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继西晋灭亡以后南北长期分裂又重新走向统一的两个王朝。经过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统一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所以，隋唐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六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世界上，隋唐王朝是先进的、强大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她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发挥过先导作用、楷模作用，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一 先进的社会制度
中国自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史学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笔者同意郭沫若的意见，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这就是说，到581年杨坚建隋时为止，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千年之久了。退一步说，即使按照魏晋封建论者的观点，到隋建国之时，封建社会也有三个多世纪了。
纵观当时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
恩格斯说：“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1]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是法兰克王国的主要部分。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形成，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开端。西欧的封建制度，一方面伴随着西罗马奴隶制度的崩溃而产生；另一方面，也和各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的瓦解密不可分。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在五世纪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灭亡的基础上建立了日耳曼封建王国。法兰克王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竟晚于中国九百年之久。法兰克王国的初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方面是国王、贵族拥有从罗马国家和奴隶主贵族那里得到的大庄园，还有归附法兰克的罗马高卢地主拥有的大庄园，这是私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是农村公社所有制。这是因为日耳曼人在侵入西罗马帝国之前，还处在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普通的法兰克人还是自由农民，国王以这些自由农民聚居在农村公社（马尔克）为单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财产，个人不准买卖或转让。到六世纪末，才由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转让和买卖土地才成为普遍现象了。但是，进一步封建化，自由农民转化为农奴，是到十一世纪才完成的。
中国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度江河日下，日趋没落。奴隶主贵族为形势所迫，逐步改变剥削方式，用封建制的剥削代替奴隶制的剥削。到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又在各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国王所有的土地制度，确立私有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千年之后，西欧也沿着与中国历史大体类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会。日耳曼贵族对被征服的奴隶，分给一小块土地，令其纳租服役，原来的西罗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隶农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剥削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农村公社公有的土地制度也正在向私有制转化。西周、春秋时的中国奴隶主与西罗马的奴隶主不同，但他们都沿着放弃奴隶制剥削，采用封建制剥削的道路转化为封建地主，井田制与农村公社不同，但二者都沿着向私有制转化的道路而逐步崩溃。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欧的历史内容不同，但都遵循共同的规律向前发展。这样一来，早于西欧九百余年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当然处于世界历史前进的先导地位。
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拜占庭帝国是从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是在七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五到七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都是在七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
由此可见，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帝国已经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土地还是农村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隋唐帝国已经完全是地主、官僚、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即使个体农民，尽管他们占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自己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唐律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2]非常明显，土地的私有权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说均田制下的土地还不是完全个人私有的话，那也只是在战争之后，政府不得不把劳动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均田制下的土地也不是绝对不能买卖，如因家贫身死无以供葬者，可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徙宽乡，或充作住宅、邸店、碾硙者，可并卖口分田；官人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也可以买卖。正是因为土地可以买卖，所以均田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自从秦朝以后，多次发生农民大起义，无不与土地兼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早已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比起来看，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早已确立，而且在阶级矛盾的发展中明显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法兰克的土地农村公社所有制才向私有制转化，不言而喻，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是成熟的封建社会，法兰克是初期封建社会。
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远远高于西欧的。八到九世纪（唐中后期）的法兰克王国，生产工具简单，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低下，农作物的产量很低，种子和产量的比例是1∶1.5或1∶2。[3]直到十至十一世纪，也就是法兰克分裂以后，由于铁犁、铁耙的广泛使用，产量才提高到播种量的四至六倍。[4]唐朝的农作物生产就先进得多了，耕地用的曲辕犁，有十一个部件组成，犁入土的深浅和宽窄都可随意调整。另外，还有耙、砺礋、碌碡、锄、铲、镰等各种各样的农具。这些农具，都接近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使用的农具水平。尽管中国在近三百年来的发展是慢了些，但在千年之前能有这样的工具肯定是先进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再加上发达的水利灌溉事业，从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有人估计，唐代的产量是百亩六百石，较两汉增加一倍。更有甚者，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在贞观时筑堰凿渠溉田，亩收十石。[5]就小麦而论，每亩所种绝不会超过一斗，而每亩的收获量则是六石至十石，显然比西欧的产量高出多倍。
如果农村是农业生产的基地，那么城市则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必然以农业发展为前提。所以，城市的发展情况，反映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隋唐帝国的城市经济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唐代有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长安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的人口近一百万。这样多的人口，当然需要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多种商品的供应。因此，许多中外商人云集长安，兴贩贸易，使长安出现了东、西两市。西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6]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还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后期，西市的繁荣情况超过了东市，店肆行业远比东市为多，还有收买各种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这都充分说明，长安不仅是唐王朝的首都与工商业中心，而且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城市制度的变化，也反映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初，长安的“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货物的质量价格，交易是否公平，都要检查。每天中午开市，日落以前闭市，贸易活动只限于市内。唐中期以后，这种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封闭式的制度，逐步被取代了。首先是贸易活动冲破了市区的界限，其他居民区内也出现了买卖现象。如东市西北的崇仁坊有造乐器的，东市西面的平康坊有卖姜果的，西市东面的延寿坊有卖金银珠玉的。特别是崇仁坊，北近皇城景风门，南当春明门大街，隔街与东市相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7]不难看出，夜市也出现了。其次是拆毁坊墙。坊是长安城中的基层管理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土墙相隔，坊门日落关闭，居民在坊门关闭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见，坊墙是人们交往的障碍，直接影响夜市的发展，所以，拆毁坊墙的事例，屡屡发生，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严加禁止。[8]这些情况，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货物堆积如山。
西欧的城市则远远落后。隋唐时期，西欧原来的城市都已衰落，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很不发达，所以城市很难发展起来。一直到十世纪或十一世纪，也就是五代到北宋时，都尔奈、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才开始发展起来。
能够和长安比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有八十万人口，是欧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扼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欧亚大陆的桥梁，从而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东可与波斯、中国、印度进行贸易，西可与西欧经常交往，北与北欧也有商业往还，整个地中海的贸易也无不与君士坦丁堡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9]除了商业之外，该城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最重要的手工业是丝织业。丝织业的原料生丝，一部分由中国进口，这就必然使人联想到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国生产。产品主要供贵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其次是金属业，主要是制造金银餐具和镶嵌金银的器皿，供统治阶级享用。另外，还有军火制造业。[10]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都受国家控制。最大的丝织作坊设在皇宫。军火工业更是私人不得经营。这样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必然影响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商业也主要是为了官僚贵族服务，这些都是封建工商业的基本特点。
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有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762年以后，巴格达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业中心，城里有毛织、棉织、珠宝、香水、玻璃等手工业。因其地处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中介地位，所以这里聚集着许多埃及、印度、中国、拜占庭的商人。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与染料，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过巴格达转运各地。巴格达还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可见唐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令人向往。
六到九世纪，东方的隋唐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长安更为先进，因为长安的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较高。如果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是难以供应大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粮食加工业。长安周围的碾硙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硙，还有部分畜力碾硙和人力碾硙，基本上满足了长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见，长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唐帝国全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隋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二 东方文化的渊源
毛泽东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1]隋唐帝国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必然有相应的先进文化。同时，素负盛名的文明古国，到政治、经济都有进一步发展的隋唐时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进。事实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国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东方诸国，朝鲜、日本、南亚等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把中国视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12]因此，特意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国直接学习中国文化。这就是说，隋唐帝国的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光辉灿烂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起了楷模作用的。
1.隋唐文化与日本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和中国相比，当时日本是非常落后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是在八世纪（唐中叶）编写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国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就有《山海经·海内北经》《汉书·地理志》《论衡·儒增篇》《后汉书·东夷列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很高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全文两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四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须从中国古籍读起。这不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先进，同时也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日本与中国虽然早有交往，但接受中国文化主要还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文化的新情况。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13]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隋朝以前，日本（史载当时称为“倭国”）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与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608）到达长安。
遣隋使先后到隋四次，史籍有名的留学生有十余人。日本派遣隋使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广泛地学习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一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对汉字很有感情，也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骈俪体裁，显然是他们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了解深刻，接触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廷的冠服，整饬率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年）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年），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14]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是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的。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15]
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后共十三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告，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善弹琵琶者。其次是对唐帝国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使者。这些人到了唐朝，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入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对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的风物的。总而言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16]的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二是实行班田制。政府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徭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三是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中央。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田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国留学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律令为蓝本的。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样，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这样，杨廷福先生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杨先生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17]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毫无疑问，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八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入唐高僧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贞元年间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铁尺、铜律管一部、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诗文集。751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作品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712年用“万叶假名”[18]写成的。《日本书纪》是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各地还出现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9），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794～1185）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曾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是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阇梨、不空金刚、惠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中国的印刷术也是在唐时传入日本的。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694年，在飞岛（今日本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710年迁都于此，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京师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留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19]与唐朝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同时，唐对日本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颇显著，如中国先进的农具镢、犁、镰等，水力转动的碾硙，脚踏和牛挽的水车，都在日本广泛传播。在种植和收割技术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例如，水稻由直播改为插秧，收获由剪穗改为割秧，都促使产量普遍提高。另外，制糖、种茶等生产技术也都是在唐朝传入日本的。毋庸置疑，唐朝的先进工具与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必然促进日本生产的发展。这是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果。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的后代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的后代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中多是他们。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炀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
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
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20]
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如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日本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理应在完成使命以后立即回国，但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最后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这些人对传播唐朝文化必然产生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到日本并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在日本遣唐使的往返过程中，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僧人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21]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唐招提寺派。“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22]
2.隋唐文化与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与中国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日本千方百计地吸收中国文化，朝鲜半岛都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23]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24]这些无不说明，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朝鲜半岛是十五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句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25]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26]不仅汉文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27]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王金真德派其大臣金春秋及其子金文王入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后不久，新罗王金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28]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鲜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三国之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29]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及其他地方设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二百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唐末，宾贡及第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僖宗乾符元年（874），“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溧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骈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30]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也是朝鲜半岛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在朝鲜半岛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中国人前往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隋唐以前，朝鲜半岛就有很多华人。西汉初年，燕人卫满带领一千多人到朝鲜，后来做了朝鲜国王，建都王险城（平壤）。汉武帝初年，卫氏朝鲜国力日益强盛，常从齐、燕等诸侯国招诱汉人到朝鲜去。后来，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在其地设置四郡，即真番郡（鸭绿江上游）、临屯郡（朝鲜半岛东中部）、乐浪郡（朝鲜半岛中部）、玄菟郡（朝鲜半岛北部及东北部）。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汉人到了朝鲜半岛。南北朝时，百济派人到南朝见梁武帝，请求派遣博士去讲解三《礼》、《毛诗》，还要求派遣工匠与画师。梁武帝派学者陆翊和工匠、画师前往，中国的五经、三史也陆续传入朝鲜半岛。朝鲜人中越来越多地通晓汉文了。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既然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很多，通过他们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半岛必然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文化。
隋朝末年，为维护隋朝在东亚的利益，隋炀帝亲征高句丽。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乱，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于高句丽。武德年间，唐与高句丽通好，唐高祖给高句丽王高建武书信云：
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31]
尽管这次有不少华人回国，但因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有很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句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32]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高句丽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半岛以不少的影响。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半岛者，更是有目的地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句丽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33]高句丽王及道俗观听《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半岛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句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句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34]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调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百济、新罗要求与唐交往，说明它们与高句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半岛传播。开元十六年（728），新罗王金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兴光卒，玄宗派邢璹“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邢璹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35]邢璹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朝廷有目的地去朝鲜半岛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既有朝鲜半岛派人到中国来学习，也有唐统治者派人前往传播，更有大量华人陆陆续续前往朝鲜半岛定居，言传身教。各种渠道汇集一起，终于使统一新罗成为“中国文化的分店”。
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句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36]“兵器与中国略同”。[37]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38]“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39]新罗的“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40]“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41]
新罗统一后，像唐朝一样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帝国，是日本、新罗等东方国家文化的渊源。不过，也应该肯定，日本、新罗的古代文化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新罗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新罗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新罗百姓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前进的内容。研究这种千差万别的具体内容，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例如，中国人可以长期把读《五经》和《史记》、《汉书》作为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新罗若长期这样就会脱离自己的历史实际。这就是说，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有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别国或他民族的文化，只能作为创造自己文化的借鉴，不能原封不动地长期照搬。日本、新罗各有适合自己历史特点的文化，正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隋唐文化对日本、新罗等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日本、新罗发展、创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鉴，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并没有取代日本、新罗的文化。
三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两代，国力强大、经济繁荣，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堪称空前，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文化方面，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使中国出现封建文化的高峰，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高峰。这种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其他各国无不向往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这样一来，中国很自然地就成了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1.经济交流
自西汉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来，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虽然也数次中断，但总的看来，还是向前发展的。到了隋唐时期，这条交通大道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丝绸之路，顾名思义，是以丝绸的贸易为主的。汉武帝以后，中国的丝绸即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通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往欧洲，被希腊、罗马贵族视为珍品，所以，欧洲人最早称中国为“丝绸之国”。魏晋以后，绵、绢等丝和丝织品都被列入正式税收项目，可见丝织业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两代丝织业的发展更胜过前代。唐代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样丰富美丽。仅定州（今河北定县）上贡的绫就有六种（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数量达一千五百七十五匹之多。定州有一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其他各道，如剑南、江南、淮南、山南的一些州县，也都是盛产丝织品的地方。同时，丝织品的工艺水平也大有提高，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另外，还吸收了波斯织锦法的优点，以纬线组成花纹。
由于唐代丝织业的发达，在唐朝打败突厥以后，丝绸之路又畅通无阻，所以对外的丝绸贸易甚为发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敦煌、吐鲁番、乌鲁木齐等沿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从西汉到宋元各代的丝绸很多。[42]由此可见，从长安经西域到阿拉伯帝国（大食帝国），再由东罗马转往欧洲的丝绸是相当多的。
在隋唐以前，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长安经丝绸之路向西输送，而且还从海路运往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再转陆路用骆驼队沿阿拉伯半岛西部和红海平行的狭长地带（《汉书·地理志》）运往欧洲。在陆路畅通的情况下，海路运输必然有所减少。唐中期陆路中断后，丝绸贸易又转向海路。这种陆路和海路互为补充的情况，正说明中国丝绸在西方的巨大影响。
中国的丝织品不仅传向西方，而且还更早地传向日本、朝鲜半岛等东方国家。养蚕制丝的方法大约在三世纪就传入日本，传入朝鲜半岛还可能更早于日本。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到唐时，都带有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有些是送唐的礼物，有些是作为实物货币当路费用的。唐朝方面，也分别赠给使团人员礼品，其中也有丝织品。互相赠送的礼物当然都是珍品，不会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影响下，日本的丝织业也相当发达，具有自己的特点了。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在唐代传入欧洲的。中国在西汉时就会造纸了。193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了西汉的纸片，1957年5月，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工地上的古墓中又发现了一批西汉的古纸，足证在有记载的蔡伦造纸之前，早就有人会造纸了。
天宝十载（751）七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溃败，三万之众，所余才数千人，很多士兵被俘。俘虏当中有些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造纸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1189年，法国有了造纸作坊，是基督教国家建立造纸坊最早的记载。[43]在此以前，欧洲人用羊皮纸，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只以上的羊皮。用纸代替羊皮，足以说明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的伟大意义。
中国的炼丹术也是唐代中后期传入阿拉伯帝国，然后再传入欧洲的。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前身，公元前二世纪产生于中国，八九世纪传入阿拉伯帝国，十二世纪传入欧洲。炼丹术有它迷信的成分，但炼丹家“有他们朴质的科学观念，炼丹术也有它朴质的科学方法。近代化学的产生就是在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4]不言而喻，炼丹术向西方传播对科学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隋唐帝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方物，唐对各国使节也要回敬礼品，还要对各国使节按照级别进行赏赐。实际上这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营贸易。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波斯（伊朗）、拂林（拜占庭）、大食（阿拉伯）、日本、朝鲜、林邑（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等等，都曾以这种方式或多次与唐帝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的次数很多，如日本十几次、黑衣大食三十七次、林邑二十四次、真腊十一次，[45]唐玄宗时，波斯萨珊王朝虽已灭亡，但波斯仍然以它的名义使唐十多次，其他各国也为数不少。
除此以外，商人的民间贸易也颇频繁，例如，黑衣大食〔八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帝国分裂，在西亚的部分称黑衣大食即东大食（750～1258），在西班牙的部分称白衣大食即西大食（756～1031），在北非的部分称绿衣大食即南大食（909～1171）〕，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之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作“蕃坊”，有暂住者，也有久居的。暂住者两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则在中国成家立业，深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语言文字，甚至能诗能赋。唐末，黑衣大食统治下的波斯人李珣、李玹兄弟二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李珣有诗名，《全唐诗》卷七六〇有他的诗五十四首。他著有《海药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常引之。其弟李玹是个炼丹家，以贩卖香药为业。中国的炼丹术大概就是通过这些人传到阿拉伯去的。[46]
阿拉伯的商人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很活跃。欧洲、非洲、亚洲各地都有阿拉伯商人。巴格达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贸易中心，印度、埃及、中国等国的香料、染料、丝绸、瓷器、象牙、金砂等，无不应有尽有，特别是有专门出售中国货的市场。由此可见，中国通过阿拉伯和其他各国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唐朝初年，唐与波斯的贸易也颇为频繁，不管海路还是陆路，都有很多来往。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的丝、纸、大黄、黄连等物品。唐代的主要城市长安、扬州、广州、楚州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由于中国产品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国产品冠以“中国”的名字，如肉桂叫“中国术”，白铜叫“中国铜”，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不难看出，波斯商人活跃于中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人也不少，从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牟平（今山东牟平）、文登（今山东文登），到江淮一带的扬州（今江苏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都有他们的足迹。这些地方有新罗馆，是新罗商人侨居的场所。新罗商人带来朝鲜半岛的土特产，又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为中朝贸易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经济方面的频繁往来中，隋唐帝国也接受了很多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物品。例如，波斯的狮子、枣，拂林的羚羊，朝鲜半岛的人参，天竺的棉布、波罗树，尼婆罗的波棱（菠菜）、榨菜、浑提葱。波斯尼丝织品方面的先进技术，印度用甘蔗制糖的技术等，都丰富了大唐子民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唐朝生产的发展。
近代的考古工作者在中国的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广东英德以及河南、河北等地都曾发现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在西安、咸阳曾发现拜占庭的金币，在新疆出土的七世纪商人窖址中，有波斯和阿拉伯银币九百四十七枚，金条十三根。另外，还在西安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日本奈良王朝银币，在日本也发现唐朝的铜钱。这些都充分说明隋唐帝国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2.文化交流
以佛教为纽带的各国之间的互相交往，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加以提倡，促使佛教日益发展，到南北朝就非常盛行了。
佛教不仅在中国逐步盛行起来，而且又从中国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因为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佛教都是从中国传去的，所以朝鲜半岛政权、日本等经常派人到中国来求取佛法。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有很多是求取佛法者。这些人到中国求取佛法，也像中国的玄奘、义净到印度去取经一样，是冒很大风险的。不仅要冒海上的风浪之险，而且还常有无船可乘、不易回去之难。例如，有些僧人回国时常要通过沿海一带的新罗坊去找便船。新罗坊有总管、翻译等工作人员，他们和日本、新罗、唐朝各方面都有来往，所以，日本僧人常找他们为之联络回国之船。楚州新罗坊的翻译刘慎言，就常常为日本僧人寻觅便船，协助其回国。他们费尽千辛万苦，主要是要学到从日本学不到的佛学内容。
永徽四年（653），道照（昭）到唐，在长安向玄奘学法相宗，兼学禅宗。他是第一个在日本传播法相宗的人。智通、智达也曾到长安从玄奘学佛法，他们是法相宗的第二代祖师。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到长安青龙寺学习密宗三年，带回日本新译经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梵字真言赞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还有佛像、祖师影、真言道具等物。因其学问道德卓著，尤其擅长诗文、书法，从而受到嵯峨天皇的重视。他的“弘法大师”称号是由醍醐天皇赐给的。他的弟子圆行、常晓，也曾分别到长安的青龙寺、淮南的栖灵寺学密宗，回国时带回大量经论、佛像、佛具等物。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日本的学问僧把中国当作佛法的分店。
日本的学问僧不仅求学于唐，还想直接向天竺学佛。咸通三年（862），真如法亲王（高丘亲王）由明州（今浙江宁波）经洛阳到长安，取得前往天竺的官符，然后就经广州向天竺进发，[47]虽然因死于途中，未达目的，但也可以说明在佛教从天竺到日本的传播中，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播佛教，也同样有重要作用。鉴真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年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盛情欢迎。在唐朝，佛教的宗派甚多，鉴真东渡所带的佛教经典中，既有律宗的著作，还有天台宗的著作，他本人是天台、律宗并通。他与其弟子在日本讲经，为佛教在日本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播下了后来日本开辟天台宗的种子。另外，鉴真在日本还纠正了佛经在传写中所发生的错误。这也是对日本佛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到日本传播佛教的不仅有唐朝僧人，还有印度与西域的僧人。例如，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如宝，就是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人。印度僧人菩提，经西域来到中国，后受日本学问僧的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东渡日本。伴同菩提东去日本的还有林邑僧佛彻。这些外国僧人，通过中国去日本传播佛教，更说明中国在佛教的发展史上起了桥梁作用。
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更胜过日本。东晋中叶，佛教就从中原传入朝鲜，从此，朝鲜半岛僧人到中原求学佛法者络绎不绝。隋唐时期更蔚为风尚。因此，日本的学问僧不仅到中国学佛取经，而且还到朝鲜半岛去留学。从七世纪到八世纪，日本到朝鲜半岛留学的学问僧就有十几人。[48]同时，朝鲜半岛僧人也是通过中国去印度求佛取经。在新罗统一前，就有朝鲜半岛僧人阿离耶跋摩从中国由陆路到印度。他因病而死，未能回国。八世纪初，新罗和尚慧超又从广州经南海到印度，走遍了五天竺的佛教重地，历时八年，由陆路经伊朗、阿拉伯、叙利亚，于722年到长安，驻足大兴善寺，后病死于五台山。他著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述了他长途旅行的见闻。他精通汉文和梵文，翻译过佛经，对佛教的盛行贡献了力量。这都充分说明，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行也与中国密切相关。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更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玄奘于贞观元年（627）秋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入新疆，沿天山南麓向西，转经中亚细亚、阿富汗到达北印度。他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长安，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他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中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等国的各种情况，如地理环境、山川形势、物产气候、城邑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习俗、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此，玄奘赴印求法取经，远远超出了佛教传播的需要。他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我国新疆地区、中亚细亚、南亚各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印度、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资料十分缺乏，《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对他们也十分有用。所以，该书又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有多种文字的译本。直至今日，在中西交通史、印度中亚各国的历史及古代地理的研究方面，该书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关于印度的名称，玄奘写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49]这个记载，对地名学、古音韵学都很有参考价值。另如，对印度地形、气候、植物的生长等方面的记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50]至于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也有大体类同的作用。这样一来，很自然地会使人想到，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促进了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我们既不能忽视宗教的唯心主义本质，也不能轻视它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另外，阿拉伯人创立的伊斯兰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也都在唐朝时传入中国。随着这些宗教的传入，中国与中亚、欧洲诸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同时，中国的道教也传入印度。唐太宗时，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51]这就是说，这时印度已经对道教有所了解。
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日本学者认为：“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因此，留唐的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当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影响，特别是在奈良朝时代，印度、波斯、西域等国人士经过唐朝前来日本直接传播文化，这是其他时代少有的例子。”[52]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唐朝文化，的确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又融合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而成的。
由于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人们之间就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沟通，从而就开始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唐代佛教的盛行，玄奘等僧人去印度取经以及翻译佛书的影响与需要，就出现了一些梵汉字书。如智广和尚撰的《悉昙字记》，是唐人著的一部梵文字书。另外，义净还撰了《梵语千字文》（即《梵唐千字文》）。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义净说，读了他的书，一二年即可能翻译。全真所撰的《梵唐文字》，与义净的著作大体类同。在此以前，翻译佛经者多是西域胡僧。唐人也从事翻译，就使翻译事业不再是非常神秘的了。同时，也加速了唐代文化对印度文化的融合。
在艺术方面，音乐和舞蹈是重要的部门，唐代的音乐和舞蹈非常盛行，其中外国音乐和舞蹈占相当比重。例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乐，都是其重要内容。长安的外国音乐家也大有人在，著名的音乐家曹保、曹善才是曹国（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拉提尤别）人，米嘉荣、米和父子是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东南）人，康昆仑、康迺是康国人，安叱奴、安辔新是安国人，不知名的西域乐人，当然还应有相当数量。这些音乐和舞蹈，经过融合，后来都成为唐代艺术的组成部分了。
唐代乐舞也对外国有很大影响，例如，《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称七德舞），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玄奘到达印度，戒日王根据《秦王破阵乐》向玄奘了解唐太宗的情况，可见《秦王破阵乐》在印度也有一定影响。
历法与天文学密切相关，历法的不断演变，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各国历法的不同，也反映着各国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隋代天竺历法传到中国，但未曾发生显著的影响。到了唐代，天竺历数家瞿昙罗等人来到长安，参与了唐代历法的改革，在唐高宗时制定了经纬历，与唐的麟德历参行。唐玄宗时，天竺的九执历传到中国。开元十七年（729），唐朝颁行僧一行的大衍历。天竺历数家瞿昙罗因未能参与制定而心怀不满，遂奏大衍历沿袭九执历而不完备。唐玄宗派太史令校对，结果大衍历十合七八，而九执历只有一二，大衍历获胜。[53]中国历法比印度历法精确，说明中国天文学水平高于印度。
大衍历确立后，很快传到日本。淳仁天皇于763年废去原有的仪凤历，采用了大衍历。在唐高宗时制定的麟德历，也很快传到新罗，被新罗采用。
阿拉伯的天文、历法，也对中国有一定影响。
中国的医学是自成体系的。从古代到唐朝，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在唐代，中医又传布于日本与朝鲜。经过日本、朝鲜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成了东方的医学体系。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天竺的医学，多有互相承袭的共同之处。特别是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医学互相承袭，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称其为“胡医”。在唐朝，这两个医学体系是互相交流的。印度医学早在南北朝或隋时就传入中国，阿伯拉的外科医术在唐时传入中国，拜占庭、印度眼科医术也传来中国，中国的切脉术和一些重要医书也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这两个医学体系的互相影响，唐帝国是起了枢纽作用的。
隋唐皇朝为什么会有崇高的地位
我国自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隋朝统一南北以后，由于民族的融合，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步消失，分裂割据因素大大缩小，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治的高度统一，文化内容的丰富与进一步提高，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隋唐两个王朝的经济、文化都有空前的发展，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力强盛和高度统一。这些方面，都是隋唐王朝在世界上有崇高地位的基本条件。
除了以上所述基本条件以外，统治集团的开放政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隋唐两代都实行开放政策。隋炀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与外国来华的首领都以礼相待，颇为热情。大业六年（610），隋炀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正月十五）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中国的元宵节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款待各国首领的热烈场面，当然是有利于各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
对于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隋朝也极为友好。史载：
〔大业六年（610）〕，诸蕃请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54]
隋炀帝为了炫耀国家富强，铺张浪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对外来商人的盛情接待，却有利于发展贸易。
唐朝的开放政策是更为突出的。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55]唐太宗在其晚年总结历史经验时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的原因，就是“贵中华，贱夷、狄”，他纠正了这种偏向，自认为是“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56]这里所谓的夷、狄，即包括周边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尽管唐太宗以父母自居，有高人一等的思想是错误的，但他“不必猜忌异类”“爱之如一”的指导思想，是比那种妄自尊大、歧视他人的传统观念要进步得多。事实证明，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天竺王尸罗逸多遣使到唐朝贡，唐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承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救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57]由于唐太宗对天竺使“礼之甚厚”，天竺王也对唐使盛情接待。这种礼尚往来的政治活动，无疑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交往。
隋唐两朝的开放政策是表现在多方面的。除了前面所谈，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贸易，资助留学生来学习中国文化，为有些人从事宗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以外，还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从事政治活动。
在隋唐帝国做官的外国人是很多的，隋炀帝时曾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五十年，因“慕中国之风”，改姓名为晁衡。[58]他曾在唐廷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波斯被阿拉伯灭亡后，其王子卑路斯来唐，唐高宗时拜为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为左威卫将军，后死于唐，“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59]后来，其子还曾在长安图谋复国，可见随卑路斯来唐的波斯人很多。唐朝允许成批的外国人住在中国，必然促使中外文化的交融。
另外，阿拉伯、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等国，也有不少人旅居长安，在唐朝做官。如阿拉伯人李彦升曾在唐及第进士。曾为唐立过大功，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是高句丽移民后裔。[60]另一高句丽移民王毛仲也曾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61]黑齿常之原是百济的将军，唐高宗时曾率百济军和唐军作战，后投降唐朝，因对吐蕃作战有功，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62]安西胡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63]安息（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的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64]这些外国人在中国任职，都与中国官员受到同样待遇，毫无被人歧视的情况。允许外国人在本国做官，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少有的现象。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任职于唐，在唐朝看来是极为寻常的事，而在日本历史上都是被大肆宣传的罕有事迹。
周边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也是受封建统治者歧视的，但隋唐两代也不同于过去。少数民族在隋唐政府做官者也为数不少。隋朝的伊娄谦、乞伏慧、吐万绪等都是鲜卑人，尔朱敞是契胡人。唐朝政府的少数民族官员更多，突厥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635）率众内属，不仅被拜为左骑卫大将军，而且还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屯兵于苑内。[65]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李光弼是契丹人。李怀光、李多祚是靺鞨人。契苾何力、仆固怀恩是铁勒人。这些情况，不仅可以加强民族融合，而且还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唐代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远远超出了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内容。西域各国，如波斯、阿拉伯、拜占庭，印度、日本、高句丽、新罗等国，都和隋唐两代有着程度不同的各种交往，这种交往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因此，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唐代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波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
在各国的互相交往过程中，唐代经济的发展受到外国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中必然融合大量的外国文化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由此可见，唐朝经济的高涨，文化的空前发展，以及在世界上有着崇高的地位，都是与其开放政策有关系的。
日本学者在谈到日本奈良朝的文化时认为：“日本奈良朝的文化中，不仅含有唐朝文化，还包括印度和西域等地的文化，内容颇为复杂。”“作为奈良朝文化根源的唐朝文化本身本来也不是单纯的汉族文化。唐朝随着国势的昌盛，东西交通日益频繁，很多外国使者和商贾来到唐朝，而唐朝对此采取相当开放的政策，虽属外国人，只要是人才，便尽量加以任用。”所以，“印度、西域、波斯、大食等外国人在唐朝任官的多得很。而且唐朝僧人也有留学印度和西域的，西域和印度僧人来到唐朝从事译经布教的也不少”。[66]不言而喻，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唐朝的文化，是汉人的传统文化又融合了多方面的新内容。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唐朝的开放政策是起了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的。隋唐帝国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是与当时的开放政策必然联系在一起的。
（原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01页。
[2]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第977页。
[3]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3卷，上册，第194页。
[4] 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78，第17页。
[5]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第222～223页。
[6]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东市》。
[7]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崇仁坊》。
[8] 参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63页。
[10] 参考朱寰《世界中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124～12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页。
[12]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7～18页。
[13]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页。
[14]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页。
[15]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页。
[16] 部民基本上是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员，其次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也有本族人犯罪被罚为部民的。他们被天皇、贵族所奴役，从事各种劳动，处于半奴隶地位。
[17] 参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79页。
[18] “万叶假名”见日本早期的文字。最初，日本称汉字为“真名”。从五世纪起，以汉字为音和义来表示日语，这种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被称“假名”。
[19]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8页。
[20] （唐）魏徵等：《隋书》卷八一《东夷·倭国传》，中华书局，1973，第1828页。
[21] 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编《鉴真研究论文集》，扬州师院历史科，1980，第49页。
[22] 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编《鉴真研究论文集》，第50页。
[23]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52页。
[24]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页。
[2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第5320页。
[26]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第5329页。
[27] 《旧唐书》卷一八九《欧阳询传》，第4947页。
[28]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第5336页。
[29]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第4941页。
[30] 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4册，中华书局，1962，第309～310页。
[31] 《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高丽传》，第5321页。
[3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第6169页。
[33]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第5321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第5322页。
[3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第5335页。
[36]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第5320页。
[37]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四《高句丽》，中华书局，1974，第3116页。
[38] 《北史》卷九四《百济》，第3120页。
[3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第6202页。
[40] 《北史》卷九四《新罗》，第3122页。
[41] 《隋书》卷八一《新罗》，第1820页。
[42] 丝绸之路考察队编《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第85页。
[43] 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第9页。
[44] 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第121页。
[45] 参王仲荤《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278～298页。
[46] 参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第135～136页。
[47] 参〔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26～149页。
[48] 参〔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29～133页。
[49]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二，中华书局，1985。
[50] 参考洪偶《中西交通史名著——〈大唐西域记〉》，《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
[51] 《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第5306页。
[52]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14～215页。
[53] 参考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第797页。
[54]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第5649页。
[5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第6215～6216页。
[56]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第6247页。
[57] 《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第5306～5309页。
[58] 《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第5341页。
[59] 《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第5312～5313页。
[60]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第3203页。
[61]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2页。
[62] 《旧唐书》卷一〇九《黑齿常之传》，第3294页。
[63] 《旧唐书》卷一〇九《白孝德传》，第3301页。
[64] 《旧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第3916页。
[65] 《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66]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14～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