、分配、消费、房子、拆迁、上访等问题，你能解释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世界吗？还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生活世界尤其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生活必然通过影响人们的生存方式而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市场经济既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意识、能力意识和创新精神，也摧毁了一些传统的生活习惯与精神信仰，致使一些人焦虑、困惑、茫然；资本逻辑导致的技术统治与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学精神单极发展，而人文精神却日益式微；消费社会误导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泛滥夸张的广告通过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制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致使有些人的价值追求出现混乱；商品经济的不健全也导致一些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度膨胀，盲目满足生理需求与物质欲求，相反精神追求却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理想信念出现严重缺失，等等。如果我们的哲学不关心这些经济问题，不研究经济活动及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渗透与影响，既无法解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无法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谈不上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 期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第8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3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1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6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8页。
[11]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46页。
[1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0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3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8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9-10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9-11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2-43页。
[2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0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4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7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3页。
[3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第77-7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