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研究·
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
一 乘机发展，以图大计
李渊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北周时，其祖父李虎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后李渊的父亲李昞和李渊自己都相继袭封。隋朝代北周后，李渊被补为千牛备身（皇帝的亲身护卫）。由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更有利于他在政治上的发展。李渊先后做过谯州、陇州、岐州刺史。又先后为荥阳、楼烦郡守。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时，他为之督运军粮。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以后，又任弘化留守，并受命节度关右诸郡兵。大业十一年，又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了毋端儿、敬盘陀等起义军。义宁元年（617）初，李渊做了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李渊起兵反隋了。
当时，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正在遍地燃烧。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中原屡战屡胜，逼近东都。豫章（今江西南昌）的林士弘也屡败隋军，豪杰争相应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江淮的杜伏威、河北的窦建德，也无不节节胜利。在统治阶级内部，杨玄感的起兵，已标志着矛盾的激化。隋炀帝已经无力控制全国局面，从而失去了地主阶级代理人的作用。李渊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充当了地主阶级新的代理人。
早在太原起兵前四五年，也就是农民起义开始爆发、隋炀帝正在进攻高句丽的时候，李渊就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了。宇文士及降唐时，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宇文士及与李渊的关系确实很深，当李渊为殿内少监、士及为奉御时，二人即“深自结托”。后来，宇文士及随其兄宇文化及到黎阳（今河南浚县）时，李渊即“手诏召之”，士及也“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李渊非常高兴，对侍臣们说：“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宇文士及到了长安，也向李渊表白说：“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1]宇文士及投唐，是在武德二年（619），这里李渊说六七年前，当然是在太原起兵四五年前的事了。四五年前，他们二人“素经共事”，“言天下事”；“尝夜中密论时事”。这些不可告人的秘事，除了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
从李渊和武士彟的关系中也可看出李渊的深谋远虑。武士彟是并州文水人，李渊“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时盗蜂起，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2]“幸勿多言”“深识雅意”，说明李渊是一个谨慎而有远见的政治家。《旧唐书》的作者说：“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耀。”[3]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在隋炀帝末年，李靖为马邑郡丞时，“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4]刘文静在李渊为太原留守时，也“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5]都同样说明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确实，李渊不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而且也是积极行动的。例如，大业十一年（615）十二月，隋炀帝命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击绛郡（今山西新绛）的起义军敬盘陀，“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起义群众凡“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6]参加起义军的人愈来愈多。于是，隋炀帝又诏以李渊代替樊子盖。李渊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既镇压，又设法诱降，于是数万人参加了李渊的部队。另外，他还积极网罗对自己有用的人才。温大雅说，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7]所以，不少人来投靠于他。例如，隋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躲避进攻高句丽之役，都亡命太原，依附于李渊，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这些“背征三卫，所犯当死”[8]的隋朝官员，李渊都加以收罗重用，这显然是和隋炀帝分庭抗礼。
这样发展队伍，网罗人才，显然是在做起兵的实际准备。而《资治通鉴》却记载李渊毫无起兵的打算，听到李世民要求起兵的意见时还大吃一惊，最后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并不一定可信。如真是那样，李渊只能是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且任人摆布的人。事实则完全相反，李渊是个深谋远虑、能征善战的军事家、政治家。仅举一例，即可说明。大业十二年（616）末，隋炀帝命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反击突厥南进。这时，突厥很强大。大业十一年（615）围困隋炀帝于雁门时就有数十万人，这次南进，人数也不可能太少。李渊、王仁恭共有兵力不足五千人。面对强大的敌人，“仁恭以兵少甚惧”，但李渊对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周秦汉魏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北方匈奴南进的问题，隋炀帝害怕突厥，南走江都，农民起义遍地而起。“以此击胡，将何以济天，其或者殆以畀余，我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以使之，令其畏威怀惠。”李渊看到了王仁恭的畏敌情绪，立即胸有成竹地告诉他：
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雷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
王仁恭心悦诚服，派“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逐水草，远置斥候，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突厥每见帝（李渊）兵，咸谓似其所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战者，常不敢当，辟易而去，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看到条件已经成熟，“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勤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9]这次作战，李渊的战术机动灵活，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说明李渊足智多谋、勇敢善战。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绝不会有这种战绩。这样的人，如果说他在起兵之前毫无思想准备，只是在别人的包围之下才被迫起兵，是不可思议的。
二 太原起兵
当李渊做太原留守的时候，北有突厥，南有“历山飞”起义军，都使他感到了威胁的存在。于是他对其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10]李渊要以太原为根据地起事，并且非常清楚，如果南不镇压历山飞起义军，北不解决突厥的问题，那么实现自己的野心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自己和副留守王威共同带兵前往镇压历山飞起义军，同时派另一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共拒突厥。
历山飞是农民起义军领袖魏刀儿的别号，他率领的起义军有十余万人。李渊、王威率军五六千人与历山飞部二万余人大战于河西郡的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和霍邑之间）。李渊战胜了历山飞起义军，收罗了许多溃散的起义军士兵，壮大了自己。
高君雅和王仁恭对突厥的战争遭到失败，隋炀帝要对李渊和王仁恭问罪。这可以说是李渊起兵的导火线。
当隋炀帝派人要逮捕李渊、解往江都的时候，李渊向李世民明确表示了他主张立即起兵的决心。他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当时李建成、李元吉还在河东（今山西永济），力量过于分散。因此，在又得到隋炀帝的赦免以后，立即就通知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李建成、李世民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11]李建成、李元吉很快从河东赶到太原，同时，李渊之婿柴绍也从长安到了太原。
李世民同晋阳宫监裴寂和晋阳令刘文静等，积极支持李渊的行动。马邑军人刘武周杀了王仁恭而自称天子以后，李世民更明确地建议道：“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李渊也感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12]于是，他们更加速了起兵的准备。正当紧要关头，他们的同伙晋阳乡长刘龙（刘世龙）揭发了不愿与李渊合作的太原副留守王威与高君雅。李渊借口王威与高君雅勾结突厥进攻太原而杀了他们。杀了隋炀帝任命的官吏，无疑是以实际行动宣布了起兵。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李渊必须首先解除突厥的威胁。这时的突厥，“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13]大业十一年（615），围困隋炀帝于雁门，隋炀帝一筹莫展，“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14]由此看来，仅靠李渊的力量战胜突厥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原因，李渊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手段，稳定了太原的形势。
义宁元年（617）五月，突厥数万人进逼太原，李渊一面加紧守备，一面将城门大开，表示毫不在意。突厥摸不清底细，不敢轻易入城。这样，虽能使突厥暂不进城，但绝不能长久。于是，李渊就于夜间派兵暗暗出城，据险要之地，到天亮以后又大张旗鼓地进城，使突厥以为援军来到，更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空城计，使突厥首领感到李渊难以对付，从而主动撤兵，使太原围解。这次太原之战，又一次显示了李渊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
为使突厥不再进犯，李渊于六月主动向突厥始毕可汗写信说：
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起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
信写好后，“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唯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笑道：“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虚愈深。……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15]为了拉拢突厥，不考虑封建礼仪的限制，在对突厥的信封上用“启”而不用“书”，显示出李渊政治上的见识。
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信后异常兴奋，但他不赞成李渊“远迎主上”，而主张李渊取隋炀帝而代之。裴寂、刘文静等群僚力劝李渊接受突厥的意见，因为当时“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李渊又推辞了一番，裴寂等人又提出了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皇帝的建议。李渊虽然认为是“掩耳盗钟”，[16]但他还是照这种意见办了。
李渊决定起兵，西河郡丞高德儒坚决反对，李渊遂派李建成、李世民进兵西河。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李建成、李世民与士卒同甘共苦，“遇敌则以身先之”。同时，严肃军纪，“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西河很快被攻下，除高德儒一人被斩首外，“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17]往返九日，顺利攻下西河，增强了李渊起兵取胜的信心。接着，李渊又用开仓济贫的办法大肆募兵，竭力扩充队伍，同时组成了以李渊为首，以裴寂、刘文静、李建成、李世民为骨干的领导集团，准备立即起兵了。
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有关事宜，自己率军十三万人，誓师动兵，向关中进发。同时，发布檄文，宣布了要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皇帝的主张。
三 “卑辞推奖以骄”李密
李渊起兵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处理和李密的关系。李密是瓦岗军的首领。他谋杀了翟让以后，毫无顾忌，目空一切，于是写信给李渊，要求“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杀后主，执代王为意”。这时李渊刚刚起兵，正在挺进关中途中。究竟怎样处理李密的来信，对李渊正是个考验。事实证明，李渊对这封来信的处理，充分暴露了他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成果，进行改朝换代的野心。
李渊对其亲信们说：“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非常明显，李渊要利用瓦岗农民军为之“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也就是要利用瓦岗农民军和东都的隋军相持不下的机会，乘虚入关，占据长安，然后坐收渔人之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对李密“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促使李密得意忘形，而自己却从中捞取实惠。记室温大雅根据李渊的意思向李密写了回信，信中说：
大会义兵，绥抚河朔，和亲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为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在这封信中，李渊对李密的吹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向李密说明自己没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这种“卑辞推奖以骄”李密的手段，正是为了掩盖其要实行改朝换代的野心。这封信确实收到了效果。李密得信后“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东郡（都），无心外略”。[18]瓦岗军专心致力于中原，李渊当然可以放心进兵关中了。李密的错误，李渊的狡猾，致使瓦岗农民起义军被地主贵族利用，当作了改朝换代的工具。
关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隋朝末年，更显得重要。因为：其一，长安是首都所在，颇有政治影响；其二，隋炀帝建东都、修运河、进攻高句丽等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的活动对关中影响较小，因而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可以作为稳定的地盘；其三，面对矛盾尖锐、战火燃烧的山东来说，有黄河、函谷关等险要屏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有利于军事行动。所以，当时的关中必然是各家争夺的目标。
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时，李密提出上、中、下三策，就是以进攻关中作为中策的。李密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19]当杨玄感围攻东都失败的时候，李子雄也建议道：“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业。”[20]杨玄感虽然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已为时过迟了。
义宁元年（617）五月，正当李渊积极策划起兵，瓦岗军围攻东都不下的时候，柴孝和又向李密建议：
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
，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21]
在这方面，李密优柔寡断，缺乏远见，以其部下都是山东人，见洛阳未下，不会随其西进为理由，贻误了战机，把进兵关中的机会轻易地让给李渊了。
武德四年（621），当河北起义军的领袖窦建德与李世民率领的唐军相持于武牢（虎牢）的时候，凌敬又向窦建德建议：
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22]
如果窦建德威胁关中，就可使唐军后撤，以解洛阳之围，可见关中地位之重要。但这种“无以易此”的策略，却也未受到窦建德的重视，因而不仅他失败了，同时也促使李世民战胜了东都王世充。
在进取关中的问题上，李渊比杨玄感、李密、窦建德等人都更善于捕捉战机、更有远见。李渊的成功，与此有重要关系。这也说明，李渊是高出当世英雄的政治家。
四 攻取霍邑
李渊从太原起兵以后，在长安的隋代王侑派虎牙郎将宋老生带精兵二万屯霍邑（今山西霍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今山西永济），以拒李渊。攻取霍邑，又一次显示了李渊的政治军事才能。
从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曾派刘文静去联络突厥。这次联络突厥，名义上是向突厥请求援兵，实际上是玩弄政治斗争的手段。刘文静临行，李渊暗暗嘱咐：“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23]刘文静的任务并非借兵，而是解除刘武周联合突厥对太原的威胁。
刘武周原是隋鹰扬府校尉，义宁元年（617）二月，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同年，附于突厥。三月，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扬可汗，刘武周也就自称皇帝了。突厥和刘武周的关系如此密切，当然是李渊的后顾之忧。李渊派刘文静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运用政治手腕解决和突厥的关系问题，是李渊的一贯思想。上面说的写信用“启”而不用“书”，又如，在突厥派其柱国康鞘利送马千匹，与李渊“互市”时，李渊只在表面上对康鞘利非常恭敬，而实际上则“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有人要求“以私钱市其余”，李渊才说出了内心里的话：“虏饶马而贪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贳之，不足为汝费。”[24]这些说明，李渊对突厥是敬而远之，表面上应付，实际上是利用其某些方面，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如此，刘文静联络突厥的结果如何，李渊当然是非常关心的。
当李渊逼近霍邑的时候，雨久下不止，大军不能前进。刘文静联络突厥还未返回，军粮也感缺乏。正当这些困难接连而至的时候，忽然有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的传闻。在这种情况下，是前进攻取霍邑，还是后撤还救太原，是需要当机立断的。李渊召集部下与李建成、李世民等商讨对策。有人说：“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则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这是主张还救太原。李建成、李世民都反对这种意见，他俩认为：
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劲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面南，退穷自北，还无所之，畏溺先沈，近于斯矣。
这样对各方面力量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突厥和刘武周的关系，既看到他们一致的一面，又看到其矛盾的一面，比前一种意见更符合实际。如果李渊撤退，隋军出城追击，确可使李渊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同时，李建成、李世民还分析了进攻霍邑的有利因素，并表示了取胜的决心。他俩说：
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
不考虑李密西进，完全正确。准备掠取田间的粮食，使李渊看到了解决军粮问题的途径，这些因素再加两个儿子勇猛作战的表示，促使李渊下定了攻取霍邑的决心。李渊非常高兴地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藉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25]不久，太原的军粮运到，八月，雨也停了，李渊就开始布置进攻霍邑的战斗。
李渊最担心的是宋老生闭门守城，以致旷日持久，贻误战机。他根据李建成、李世民的建议，打算引诱宋老生出城，在城外消灭其主力。李渊亲自率领数百骑兵到城东五六里的地方布阵，同时派李建成、李世民各带数十骑至城下视察地形，以示攻城之意。宋老生率军从南门、东门两路出城。李渊怕宋老生背城而阵，不肯远去，遂佯败而退，诱使宋老生离城较远。这时，李建成、李世民突然出击，兵临城门，堵死了宋老生的退路。然后，李渊出击，两面夹攻，激战于城外。同时，李渊于阵中传言宋老生已被斩首，动摇对方军心，鼓舞自家的士气。宋老生战败，无法进城，城上人下绳引救，未及爬上而被杀。李渊攻克了霍邑。
在这次战斗中，凡有战功者，李渊都加以奖赏。但在执行这一措施时，有人怀疑社会地位很低的“徒隶”是否应该同样对待。李渊非常肯定地说：
义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勋绩，所司致疑。览其所请，可谓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26]
这样一来，当然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人民参加其队伍。在这方面，比起窦建德来，李渊就高明得多了。武德二年（619），唐朝滑州刺史王轨的奴仆杀了王轨，投奔窦建德，窦建德说：“奴杀主为大逆”，“命立斩奴，而返轨首于滑州”。[27]两相比照，显出窦受封建等级意识束缚之深，而李渊却具有政治家的风度。
对于战败者，李渊也不追究任何责任，致使“俘降之徒，不胜喜跃，欣若再生，其有关中人欲还者，即授五品散官放还。……自是以后，未归附者，无问乡村、堡坞、贤愚、贵贱，咸遣书招慰之，无有不至”。事实证明，李渊的政策，起了积极壮大自己的作用。
接着，李渊经临汾，下绛郡，到达龙门。这时，刘文静引康鞘利带突厥兵五百人、马两千匹来到。李渊高兴异常，对刘文静说：“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28]同时还赞扬刘文静说，此“皆君将命之功也”。[29]李渊只希望借突厥之兵，以张声势，“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而且希望马多人少。更可喜的是，突厥来迟，一来攻取霍邑，直达黄河，均无突厥之功；二来担心突厥联合刘武周进攻太原的顾虑可以消除。李渊的这些措施，正反映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
五 威胁河东，西取长安
当李渊兵临黄河东岸时，河东仍然为屈突通所据守。究竟是西渡黄河，进据关中，还是攻取河东，消灭屈突通所率的隋军，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有人主张首先攻取河东，也有人主张先从龙门渡过黄河，夺取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渭河口），再逐步占领关中。李渊分析了这两种意见，决定既派兵监视河东，又要进占关中。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农民起义军遍地皆是，关中也不例外。在关中的许多农民起义军中，以冯翊（今陕西大荔）孙华率领的一支队伍比较强大。李渊派人去联络孙华，孙华愿意归附，亲自从郃阳（今陕西郃阳）渡河去见李渊。李渊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郡守。随孙华来者，李渊也委托孙华分别给予荣誉或赏赐。然后，又派孙华仍回关中，准备迎接李渊渡河。接着，就派王长谐、刘弘基、陈演寿、史大奈等将领率军六千人渡河，为李渊大军过河开辟道路。王长谐、刘弘基临过河时，李渊对他们说：“屈突通今在河东，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而不敢来，足验人情不为之用。”[30]但又考虑到屈突通负有代王侑的使命，不敢坐视李渊过河而按兵不动，所以又嘱咐王长谐、刘弘基等要见机行事。如果屈突通过河阻击王长谐、刘弘基军，他便率军进攻河东；如果屈突通全军守城，王长谐、刘弘基等要断绝蒲津桥，使屈突通既无过河的可能，又使其腹背受敌。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屈突通派桑显和率军数千人夜袭王长谐军。王长谐、孙华等互相配合，大败桑显和。桑显和逃回河东，自断蒲津桥。这时，李渊认为，“屈突遣兵此行，事不获已，今若进逼围之，必不敢出”。这正是西渡黄河不可错过的良机。于是，李渊亲自率军围攻河东，有一部分士兵已经登上城墙，李渊又命令退下。这样做，并非要真正攻取河东，而是要使“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的屈突通不敢出城，以便自己顺利渡河。所以，李渊说这只是“示威而已”。
在李渊将要渡河的时候，冯翊太守肖造、华阴县令李孝常相继投降李渊，位于华阴的永丰仓也为李渊所有。另外，京兆万年、礼泉等地也相继派人和李渊接头。李渊感到了时机已经成熟，遂率大军渡河，住在朝邑的长春宫。“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31]关中的一般官僚地主都是欢迎李渊的。
李渊派李建成、刘文静、王长谐等率军数万屯永丰仓，扼守潼关；派李世民、刘弘基、长孙顺德等率军数万西进，经高陵、泾阳、武功、盩厔、户县迂回长安。李世民在西进途中，先在泾阳镇压了胡人刘鹞子的起义军，接着又会合了李神通（李渊的从弟）和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所率领的在户县发展起来的队伍。
李世民西进的胜利消息，不断传给李渊。李渊看到屈突通无力西援长安，遂命李建成率驻永丰仓的主力部队和自己一同发兵长安。十月，李渊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宿营。这时，李世民也已逼近城郊。大军会集，共二十多万。
辅助代王侑留守京师的是：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玄、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当李渊进攻长安的时候，卫玄称病离职，只有阴世师、骨仪乘城拒守。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阴世师、骨仪均被斩首。卫玄已于城破之前忧惧成疾，病死家中。
从此以后，李渊一面积极准备做皇帝，一面以长安为据点，逐步稳定关中，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事业。
六 从唐王到皇帝
李渊是打着“尊隋”的旗号攻取长安的。“尊隋”，当然不能再尊隋炀帝。因为：其一，尊隋炀帝就无法实现改朝换代；其二，隋炀帝已是天怒人怨，众矢之的，既为广大人民所反对，也失去了地主阶级的信任，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因此，只有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作为改朝换代的第一步。
李渊刚刚攻克长安，就宣布“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32]废除隋炀帝的一切法令，当然就是取消了隋炀帝的政治权力。几天以后，就正式迎代王侑即皇帝位于大兴殿，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而李渊自己却“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33]李渊成为实际上的皇帝了。
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另立秦王浩为皇帝。这样，长安有代王侑，江都有秦王浩，同时都称隋帝，当然是分庭抗礼的。另外，洛阳还有个在王世充控制下的隋越王侗（不久也称皇帝）。除了这些打着隋朝旗号的帝王之外，其他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自称帝或王者还为数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进行改朝换代，当然就不存在什么篡位的问题了。因此，李渊一面对隋炀帝之死表示悲痛万分，一面就准备做皇帝了。正因为这样，王夫之认为：“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王夫之还认为：解除隋朝暴政之苦是农民起义的功劳，但“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则叛主之名可辞；而闻江都之弑，涕泗交流，保全代王，录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34]这种看法，非常正确。李渊抓住了有利时机，既可推卸以臣篡夺君位的责任，又能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的禅位，李渊的辞让，群臣们的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真正做到所谓仁至义尽，最后才做了皇帝。
从太原起兵到做皇帝的过程来看，李渊最有资格做地主阶级新的代理人。因为：其一，他有政治远见。当农民起义的烽火正在遍地燃烧的时候，他避开中原农民军的强大力量，积极扩充势力，壮大自己；利用突厥壮大其声势，但又不借其军队，以致既无后顾之忧，又不受制于人；同时，他又不像刘武周、李轨等人那样，割据于一地，满足于现状，而是进军京师，更有远图。其二，他采取了争取地主阶级拥护的斗争策略。隋炀帝尽管荒淫昏暴，地主官僚们也都视他为十恶不赦的罪人，但“君君、臣臣”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以臣弑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宇文化及缢杀了隋炀帝，连农民军领袖窦建德也说：“宇文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讨！”[35]李渊深深懂得这些道理，他既不像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那样割据一方，立即称帝，成为一个地方君主；也不像宇文化及那样直接杀了隋炀帝，落得一个“弑逆”的罪名。他是打着“尊隋”的旗号，攻克京师，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先从实际上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又在别人杀了隋炀帝之后，受群臣拥戴登上宝座，名正言顺。其三，他并不以登极为满足。李渊刚到长安，就“以书谕诸郡县”，使很多地方的隋朝官吏都归附于他。另外，在打败屈突通以后，还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军十余万东征。到了洛阳附近，“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才主动撤军。因为他认为“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36]回长安后，他就西攻薛举，稳定关中，为进一步取得隋朝的全部权力、统一中国打下基础。在这些方面，不仅薛举、李轨、梁师都、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望尘莫及，即使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相形见绌。所以说，李渊实现改朝换代并不是偶然的。同时也可以说明，李渊绝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任人摆布者，而是既有政治远见，也有军事才能的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三《宇文士及传》，中华书局，1975，第2410页。
[2]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第2317页。
[3]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8页。
[4]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75页。
[5] 《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第2290页。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大业十一年，中华书局，1956，第5701页。
[7]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页。
[8]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第2317页。
[9]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页。
[10]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3页。
[11]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5页。
[12]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恭帝义宁元年，第5377页。
[13]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第5153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第5698页。
[15]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8～9页。
[16]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10页。
[17]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第5739页。
[18]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5～26页。
[19]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第2208页。
[20] （唐）魏徵等：《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中华书局，1973，第1618页。
[21]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第2219页。
[22]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高祖武德四年，第5912页。
[23]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第5741页。
[24]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第5740页。
[25]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6～27页。
[26]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9页。
[27] 《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第2239页。
[28]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30页。
[29]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第5749页。
[30]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32页。
[31]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33页。
[32] 《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33页。
[33]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第5765页。
[34]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一《唐高祖》，舒士彦点校，中华书局，1975，第572页。
[35]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第5841页。
[36]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第57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