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高祖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问题
《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欲立李世民为太子，凡三次。前两次是：“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1]第三次的情况是在武德七年（624），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反唐与李建成有关，唐高祖命李世民率军平定杨文干，同时表示：“还，立汝为太子。”[2]另外，李世民自己也说过：“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3]这都说明，在玄武门之变以前，唐高祖确曾有意立李世民为太子。
在拙作《李渊建唐史略》中，我引用了以上几种资料，说明唐高祖在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的斗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他先后三次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正说明他的基本态度是支持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的。据我看到的有关论著，没有人赞成我的观点。多数史学家认为，《通鉴》等有关史籍对这一问题的记载不可相信。因为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曾经篡改过《实录》，篡改过的《实录》必然对唐太宗有所抬高与美化。唐代的《实录》又是《通鉴》与《旧唐书》、《新唐书》的有关部分的主要史料来源，因而，《旧唐书》、《新唐书》与《通鉴》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值得惑疑的。我的一位好友明确说：“史籍上多处关于李渊早有立李世民为太子意的记载，除武德七年（624）杨文干兵变时那次外，大凡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唐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4]还有一位先生早就认为：“唐高祖三次许立太宗的记载，全系许敬宗在《实录》里为迎合太宗政治上的需要而伪造出来的。”[5]唐初的《实录》，确曾经过唐太宗的史官修改，司马光根据修改过的《实录》修撰《通鉴》也是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于1982年写过《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一文，[6]表述过自己的浅见。不过，如果全部否定《通鉴》的有关记载，认为司马光对此事是无中生有，或者是轻信前人，盲目照抄了为抬高李世民的地位而编造的历史，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尽管有的先生经过了认真的考辨，但这种考辨并无直接证据，也只限于推理结论，故而还难令人信服。
《通鉴》的史料价值，以唐五代部分为最高。唐五代部分，对司马光来说是近代史，可以看到的原始资料非常之多。在这些原始资料中，当然包括唐初的《实录》。不过，可以断言，司马光在使用这些史料时，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最能说明此问题的是《资治通鉴考异》部分。
《考异》全书三十卷，仅《唐纪》部分即有十九卷，占全书的近三分之二。该书是司马光在撰写《通鉴》时考辨史料的成果。不言而喻，司马光对《唐纪》部分的史料是下功夫最深的。从读《考异》中可知，司马光对任何可疑的资料都要细加考辨，绝不轻信一种记载。
司马光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突出表现就是尊重事实。唐初史官奉命修改《实录》的事，他并非不知，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7]又向房玄龄提出看《国史》，[8]《通鉴》都有明确的记载。既然司马光十分清楚唐初史官修改过的《实录》塞进了唐太宗的私人成见，他就不可能盲目照抄《实录》。事实证明，他使用有关的资料是非常慎重的。例如，在《通鉴》卷一九〇中记载，武德五年（622）“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的内容，其中指责李世民，抬高李建成，致使唐高祖“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但《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高祖实录》曰：
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高祖起义于太原，建成时在河东，本既无宠，又以今上首建大计，高祖不之思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盘游不即往。今上急难情切，遽以手书谕之，建成乃与元吉间行赴太原，隋人购求之，几为所获。及义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获免，因授以兵。
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又曰：“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
《太宗实录》曰：
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虽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刺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于是潜苞毁谮。同恶相济，肤受日闻，虽大名徽号，礼冠群后，而情疏意隔，宠异曩时。
这两段文字，赤裸裸地美化李世民，贬低李建成、李元吉。针对这些内容，司马光认为：“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9]从内容看来，《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都是经过修改的，司马光不尽取这些歪曲事实的资料，足证他的态度是严谨的。司马光的态度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司马光无意抬高李世民的地位；其二，是司马光不轻信《实录》的内容，他尊重事实。
司马光不仅不采取有意拔高唐太宗的资料，而且还公开反对甚至严厉批评那些有意歪曲历史的史官。例如，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唐军进攻刘武周，因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吕崇茂响应刘武周，杀县令，策兵反唐，并请援于刘武周。因此，李世民自晋州（今山西临汾）攻夏县。攻破夏县后，进行了屠城。关于此事，《高祖实录》载：“帝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这就是说，唐军于夏县屠城是奉唐高祖之命。但司马光惑疑是“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故而“不取”《高祖实录》的记载。[10]反而在《通鉴》卷一八八中明确记为：“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他不赞成把太宗之过归于高祖，显然是反对为美化一个人而歪曲历史的。
关于唐军在战胜刘黑闼以后怎样对待其余众的问题，有关此事，《太宗实录》曰：
黑闼重反，高祖谓太宗曰：“前破黑闼，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隐太子征闼，平之，将遣唐俭往，使男子年十五已上悉坑之，小弱及妇女总驱入矣，以实京邑。太宗谏曰：“臣闻唯德动天，唯恩容众。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今一旦见其反复，尽戮无辜，流离寡弱，恐以杀不能止其乱，非行平伐之道。”其事遂寝。
《新唐书·隐太子传》云：
黑闼败于洺水，太子建成问于洗马魏徵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瑷弃洺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
非常明显，《太宗实录》与《新唐书·隐太子传》的记载差别很大。前者是竭力美化唐太宗，后者赞扬了魏徵的意见，也记载了唐高祖的赦罪诏与魏徵的意见完全一致。司马光针对这些记载，直截了当地说：“高祖虽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东’之理。史臣专欲归美太宗，其于高祖亦太诬矣。”司马光根本不相信《太宗实录》所载，唐高祖会“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因而他指责史官不尊重事实，污蔑唐高祖。反之，司马光并没有对唐高祖有任何赞美之词。由此可见，司马光的态度非常明朗，他反对背离事实，曲解历史，选用资料必须谨慎。这样的史学家，如果说他轻信别人，随心所欲地抄录前人伪造的资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固然，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的唐初部分，选用了不少《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内容，但他用其他资料否定这两种《实录》的所载也屡见不鲜。如上所述，关于《实录》中美化唐太宗、贬低李建成的资料，他“不尽取”，而采用了其他与此不同的资料。关于对待刘黑闼余众的政策问题，他采用《革命记》与《新唐书》的有关内容，而不取《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有关记载。关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李渊“遣李密诣山东”的事，他也“从《蒲山公传》而不信《高祖实录》”。[11]这都足以说明他不轻信《实录》。如果说司马光轻信了伪造历史的史官，那就贬低了《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也降低了司马光的史学地位。这是不公道的。在我看来，反对抬高唐太宗的地位与美化唐太宗的司马光，所写的几句有利于唐太宗的话，是更应该相信的。司马光绝不会在反对别人美化唐太宗的同时，自己也为唐太宗高唱赞歌。
（原载《学术界》1989年第4期）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华书局，1956，第5957页。
[2]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七年，第5987页。
[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中华书局，1975，第2402页。
[4] 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02页。
[5]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中华书局，1965，第203页。
[6] 牛致功：《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7]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四月，第6175页。
[8]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七月，第6203页。
[9]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第5960页。
[10]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高祖武德三年四月，第5884页。
[11]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第58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