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唐高祖让位析
唐朝建立后，李渊改朝换代基本上成功了。随着改朝换代的胜利，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逐步明朗化了。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如果说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还能够步调一致的话，那么，在取得夺权胜利以后，其内部必然为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意识到他们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在主观上都只能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所以在取得一定胜利以后，各个成员之间，必然要为分享胜利成果而有所冲突。臣僚们邀功求赏，互比高低；皇帝以此抑彼，甚至杀功臣、树亲信，以示至高无上。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们结党组派，各自拉拢势力，排斥异己，形成各种各样的斗争。唐高祖时的“玄武门之变”，就是这样的问题。
一
所谓“玄武门之变”，就是唐高祖的儿子们为争夺太子地位而发生的互相残杀事件。
从太原起兵到唐朝的建立，以至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确实是功绩显著，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按照封建制度的习惯，李建成因年长做了太子，位居李世民之上。这样一来，必然产生李世民恃功不甘居人下，李建成感到李世民对他是严重威胁的矛盾。李元吉既无什么功绩可言，而且又骄奢淫逸，不孚众望，当然只有靠皇子的身份去分享胜利成果。因而他和李建成的情况有类同之处。另外，李元吉也并非甘居人下者，他也是野心勃勃，对皇帝的宝座梦寐以求的。但他又清楚地看到，如果和李世民一道除掉李建成，太子的地位还轮不到他，因为就功绩和威望而言，和李世民相比，他都望尘莫及。如果他追随李建成先除掉李世民，然后再与李建成交锋，就会容易取胜。所以他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李世民的部下也认为他“终亦不事其兄”。[1]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必然在矛盾中处于李建成一边。
太原起兵以后，李渊就曾对李世民说过：“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当时，正值战争进行期间，谁做太子，还不是现实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拜且辞”。李渊做了皇帝以后，“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2]既然唐高祖有意以李世民取代李建成，当然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这样一来，“各引树党友”，互相倾轧，也就在所难免了。
为了摆脱危险的处境，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向李建成建议道：
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3]
李建成接受这个建议，亲自去镇压刘黑闼起义军，正说明李建成认为王珪、魏徵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李建成一面抬高自己的威望，一面又联络宫中诸妃，使她们在唐高祖面前诽谤李世民，美化自己。同时，还“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4]作为自己的私人武装。另外，还阴结庆州都督杨文干以为外援，准备以武力除掉李世民。事未成功，被人揭发。唐高祖怒斥李建成、杨文干举兵造反。唐高祖一面派李世民平定杨文干的叛乱，一面准备废掉李建成，封他为蜀王。由于“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才使唐高祖改变主意，“复令建成还京居守”。[5]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愈演愈烈，无机不乘。在对待突厥的问题上，李世民主张抵抗，李建成等则认为是“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武德七年（624）七月，唐高祖“校猎城南”，“命三子驰射再胜”。李建成故意以“喜蹶”的胡马“以授世民”，“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李世民遂对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对此话加以歪曲，通过妃嫔向唐高祖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这样一来，唐高祖当然要迁怒于李世民了。这时，适逢突厥进攻内地，唐高祖又命李世民出征，才使李世民免遭追究。
李世民也早已采取了措施，在战争过程中，他千方百计结成了一个集团，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等，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玄武门之变将爆发时，他又“以洛阳形势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李建成针锋相对，欲先下手，就在这时，“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未得成功。当矛盾发展到如此尖锐的程度时，唐高祖采用了调和矛盾的手段，打算让李世民离开京师。他劝李世民说：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
这项措施又遭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反对。他们认为：“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于是，他们促使其同伙向唐高祖建议，把李世民留在京师。
李世民的僚属们也感到形势的严重，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都主张李世民应立即动手，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李建成为了争取力量，削弱李世民，在收买尉迟敬德等人不成的时候，又欲让李元吉借出击突厥为名，借调李世民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离开秦王府，再借李元吉出兵，李世民为之饯行之机，杀掉李世民，然后将其诸将“悉坑之”。[6]李建成的阴谋败露，更加剧了矛盾的发展。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双方刀兵相见，已是指日可待了。
二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伏兵于玄武门（宫城北门），李建成、李元吉虽然于事前已风闻此事，但还想亲去“自问消息”。当二人行至临湖殿，发觉将有事变发生，欲掉转马头奔回东宫时，李世民已将在弦之箭发出，李建成应声而倒，立即毙命。接着，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所杀。李建成、李元吉部下闻讯赶来，双方展开了激战。
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唐高祖在“泛舟海池”，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向他报告了消息。当他询问应如何处理此事时，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唐高祖道：“善，此吾之夙心也。”这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去宣敕，众然后定”。就这样，双方斗争的结果合法化了。
接着，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同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7]通过这道诏令，唐高祖把皇帝的实际大权也交给李世民了。
三
“玄武门之变”是李建成、李世民等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唐高祖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表面看来，他时而倾向于李建成，时而倾向于李世民，摇摆不定。但实际上他的基本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他的基本态度是想以李世民代替李建成。不过，他又不愿让李世民借他之手去杀害李建成，而是放手地让双方互争高低，致使自己不失任何一方的支持和拥护，以免像隋文帝那样，轻信杨广的表面现象，废掉杨勇，结果断送自己，悔之莫及。
武德七年（624）六月，李建成乘唐高祖将幸仁智宫（在今陕西宜君县境内）之机，联络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想杀死李世民。事未成而被人告发后，唐高祖囚禁了李建成，同时召李世民商讨对策。李世民主张派一大将讨伐杨文干。唐高祖说：
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8]
不难看出，唐高祖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慎重的。第一，他既明确表示想让李世民做太子，却又不像隋文帝废杨勇那样，把李建成交付李世民处理，这就不至于会置李建成于死地而悔之莫及；第二，封李建成为蜀王，使其还有一隅之地与“悔过”的机会，“全之”与“取之”，以后还有改变的可能。至于后来因人说情而未废掉李建成，更是唐高祖在这个问题上慎重的表现。
“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建成、李元吉加紧了对李世民的斗争，他们联络宫中嫔妃，竭力向唐高祖讲李世民的坏话。李元吉还亲自向唐高祖建议，要求杀掉李世民。他说：“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9]唐高祖听了这种不合心意的话，丝毫不露声色，只是置之不理，李元吉无可奈何，只得作罢。这又说明，唐高祖是倾向李世民的，但他又不直接指责李元吉，以免自己的主张在形势变化时无法改变。
“玄武门之变”发生后，他不追究李世民的责任，顺水推舟，把既成事实合法化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是争权夺利，不存在什么是非问题。但就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言，李世民远在李建成之上。李世民的胜利，对唐朝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唐高祖在无法解决的矛盾面前，采取不干预的态度，是颇为高明的。这种不干预的态度，实际上是变相地支持李世民。司马光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埋怨唐高祖没有周“文王之明”，[10]这里所谓的“明”，实际上是指废李建成而立李世民。王夫之也未看到这一点，因而他同情唐高祖是无可奈何，只得如此。他说：
太原之起，虽繇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闻也，高祖又恶得而废之？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辨，勇者不能为之决也。君子且无以处此，而奚翅高祖？
他还更明确地说：“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11]这就是说，唐高祖只能保持中立。
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唐高祖并没有保持中立。从太原刚刚起兵，他就对李世民说：事成之后“当以汝为太子”；杨文干造反时，他又一次告诉李世民，待讨平杨文干后，“立汝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说过：“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12]“玄武门之变”以后，当萧瑀劝他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时候，他又立即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同时，还对亲手射杀李元吉的尉迟敬德说：“卿于国有安社稷之功”，并“赐珍物甚众”。[13]接着，他又安慰李世民说：“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14]这里所谓“投杼”，是指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其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15]唐高祖借此事承认自己几乎轻信别人，对李世民产生惑疑。这些无不说明，在两派力量进行斗争的时候，唐高祖绝不是无所适从或不偏不倚的。他有自己的倾向性而不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使李世民不能借他之刀，去杀害其兄弟，致使他在弱肉强食之后，公开表示了自己固有的态度。这样一来，他既不违背“立嫡以长”之礼，也满足了李世民恃功以取太子地位的需要。显而易见，比起隋文帝武断地废杨勇而立杨广的做法，取得了有利的效果。这正是唐高祖比隋文帝高明的地方。
四
“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唐高祖就把帝位让给李世民了。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自动让位者并不多见。唐高祖让位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其让位这件事本身而言，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唐高祖这时已年满六十，当了皇帝以后，随着其地位的变化，原来那种进兵长安时的锐气已经逐步衰退，宫中妃嫔众多，生活日益腐化，虽然他曾下诏“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16]但他在关中各地游幸、打猎，却已习以为常。这样一来，当然不再会亲自出征打仗，经受风霜之苦了。但是，隋朝怎样灭亡，唐朝如何建立，他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当他本人不愿再勤于政事，而又不甘心像隋炀帝那样断送自己、断送唐朝政权的时候，产生高升太上皇之位、坐享奉养之福的想法是完全可能的。其二，李世民的地位已经确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问题。固然，李世民不是隋炀帝，但他既能杀害兄弟及其诸子，谁能预料他不使唐高祖和隋文帝有同样的下场呢？赵翼认为，唐高祖“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17]在这种情况下，就唐高祖来说，让位比不让位要保险得多。如果说唐高祖是认清了这种形势而让位的话，那就更显得他是有眼光的政治家了。
不管从哪方面说，唐高祖让位是对地主阶级的新建政权有利的。因为他年高力衰，不再有进取心的时候，年方二十七岁的李世民则野心勃勃，跃跃欲试，准备为唐朝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展现自己的才能。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得到了一定的考验，唐高祖多次要立他为太子，正是对他多方面的才能颇为满意。如果按照封建制度的常规，唐高祖于贞观九年（635）死后，他才能上台掌权。这样，就会使李世民将近四十岁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事实证明，李世民在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政权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采取各种措施，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这与其他封建皇帝相对而言，是起了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封建史籍歌颂“贞观之治”也并非没有道理。唐高祖自动让位，使他早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不能不说是唐高祖为李世民发挥其杰出才能提供了条件。因此，唐高祖让位，看来是消极的行动，实际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原载《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四《巢王元吉传》，中华书局，1975，第2422页。
[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华书局，1956，第5957页。
[3]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5页。
[4]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七年，第5985页。
[5]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7页。
[6]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第6008页。
[7]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第6012页。
[8]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七年，第5987页。
[9] 《旧唐书》卷六四《巢王元吉传》，第2422页。
[10]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七年，第6012页。
[11]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〇《唐高祖》，舒士彦点校，中华书局，1975，第586页。
[12] 《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第2402页。
[13]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第6012页。
[15] 《资治通鉴》卷三，周赧王七年，第102页。
[16]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第5804页。
[17]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诛》，中华书局，2013，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