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鸟瞰
鲁品越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机器大工业时代进入发达的信息时代，发达的交通、通信系统使地球成为“地球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国际关系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从奉行海盗法则的野蛮的殖民主义演变为文明的资本输出方式，出现了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世界各国人民面临各种危机的威胁，其复杂性程度也超乎人们的想象。
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时代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资本支配一切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切变化归根到底是由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所引起的。因此，透视当今世界资本表现形式的变化，就会使我们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洞视当代复杂现实的深层本质与发展趋势，加强我们的战略定力，从而在复杂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纵观资本形式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概括为资本权力的表现形式的“四化”：全球化、知识化、福利化和金融化。这些变化的胚芽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萌发，《资本论》对此也有原则性的分析。因此，立足当代实践，发掘和发展《资本论》中的相关思想，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 第二代全球化：霸权主义与人类共同体的矛盾
《资本论》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启动了无止境扩张的社会关系生成过程：资本为了追求自身增殖，必须为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开拓新的投资空间，由此产生了资本的无止境的扩张性循环，将整个世界卷入资本的循环圈中。因此，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圈必然突破国界，迅速延伸到整个地球。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明形式从此不断地被资本循环所吞噬，而被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人类历史由此而成为“世界历史”。
（一）资本扩张困境与两代全球化模式
资本要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面临两难情境。
从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来看，资本要最大限度地增殖必须使劳动者永远处于贫困状态。这不仅是因为资本要尽可能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多分一杯羹，因而尽可能地少给工人工资，而且因为只有使劳动者阶层处于贫困状态，才可能创造出供给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贫困到极限的朝不保夕的工人，为了活命不得不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没有任何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有大量失业人口，而且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此故，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一致主张废除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其目的是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给资本增殖创造最丰裕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然而，从产品消费市场的要求来说，资本要实现增殖又必须使工人具有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只有如此才能使生产的商品能够卖得出去，其中凝结的价值得到实现。这就要使工人摆脱贫困状态，其工资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无法实现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的目的。
这是摆在资本增殖面前的逻辑悖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资本家的上述两项要求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资本主义是个封闭在某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危机必然常常发生。为了避免和延缓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资本出现了寻找外部市场的强大冲动，由此形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浪潮。
在马克思时代，工业化进程刚刚在西方国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使本国工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以实现最大速度的扩张。然而这样就使本国的购买力水平低下，必然造成产品过剩。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正是“第一代全球化”：开拓殖民地，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用过剩产品交换落后国家的黄金白银，并且拿出一部分购买落后国家的原材料乃至奴隶。由此形成臭名昭著的“黑三角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将本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到非洲贩卖黑奴（出程），然后再用黑奴到美洲换取黄金白银与原材料（中程），运回欧洲资本主义母国进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归程）。这个“贸易黑三角”支撑欧洲资本主义扩张达四百年之久。[2]这就是说，那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产品出口，以获得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本国的资本扩张。由此引起的结果是使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只是给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而带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只是灾难与贫困：贩卖黑奴给非洲黑人带来的是人道主义灾难，而给资本母国的白人劳动者带来的则是失业与极度的贫困。这就注定了一次次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随着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这种违背最起码人道主义的罪恶的“黑三角贸易”不得不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方式必须变革。
于是，第二代全球化应运而生。如何既要使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以培育廉价劳动力市场，又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培育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的商品市场？资本的“第二代全球化”使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似乎产生了“神奇的结果”。其方法是：使所有产业拉长为国际产业链，需要低端劳动力的处于中段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用资本权力最大化地榨取其剩余价值，使其成为贫穷的生产国；而资本的母国掌握资本控制权的两头——研发发展部门与品牌营销部门，于是大量的剩余价值流向母国，发达国家成为富裕的消费国，产品价值由此得到实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工业化。于是，贫穷的生产国与富裕的消费国相分离，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与它对商品的消费市场的要求，分别得到了满足。这就是由国际产业链产生的国际贫富分离的“神奇效应”。它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容量，延缓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
随着资本全球化方式的上述改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使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国际矛盾。第一代全球化产生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征服世界的殖民主义世界格局。由此引起的国际矛盾是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抢夺殖民地的激烈冲突。于是发生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这种国际矛盾则表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背景下，亚非拉国家的反帝独立运动。于是，与第一代全球化方式相应的殖民主义终于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与第二代全球化方式相应的霸权主义世界格局逐步形成。
霸权主义追求的根本目的与殖民主义并无区别，但是其手段发生了从“鲁莽笨拙”到“理性精巧”的变化。在政治军事上，不再主要依靠直接侵略扩张来占领他国土地，而是采取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与对相关地区的武力威慑：占领全球各个关键水道，使用密布太空的卫星通信系统（空基系统）来控制国际交往渠道，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其最终威慑手段。在经济手段上，不再是直接掠夺他国资源来进行本土制造，而是利用货币霸权和资本输出，通过垄断性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链，通过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分割生产国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以转化为其超额利润。这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以霸权国家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同盟，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边缘的国际秩序。这种由国际产业链与国际金融链为骨架的国际资本循环圈是这种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
（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
在新的第二代全球化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制的矛盾，上升到当代国际领域，表现出新的形式——全球化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霸权主义国家追求的只是自身资本扩张，追求“本国第一”，为此罔顾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客观需要。由此必然造成世界的分裂和国际冲突加剧，同时也导致对霸权国家自身的自我否定。
首先，导致国际关系分裂，国际冲突加剧。在政治军事上，国际霸权必须通过政治军事结盟才能实现，于是整个世界分裂为霸权国家的“同盟国”与非同盟国，以至“假想敌”，并且通过制造对立与冲突来强化同盟国对霸权国家的依赖。这就必然导致错综复杂、越演越烈的国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进而导致国际恐怖主义蔓延。而在国际经济领域，霸权国家必须依靠在国际金融链上的金融霸权、国际产业链上的高科技霸权和国际市场的品牌霸权，为此必然千方百计利用其货币霸权优势地位，频繁使用关税壁垒和经济制裁手段，来扼杀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品牌发展。由此必然引起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冲突，导致经济上的国际分裂。这些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分裂，形成了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
其次，霸权政策也会导致霸权国家自身竞争力衰退与国内矛盾激化。霸权国家通过国际金融链和国际产业链攫取全球剩余价值和财富，这种寄生性扩张方式也导致其自身基础性能力的衰退——这是因为它导致其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于是基础制造业急剧衰退。而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无论从就业总量上还是就业结构上，都无法满足全社会的就业需要，导致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金融圈人士可以一夜暴富，而失业工人却长期贫困，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如此，蓝领工人长期失业还将导致整个国家制造业工艺水平的降低，产业工人断代，操作技能失传，进而导致制造业的长期国际竞争力衰退。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必然导致金融体系过度膨胀，一旦其膨胀程度超过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便会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再次，维护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昂，世界面临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通过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来维护其霸权，同时也由于霸权主义遭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国际反抗，导致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的成本不断上升。发达国家也常常通过局部战争来维护霸权，使人类和平面临威胁。列宁说过，“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3]这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在今天的霸权主义时代，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
由此可见，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已经陷入严重危机。霸权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已经严重阻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全球化生产力发展。因此，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国际生产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这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全球化生产力建立起来的全球网络，如国际交通通信网络、国际产业链、金融链、互联网、物联网，等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它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其本身所致，而是以它为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力量所致。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们将不断摆脱霸权主义的控制，而由各国人民来掌握。各国人民之间内在联系只能越来越紧密深入，越来越休戚相关。适应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正是各国人民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成为替代第二代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方式，当代国际社会正处在由“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向“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转换的进程中。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同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中国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是这种倡导与推进的具体体现。中国倡导和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的理念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6]中国绝不谋求在这种新时代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因为反对霸权主义正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二 资本的知识化与知识的资本化：人力资本与中产阶级的出现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生产所消耗的劳动价值，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的自然力”的生产即生产出人类天然具有的体力与智力，这需要提供人类生存与繁衍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二是给劳动者提供掌握一定技能的教育与培训，这也需要一定的费用。马克思说：“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7]在马克思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科学技术发明不断把工人的经验技能规范化、标准化。“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8]因此那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是对工人本身技能的剥夺，工人沦为基本上不需要文化教育只拥有“人的自然力”的劳动工具。
但是，当社会生产力从大工业时代到信息化时代，情况发生巨大变化。生产过程高度信息化之后，抽象符号性操作（如计算机编程）越来越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进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长期的专门训练的专用知识越来越强。此外，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产品创新速度越来越快，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培育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所有以上各方面的因素，使工人的劳动力生产，除了生理性的体力与智力再生产外，教育和训练所占的比重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微乎其微”，它在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中的占比，远远超过维持生命的生存所需。于是，社会生产需要的较高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在人才竞争激烈的领域，工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超过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即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劳动力生产过程中，教育和培训所占的比重。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社会劳动力生产中，生理性再生产占主要地位的“自然人劳动力”阶段，主要任务是“人的自然力”的再生产；二是教育和培训占主要地位的“知识性劳动力”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劳动者个人及其养育后代所要进行的生理性再生产耗费的价值，而且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劳动者本人及其后代的教育与培训所花费的劳动价值。因此，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必然成倍增长。于是，知识型工人的工资必然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工资，中产阶级由此形成。
知识型劳动力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其必要劳动价值（其价格表现即工资）大幅度提高，而且其个性化、差异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自然人劳动力”生产中，人们之间维持生存需要所要消耗的劳动产品大致相同，可以有一个社会统一标准，因而工人的工资大致有一个统一的尺度。而在“知识型劳动力”生产中，其需要投入的劳动价值具有个性化特征，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之间差距很大。对各种特殊人才所需要投入的价值各不相同，这就是“知识型劳动力”培育的差异化特征。
人类的劳动能力从“自然人劳动力”到“知识性劳动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那些高于由社会公共产品生产出的一般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也即人们所受的特殊的差异化教育的部分，是在劳动力生产上的投资，称“人力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知识性劳动力被资本化，而出现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人的智力和知识的“资本化”，同时也是资本的“知识化”：这就是说，除了生产简单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之外，资本还有两种形态：一是投资于生产资料的物质化资本，二是投资于人的知识与技能教育的“知识化资本”，也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具有和资本家所具有的物质资本进行博弈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获得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其差值即人力资本的收益。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即人力资本）得到了很大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人力资本产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理论上出现了马丁·魏茨曼首先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利润分享制。”[9]这使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人力资本”与资本家的“物质资本”相抗衡。于是，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对劳动者知识文化素质要求的提高，一旦被资本化就会产生资本新形态——人力资本。这是资本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它使“中产阶层”劳动者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单位，其不断繁殖而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但在看到人力资本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历史进步的同时，还要看到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会在人力资本上的两极分化。当代家庭已将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投入于自己和后代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中。于是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自我繁殖单位，而进行的人力资本的世代积累。穷人只能接受由公共服务提供的普通教育而没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受到某种特殊教育的富裕阶层则会在人力资本中占优势。于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占有的物质财富上，而且还表现在拥有的知识化的人力资本及其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上。由家庭的血缘关系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教育的产业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仍是当前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10]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拼爹的资本主义”现象，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三 社会的福利化：建立在寄生性与社会分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增殖，必然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与福利，导致劳动者的贫困化。但是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高福利政策。工人不仅工作日缩短和工资增长，而且从出生到死亡，在医疗、教育、失业补助等方面，享受较高的福利待遇。这就是“社会福利化”，而其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所以战后出现了部分资本转化为社会福利的现象，所以也可视作部分资本形态的新转变——福利化。这种转变明显违背了资本本性，因此有人据此断言，战后资本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因而《资本论》已经过时。
但是，深入分析这种福利化趋势，我们将会发现，正是《资本论》的深刻见解，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福利化的实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一）福利化政策的三大原因
福利化不但违背历史上的资本本性，也违背当代和将来的所有资本的本性。资本本性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否则就不再是资本。而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福利化政策，实属资本在外部压力下迫不得已之举。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二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抗争，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导致的冷战需要。
1929年到1932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政府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没有看到危机产生的真实的原因是资本积累与穷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是将过剩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凯恩斯由此开出了一系列增加有效需求的处方：增加公共产品的生产，以增加对过剩产品的购买力，由此出现了发达国家的福利化趋势。这是资产阶级在过剩危机压力下的迫不得已之举。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而不得不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然的话将会招致本国广大工人阶级会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统治。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强有力的鼓舞。于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会的力量空前强大，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以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工会组织使工人在国家政治机构的选举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尽管工人们只能在资本集团选定的候选人中进行选举，但也会使某些候选人在福利政策上给出竞选许诺，从而使福利制度得到实现。
正是出于以上各个方面的压力，代表全社会资本集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在一定限度内实施福利化政策，而将部分资本利润用于社会福利。而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也为这种福利化提供了可能性。生产力的知识化导致了上面所述的人力资本的出现，于是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具有较高收入的中产阶层，它为支撑福利化提供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以中产阶层为主要纳税对象的国家税收体系。而全球化则把资本吸收剩余价值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支撑福利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主要源泉。因此，所有的福利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国家。福利化的上述必要性与可能性相结合，自然就产生了福利化现实。
（二）福利化导致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新表现
正因为福利化本身是与资本本性相悖的，将它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就会产生重重矛盾，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一系列新表现。最主要是滞胀的出现。福利化的庞大支出来源于税收，这必然导致资本的运营成本上升，这直接导致两大后果：一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二是社会总投资量减少，于是经济停滞和衰退。这二者合在一起，形成了滞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福利化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其次表现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滞胀的结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越来越庞大：通货膨胀导致福利支出的货币越来越多，同时经济衰退导致需要救济的失业与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因此，政府的税收越来越无法应对庞大的福利支出，财政赤字不断积累，最后导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2007年至2015年期间，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由64%上升至106%，日本由183%快速上升至250%，英国由44%上升至89%，法国由64%升至97%，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负担都快速突破了100%以上。即使是财政状况最为稳健的德国，其政府债务负担也于2010年一度突破了80%。”[11]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都远高于《欧盟条约》规定的60%警戒线之上。美国的主权债务可以通过印刷货币（也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地解决，而欧洲国家就比较困难了。主权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发生还贷无望，国家主权信用等级下降，于是无法继续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持续下去，由此暴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五个国家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的到期债务有4061亿欧元，长期债务规模有4万亿欧元之巨，根本无力偿还。[12]主要依靠出口支撑的北欧国家，其高福利也难以为继。
上述经济矛盾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高福利导致一些不劳动者也能获取较高的福利，加重了社会负担，其中相当大的负担由社会的中产阶级纳税承担。于是在西方社会形成了赞成与反对福利制度的两大政治派别，左派支持而右派反对。这种政治对立使西方国家政府常常左右轮换，政治取向高度不稳定。而且全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分裂状态。
福利化不仅导致发达国家上述国内矛盾，还导致以下一系列国际矛盾：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矛盾。高福利违背了资本最大化增殖的本性，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必然要从发展中国家分割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来补偿。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本来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福利被剥夺了，用于维系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通过发达国家的资本向本国交纳高额累进制税，来支撑社会福利体系。这些税收表面上直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实质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间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二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矛盾。违背资本增殖本性的高福利系统，使各国政府在财政上出现长期的支出大于收入的矛盾。于是，欧洲国家为了支持高福利政策，把其国家军事安全主要委托给北约之首美国来承担，导致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要向这些国家收取防务保护费，这显然是各个盟国不愿承担的。在高福利的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一些国家主要依靠向德国、法国、英国借债来维持其高福利，而且缺乏偿还能力，于是产生了债权国与负债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直接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化现象，并没有使《资本论》的理论过时。与此相反，《资本论》可以使我们深刻透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由此产生的上述新表现形式，更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无法实现不依靠剥削他国人民的真正的高福利。只有通过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的福利制度。
四 第二代金融化：虚拟资本的权力结构及其危机
金融最根本的功能是融资，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价值增殖，并且尽可能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规模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投资所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因此，资本家不能仅仅靠自己赚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还要将全社会的剩余价值集中起来转化为资本。由此产生了金融。最早的金融借贷，后来则出现了将资产转化为证券，进行证券交易活动，这个过程则称为金融化。
（一）第二代金融化：金融化世界和虚拟经济的诞生
正像全球化分为第一代全球化与第二代全球化一样，金融化也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金融化始自股票——将企业资产对未来利润的分割权证券化，股票是“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13]而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则出现了金融寡头通过股份对产业资本的直接控制，因而产业资本被金融化了。这就是第一代金融化。金融资本控制产业资本是第一代金融化的基本特征。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是由银行支配并被产业资本家使用的。”[14]“它将曾经骄傲的商人变成了被金融资本垄断的产业的代理人。”[15]列宁对此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16]。正是通过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和控制，使全社会资本迅速集中，资本主义进入由金融寡头主宰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登上了资本权力的巅峰，也相应地出现了第一代全球化——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全球化的巅峰，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正走向衰败，被资本主义新的时代所取代。
与第一代全球化导致两次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相呼应，第一代金融化——金融寡头对产业资本的统治产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我们知道，由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必然造成的产品过剩是资本主义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唯一出路是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社会资金的流动性，以创造需求，消化过剩产品。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由此应运而生，但治标不治本，必然导致滞胀，其理由已如上述。那么，能不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不通过政府财政，而通过与资本本性一致的市场途径来增加社会资金流动性？这种途径终于被发现了——这就是资本的第二代金融化。
第二代金融化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证券化，创造出一个游离于产业资本之外的虚拟资本世界，它通过金融市场的投机性暴利与风险吸引社会资金用以创造流动性，以代替凯恩斯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其实现路径是所谓“金融创新”或“金融深化”，想方设法使一切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证券化，创造各种金融衍生品，用证券价格的涨落所形成的风险与暴利吸引投机者。“资产证券化是将金融资产组合转化为与原标的资产拥有不同风险状况的可交易证券的过程。”[17]已经金融化了的资本（例如已经贷款的债权资本），以及把诸如股票指数、汇率指数、气候指数等等本来并不直接具有资产价值的金融数据，都可以成为证券化的标的物，因为只要给它们确定一个定价方法，都可以成为价格可以变动的有价证券，然后进行期货化操作，那么其价格的波动便会吸引人们投下赌注进行投机。最典型的虚拟金融产品（又称为金融衍生品）是CDO（担保债务凭证），它是反复将房贷资产证券化，以吸收社会资金而创造流动性的方法。
由于一切可以形成价格波动的标的物，都可以进行证券化而成为虚拟的金融产品。由此产生了一个“金融化世界”：“而金融化世界是指金融的范式及价值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它在政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文化生态圈以及社会生活生态圈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18]金融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主要不是它的微薄的利息与股息，而是来自利用价格波动的价格差带来的投机收益。
通过上述资产证券化和期货化，第二代金融化就创造了一种由证券价格构成的“价值体系”，如股票市值、期货产品市值等等，它们用实体经济的货币来量度（并且其中只有小部分能够按现行价格兑换成货币），但是并不直接等于实体经济货币（不能用来进行实体经济中的交易），所以是虚拟价值体系。它们不经过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而进行自我扩张、收缩和自我循环。这就是虚拟经济体系。这是第二代金融化的本质特征。
（二）第二代金融化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新表现
第二代金融化的最大的功能，是能够不经过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而通过资产证券市场把全社会零散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创造流动性，一是缓解由购买力不足所造成的实体经济危机，二是由汇集起巨额的风险投资资金，扶持有一定前途的处于孵化期的科技创新产业。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凯恩斯主义导致的“滞胀”，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
但是金融化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它将实体资本的无限扩张建立在虚拟经济通过证券化而无限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金融供给上。一旦证券化受挫，金融产品卖不出去，虚拟经济的资金链便会断裂，由此爆发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实体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所有制的矛盾，进入更深的金融化层次，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虚拟经济内部矛盾。随着金融化，实体资本的根本矛盾必然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产生了虚拟经济内部的矛盾。虚拟经济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大量民众的剩余价值圈入证券市场中，通过价格变动来牟取暴利。于是，整个证券市场上充满了资本权力的斗争。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甚至直接操纵股市、债市、汇市、期货市场价格，席卷社会大众辛苦积累的剩余价值，席卷发展中国家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国际金融玩家追求的目标。这极大地扩大和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使贫富分化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
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本来只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但是相当多的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不再生产价值，而仅仅以分割剩余价值为唯一目标。金融资本越雄厚，操纵市场的能力越强，越容易在短时期内获取暴利。于是虚拟经济会从实体经济中抽走大量资本，脱实向虚，从而使实体经济萎缩，由此形成经济虚拟化趋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无止境地追求自身增值扩张的金融资本，无休止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产品来吸引来自民间的闲置资金，使民间资金日趋枯竭。一旦民间闲置资金不足以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便会发生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如此发生的。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金融领域的当代表现。
五 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资本主义国际矛盾新形式
上述资本的全球化、知识化、福利化和金融化，导致国际产业结构上的两大结果：一是由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及其产生的国际产业链，二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虚拟化”及其产生的国际金融链。其总体目标是使作为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贫困状态，而这正是资本赚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天堂。同时将分割与掳掠的剩余价值流向资本的母国，而使母国成为消费市场的天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与生俱来的根本矛盾似乎由此而找到一种几乎近于完满的“解决方式”。然而，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不可能由此得到解决，它只是变得更加复杂，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正是由这些新的矛盾引起了国际关系矛盾的新形式，这就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战、金融战与科技战。
（一）贸易战：没有前途的逆全球化的复旧之路
“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使霸权主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大量剩余价值。这看来对发达国家是好事，延缓了其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却产生了下述矛盾。
第一是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国际垄断资本所分割与掳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流到了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垄断寡头的手中，小部分流向中产阶级，还有小部分用作社会福利。这就导致《21世纪资本论》所指出的现象：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截至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的财富比重超过70%，其中一半被最富有的1%人群所占有；也即90%的人只占有社会总财富的30%。[19]不仅如此，由于“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昔日的美国经济中心，如匹兹堡等工业城市，不断走向萧条而成为荒芜的“铁锈地带”，制造业工厂成为废墟。[20]因此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必然两极分化：极小部分成为高薪白领阶层，而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则由于这种产业荒废，而沦为一无所长的社会被救济者。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无法在金融部门与科技部门就业，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由此产生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夹运动等等都是这种表现。
第二，由于产业空心化，能够掌握熟练技能的产业工人将越来越少，而且后继无人。靠福利化过日子的新一代劳动力，已经不再具备老一代劳动者所具有素质，这就使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潜力严重不足。没有制造业的支撑，不能与制造过程紧密结合，导致发达国家的研发部门的研发能力也会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华为在5G技术上能够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其原因之一正在于中国有优秀的产业工人队伍。
因此，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空心化”与“经济虚拟化”，使生产国与消费国相分离，虽然表面上暂时解决了矛盾，却使自己陷入了新的矛盾。面对这种困境，霸权主义国家想通过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贸易战，迫使在产业空心化过程中转移到他国的制造业回流本国。然而这种使用政治强权违背市场规律的倒行逆施必将失败：因为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内部，必然面临的生产成本过高、环境污染代价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经历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之后，霸权国家的国内已经缺乏熟练的一线工人，同时缺乏适合其发展的产业结构环境。更重要的是：一旦大量资本回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将得不到国际空间的疏解，必将导致在发达国家国内发酵，发达国家将会重新回到经济危机频发的二战之前的状态。因此，这种逆全球化的资本回流的复旧之路，没有前途。发达国家通过发动贸易战解决上述矛盾，只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空想。只有走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轨道，才是解决危机的正确出路。
（二）科技战：阻扼不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之路
如果说贸易战是经由全球化所致发达国家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国际冲突，那么科技战则是由全球化本身直接引起的国际矛盾。
如上所述，由跨国资本主宰的国际产业链，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贫穷的生产国，而发达国家则成为福利化的消费国，由此不仅产生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同时还伴随着生态环境上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产业转移到穷国，还把消费后产生的垃圾再运回穷国。穷国作为劣势方，必然产生各种反抗霸权的活动，甚至会诱发破坏性的极端行动。这种现实矛盾与各民族遗留的历史冲突相结合，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甚至发展为局部性战争。
因此，穷国不再甘心永远是穷国，不甘心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中受控制受剥削的低端。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处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期，发展中国家通过其后发优势而弯道超车，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成果。这就使霸权秩序下的国际产业链不得不面临改变，其科技霸权总会在某些领域失去竞争优势。于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科技霸权，霸权主义国家会对像中国这样的具有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等一系列“卡脖子”政策，实施“科技战”。美国企图通过进出口禁令封杀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就是突出的案例。
然而，这种科技战并不可能永远封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相反，它从反面提醒发展中国家：在核心技术上不能长期依赖发达国家，必须花大力气进行科技创新，把核心知识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将会失去巨大市场。从而注定会损害发达国家自身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控制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国际格局。
（三）金融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与贸易战、科技战相伴随的必然有金融战。这是因为每项人为制定的贸易政策、海关政策都必然会引起股市、汇市和期货市场的巨幅价格波动，从而给各种套利投机行为提供大发横财的机会。正因如此，如果掌握决策权的政治人物一旦与金融市场上的从业者存在某种外界无法搞清楚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必然会预先知晓将会推出的政策，从而预先布局来利用这种价格波动来套利，由此会产生市场上疯狂的巨额套利行为。例如，提高某类产品的关税，或者对某些企业进行打压，必须引起相关股票价格下跌。如果有人能够预料到这种政策出台，那么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上提前做空，通过金融杠杆，必然会赢得难以想象的数以亿计的巨额暴利。而金融界的人物在如此巨额套利的诱惑面前，必然千方百计要进行这种联系，他们也会用各种手段来掩盖这种联系。如果这种行为被垄断国际资本所利用，必然成为掳掠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的巨大的市场机会。一旦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家底被国际金融资本掏空，那么能够对抗贸易战与科技战的本钱就会丧失。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金融上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对此类金融风险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要只看到公开的贸易战与科技战，同时还要看到与其相伴的隐蔽的金融战。这是在贸易战与科技战发生之际，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为了从根本上应对这种挑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另一条新路，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功应对挑战，充分利用这种挑战带来的历史机遇。
总结与展望
资本权力作为继血缘关系与建立在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制关系之后，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纽带，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生了由资本与市场组织起来的新的社会结构。由资本增殖意志所驱动的资本的最本质特征，是追求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由此既产生了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又产生了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了第一代资本主义：这就是以资本宗主国作为制造业中心，通过殖民扩张开拓世界市场来掳掠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其产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宗主国的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与工商业资本家的暴富相对立，二是对全世界各文明的侵略扩张建立的殖民主义世界秩序。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秩序终于无法维系下去：抢夺殖民地国际资本的矛盾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而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其生产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从“第一代资本主义”向“第二代资本主义”的转变。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转变。在世界格局上，从第一代全球化——殖民主义向第二代全球化——霸权主义的转变，产生了由国际产业链与国际金融链，以及建立其上的国际政治军事链组成的新的中心-边缘国际结构。而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与资本结构上，产生了知识的资本化的转变，其最典型的产物是与物质资本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在劳资关系上，发生了社会福利化的历史转变；而在资本形态上，发生了资产金融化转变。所有这些转变，都是企图减轻与化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客观上扩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但是它们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而只是使这种矛盾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产生了当今世界的复杂乱象。美国对中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便是美国遭遇的国内外困境的必然产物。
总之，资本主义几乎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转嫁和延缓其自身面临的基本矛盾，现在正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困境。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发达国家的国内的两极分化越演越烈。正因如此，世界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到底要走向何处？要发生怎样的改变？会不会出现“第三代资本主义”形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应对国际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资本逻辑的真理将会获得怎样的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写作过程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姚黎明的辅助）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
列宁：《列宁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
张莉、宋文：《从“黑三角贸易”看国际贸易对出口国制度的影响》，《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5期。
黄乾：《论人力资本产权功能》，《财经科学》2002年第5期。
谢周亮：《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现代物业》2010年第2期。
孙涛、臧秀玲：《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
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李刚：《发达国家“铁锈地带”的转型治理实践与我国复兴路径》，《上海城市管理》2017年第1期。
[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32页。
[2] 张莉、宋文：《从“黑三角贸易”看国际贸易对出口国制度的影响》，《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5期。
[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页。
[4]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61页。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0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8页。
[9] 黄乾：《论人力资本产权功能》，《财经科学》2002年第5期。
[10] 谢周亮：《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现代物业》2010年第2期。
[11] 黄志龙：《当务之急是突破“3%财政赤字警戒线”传统思维束缚》，《证券日报》2016年9月3日。
[12] 孙涛、臧秀玲：《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页。
[14]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7，第259页。
[15]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7，第260页。
[1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页。
[17] 所罗门·迪古、阿尔珀·喀拉：《资产证券化：过去、现在和未来》，崔梦婷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第145页。
[18] 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19]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58页。
[20] 李刚：《发达国家“铁锈地带”的转型治理实践与我国复兴路径》，《上海城市管理》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