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
根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由于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就把黄河流域视为天下之中，这就是“中国”一词的来历。既然古代的中国是指中原一带，居住在中原以外的人们就被视为落后地区的外人，从而遭到歧视。这就是历史上的民族歧视的起源。
存在决定意识。民族歧视的客观存在，在历代的史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随着历史的前进，各个历史时代都有不同的民族关系内容，这就决定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也必然有反映一定时代内容的民族观。本文仅就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做一探讨。
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帝国范围以内视为中国，把匈奴视为敌人。匈奴的社会落后，“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见利忘义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忍的。同时，匈奴内部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2]这都是华夏文明绝不允许而必遭鄙视的。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有大体类同的观点。
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长期的统一之后，出现了南北大分裂的局面。这种分裂局面与民族矛盾密切相关，并且这时的民族矛盾与秦汉时期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中原地区不再是汉族统治者的政权，而是原来被汉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了。
恩格斯说过：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
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如统治时间较长的北魏统治者在鲜卑族中推行汉化政策，被汉族所同化，北魏统治者也完全接受了汉族统治者的传统思想。
长期以来，汉族统治者都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鲜卑贵族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们编造了一套鲜卑先人的伪世系，自称是黄帝之后。因黄帝二十五子中有一名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4]以此证明鲜卑贵族入主中原与汉族统治者并无什么差别。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是魏收所撰。魏收系汉人，但他奉北齐文宣帝高洋命修撰魏史，北齐是取代东魏而来，东魏与北魏一脉相承，魏收当然要尊北魏为正统。魏收的正统观实际上就是其民族观的反映。
魏收对进入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很歧视。这种歧视，正是为了抬高鲜卑的地位。魏收说：“自二百许年，僭盗多矣，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5]他把鲜卑比作“斗极”与“溟海”，把其他民族比作“众星”“百川”，无疑是要其他各族都要把鲜卑贵族当作中原的主人。正因为如此，他在《魏书》的《阉官传》之后另列了匈奴、羯、铁弗、徒何等少数民族首领的传，而且在传后还有带贬义的评论。这与秦汉统治者对待周边各族的态度是一致的。
对待在江南建立政权的东晋统治者，魏收也同样是歧视的。他把东晋的建立者晋元帝称“僭晋司马睿”，而且对东晋所有皇帝都直称其名，而不称庙号或谥号。因为在他看来，东晋与夷狄是没有区别的。他还把东晋与孙吴以及
人李雄在成都所建的“成”相提并论，均视为“一方小盗”。[6]
魏收把李雄所建的“成”以及三国时的吴，均视为“一方小盗”，并非没有道理。北魏建国时，东晋仍然存在，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当然鲜卑贵族只能视西晋为正统。西晋是继曹魏而来，无疑又非伪蜀、吴可比。所以魏收说：“逮桓灵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难，魏文奄有中原，于是伪孙假命于江吴，僭刘盗名于岷蜀。”[7]北魏时，东晋偏安东南，与晋元帝差不多同时的李雄建国于成都，二者当然与三国时吴、蜀的地位类同。魏收视他们为“夷”“一方小盗”，无疑是为了说明曹魏、西晋、北魏一脉相承的正统地位了。非常明显，这种正统观中包含着民族歧视的内容。
魏收歧视东晋，继东晋而来的宋、齐、梁当然也要被歧视。在《魏书》中，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等南朝的统治者都被称为“岛夷”。“岛”是近海的意思，无疑是对江南汉人的贬称。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还像过去一样歧视少数民族，在《宋书》与《南齐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宋书》中有《索虏传》，《南齐书》中有《魏虏传》，两书均称拓跋氏为“索头虏”。萧子显说：“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8]可见沈约、萧子显称鲜卑为“索头虏”是含有深刻民族歧视内容的。另外，梁武帝时所撰的六百二十卷通史，也把“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9]也是同样的意思。至于南北关系，沈约认为拓跋氏进入中原是“与上国争衡”。[10]视南朝为“上国”，无疑认为北朝是“下国”了。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特点，是原来居住在北方边远地区的鲜卑族进入中原，统一北方，建立了逐步汉化的政权。在汉化过程中，鲜卑贵族接受了汉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以中原主人自居，歧视周边各族，同时也歧视迁往江南的汉人统治者。另外，汉人统治者虽然偏安江南，但还是以中原主人自居，自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正统，从而照旧歧视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把进入中原的鲜卑与周边其他各族仍然相提并论。魏收、沈约、萧子显等南北朝的史学家，他们的民族观中明显包含着这些民族关系的特点。简单说，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观是与其正统观一致的。
二
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步发展，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界限逐步消失，南北带有民族歧视的对立情绪也就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北方的经济恢复发展起来；北朝末年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也进行了改革，与南方政治极为腐败的陈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北方必然统一南方的客观形势。隋文帝就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统一了全国的。
隋朝的历史很短，继之而来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唐代的史学家，对史学的贡献也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从数量上说，二十四史中的八史（《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均出自唐代，还出现了开创性的《史通》与《通典》。从史学思想上抛开了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历史观，从统治阶级本身去探求治乱兴衰的原因。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也是一大进步。另外，在民族问题上，唐代史学家的观点，也充分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功与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特征。
隋是北朝的最后一代，继隋而来的唐朝当然也不会否认北朝的正统地位。隋唐统治者既然以全国的统治者自居，自然他们也不会站在南北的任何一方去歧视另一方。同时，隋朝的杨坚家族与唐朝的李渊家族都曾与少数民族通婚，至于李渊的先人是否为少数民族，也很难考证清楚。由此可见，由于民族融合的发展，西晋以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很多，但到了唐代，随着民族界限的消失，人们的民族观念也就非常淡薄了。这些情况，在唐初的史学著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唐初所修的“五代史”中，《梁书》《陈书》已不像《宋书》《南齐书》那样，立什么《索虏传》《魏虏传》，称魏帝为“虏伪主”，称魏将为“虏将”，认为拓跋珪建魏是“僭称魏”，以歧视北方的少数民族。《北齐书》《周书》《隋书》也不像《魏书》那样，立什么《僭晋司马睿传》《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说明他们“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11]以歧视迁到南方的汉人统治者，而是把这种带有民族歧视的内容全都去掉了。特别是《隋书》的十志，更是全面记载南北朝后期的梁、陈和北齐、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记述范围有时涵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还有追溯到汉魏以至周秦者。由此可见，唐初所修的“五代史”，其内容虽然只是一个地区一段时间的历史，但五代的各种制度都是中国古代各种制度的继续和发展；五代所保存或创造的文化典籍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组成部分。以《经籍志》为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各种文化典籍。东汉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典籍也大量增加，对于文化典籍的增加，南北朝均有贡献。所以，《经籍志》全面总结了东汉以来文化典籍的发展情况，使其成为《汉书·艺文志》以后又一部古代文献的总录与学术源流的发展史。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站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视南北各族为一家的观点。这种面对民族融合的成功，承认民族界限消失的现实主义态度，正是唐初史学家有卓著历史贡献的前提。
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更明显地表现了南北统一的民族观。《南史》与《北史》是李大师开始编撰，李延寿完成的。他们父子之所以要编撰此书，就是因为“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12]这些内容，是与大一统的形势相矛盾的。因此，李延寿要像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写吴越两国的历史那样，把长期对立的南北两方的历史都写出来，于是才编撰了《南史》与《北史》。这两部书，把南北朝视为两个平列的历史整体，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用纪传体编撰而成。内容中删去了《索虏》《岛夷》等民族歧视的列传，也去掉了含有敌意的各种称谓，基本上把南北两方都当作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了。
不过，李延寿对南北朝也不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隋唐是由北朝发展而来，具体点说，隋是继西魏、北周而来，所以李延寿在《北史》中又增加了《魏书》中没有的西魏三个皇帝的本纪，可见他把西魏与东魏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为了说明唐统治者的正统地位，他不得不以北朝为正统。在《南史》中，每逢北朝的皇帝死都记为“崩”，如南齐永元元年（499）记“魏孝文皇帝崩”，梁天监十四年（515）记“魏宣武皇帝崩”等，都是把北朝的皇帝视为最高统治者的。反之，《北史》就不同了，每逢南朝的皇帝死则用“殂”而不用“崩”。如北魏延兴二年（472）记“宋明帝殂”，太和六年（482）记“齐高帝殂”。“殂”对“崩”来说，显然是低人一等。例如，梁武帝取代齐和帝以后，封齐和帝为巴陵王，天监元年（502），巴陵王死，《南史》中记为“巴陵王殂于姑孰”。[13]这样把南朝的皇帝与被推翻的皇帝同样看待，显然是认为南朝的皇帝低北朝的皇帝一等了。由此可见，在《南史》与《北史》中，虽然民族歧视的观点不见了，但以北朝为正统的思想却还是与《魏书》一致的。
由于统一局面的形成与巩固，唐初的史学家很自然地形成了维护统一的民族观。“五代史”、《南史》与《北史》，都明显清除了南北朝史书中的民族歧视内容与观点。由于隋唐都尊北朝为正统，所以又不能把南朝的皇帝与北朝的皇帝相提并论，但这只是说明北朝皇帝的正统地位，并无民族歧视的意思。李延寿说：“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显然这是说，北魏是继西晋以后中原的主人。他接着又说：“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14]视东晋与南朝在江南是“偏据”，又不赞成魏收称其为“岛夷”。由此可见，唐初的史学家，抛开了南北朝史学家那种民族观与正统观的一致，走向了民族观与统一观的一致。这正是史学的发展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的鲜明标志。
三
隋唐历史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家民族观的继续和发展。也就是说，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虽然有其时代的特点，但也继承了前代的内容。
秦汉以来，史学家们都不把统一政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少数民族视为中国人，把他们当作落后、愚昧、无知的夷狄而加以歧视。在这方面，从北方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也是如此。北魏统治者也以中原主人自居，魏收说：“夫帝皇者，配德两仪，家有四海，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者也。”[15]言外之意，北魏统治者应是中国的主人，匈奴、羯、氐、羌等，即使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也是“僭盗”。由此可见，中原的统治者歧视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是由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所决定的。正是这种原因，在中原与周边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民族歧视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在这个前提下，隋唐统治者必然也继承秦汉以来中原统治者的思想，仍然歧视周边的少数民族。
房玄龄等人编撰，唐太宗也参预其事的《晋书》，完全继承了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史书的民族歧视思想。在该书的最后，撰《载记》三十卷，专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按照古代史书的习惯，把这些被称为夷狄的少数民族排列在最后，当然是歧视的一种表现。更为突出的是，该书还赤裸裸地对少数民族进行辱骂。作者说：“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16]“戎狄凶嚣，未窥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17]不仅贬称夷狄，还视其为禽兽，当然是严重的民族歧视。
前面说过，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民族融合的发展，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互相歧视思想逐步消失，“五代史”中已经不再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内容了，李延寿撰《南史》与《北史》，正是为了要结束这种思想。那么，《晋书》中为什么还有民族歧视的内容呢？主要是因为西晋是统一的王朝，匈奴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推翻了西晋政权，使中国陷入分裂的局面。唐朝建立后，来自突厥的威胁十分严重，李渊从太原起兵，曾屈服于突厥，唐太宗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突厥就兵临渭河桥上，直接威胁京师。另外，突厥还支持隋末唐初的割据势力，公开与唐朝分庭抗礼。这些情况，必然使唐朝统治者感到少数民族的威胁与唐朝的安危直接相关。正是这种原因，“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18]所以他才在唐初编撰的很多史书中选择《晋书》来写史论的。总结西晋灭亡的教训，唐太宗必然反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正是这种有关唐朝统治者的切身利害关系，所以，《晋书》中不得不大骂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
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与《晋书》也大体类同。例如，《北史》中有《僭伪附庸传》，主要记《晋书·载记》以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如夏、后秦、北燕、西秦、北凉等。《载记》与《僭伪附庸传》内容类同，观点一致。因为李延寿尊北朝为正统，北魏统一各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是名正言顺的，因而视他们为僭伪附庸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从《晋书》到《南史》《北史》，都反映了统一国家的统治者的政治要求，都把威胁或进入中原地区、破坏或影响统一的少数民族视为“夷狄之邦”，当作敌人。这些事实说明，历代统治者与历代史学家的民族观是一致的，唐代史学家与唐代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四
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历代统治者也有不同的认识与措施，从而使历代的史学家有了不同的评论与观点。
关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亲与反击其进攻两种情况。针对这两种情况，司马迁说：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
这就是说，对匈奴的政策不能只顾眼前，采用权宜之计，“以建功不深”，根本大计是什么呢？司马迁认为“唯在择任将相”，[19]也就是关键在于用人。究竟用什么样的人最适当，司马迁没有明确指出，也不可能明确指出。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民族的统治集团是否对外掠夺，是由其社会制度及其力量是否强大决定的。处于奴隶制阶段的匈奴，在其力量强大的时候对西汉进行掠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西汉能否制止或反击掠夺，首先决定于西汉的国力，其次取决于其政策。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司马迁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从而忽视匈奴贵族对外掠夺的必然性以及战争的不可避免，但离开双方力量的对比，仅只谈用什么样的人，无疑也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要害。刘邦能够统一全国，绝非没有人才；吕后忍受侮辱，也不是无可用之兵将。他们都屈服于匈奴，主要是国力不强。李渊为建立唐朝，统一全国，曾对突厥称臣，也是由于对内自顾不暇，无力解除突厥的威胁。可见个别人的作用是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都说明，在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谁胜谁负的首要问题，是双方力量的强弱，然后才是怎样使用所有的力量的政策与策略问题。人的作用应该包括在所有的力量之内。
班固在《汉书》中，也阐明了他对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他说：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20]
简单说，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情况不同，西汉统治者要内外有别，既不要与其“约誓”，也不要对其“攻伐”，来进攻中原则抵抗，离去则严加防守。这种防御政策，只有在双方力量的对比有利于西汉时才能有效；反之，将会导致失败。由此可见，班固与司马迁一样，都没有全面地从两方面分析各自的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为西汉提出处理民族关系的有力措施。当然，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地主阶级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不能考虑到各个民族的利益，只能从本民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同时，由于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决定其对中原的掠夺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民族政策的。古代史学家虽然不懂得这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但却有人看出了被这种原因所决定的现象。范晔说：
四夷之暴，其势互疆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21]
范晔总结两汉以来的历史，认为统一的中原政权根本没有对付落后民族进攻的上策。这个结论，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李渊建唐以后，面临突厥的威胁，与西汉面临匈奴的威胁大体类同。唐对突厥采取的对策与西汉对匈奴的对策也大同小异，都是先和后战。由于历史的前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史学家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刻了。
唐初的史学家们认为，对待落后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不管是战还是和，都不是绝对的，必须分析当时的形势，采取具体对策。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徵和李延寿。他们认为，“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22]从西汉以来的匈奴、乌丸、鲜卑到南北朝时的突厥，“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率兵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23]这种看法，抓住了要害。“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深刻地反映了事实真相。令狐德棻也概括地说：“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24]显然这都是说，落后民族对中原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中原统治者必须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采取适当措施，离开双方“强弱”“盛衰”的具体情况，孤立地谈“和”或“战”是脱离实际的。
魏徵与李延寿还具体叙述分析了北齐、北周屈服于突厥，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羁縻政策；隋末农民起义后，隋朝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乘机割据一方，突厥勾结各个割据势力为害中原。到了唐太宗时期，才彻底打败突厥，解除了其对中原的威胁。对客观事实的论述，必然使人们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突厥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是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发展变化的。不言而喻，中原的统治者应该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对策。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班固到唐初的史学家，对民族关系的看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司马迁与班固都看不到民族矛盾的实质所在，认识不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战”或“和”都是权宜之计，用人得当才是关键问题。班固认为防御是关键问题。这种离开民族矛盾的客观形势，想用一劳永逸的办法处理民族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范晔认为两汉统治者根本没有找到解决民族矛盾的好办法。
唐初的史学家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首先，他们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什么“九夷八狄”“七戎六蛮”，都是贪而无厌，“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次，他们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必须根据双方力量的“强弱”“盛衰”采取适当措施。这种观点，虽然也未说明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但根据事实归纳出来的结论倒是正确的。这正是高于前人的地方。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例如，五代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基本上承袭了这种观点。该书追溯了突厥与隋唐两代的关系。隋文帝恩威并用，实行羁縻政策，隋炀帝实行暴政，引起农民起义，突厥乘机向中原发展势力；唐高祖也曾屈辱求和，但唐太宗时突厥为什么会遭到彻底失败呢？刘昫等认为：
咸谓太宗有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赏罚明而将士戮力，遇炀帝之乱，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兴也宜哉，颉利之衰也，兄弟构隙而部族离心，当太宗之理，谋臣猛将讨逐之，其亡也宜哉！[25]
根据双方情况的变化，说明隋炀帝时突厥强大，唐太宗时突厥失败，比单纯地指责隋炀帝或归功于唐太宗更符合历史的实际。由此可见，在这方面，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原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4期）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879页。
[2]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79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2页。
[4]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第1页。
[5] 《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传》，第2042页。
[6] 《魏书》卷九六《李势传》，第2112页。
[7] 《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传序》，第2041页。
[8]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第983页。
[9] （宋）王应麟：《玉海艺文校证》卷一三《梁通史》，凤凰出版社，2013，第580页。
[10] （梁）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第2357页。
[11] 《魏书》卷九六《李势传》，第2112页。
[12] 中华书局：《〈南史〉〈北史〉出版说明》，（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第2页。
[13] （唐）李延寿：《南史》卷六《梁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第185页。
[14] 《北史》卷九三《僭伪附庸传序》，第3061页。
[15] 《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传序》，第2041页。
[1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三《刘矅传论》，中华书局，1974，第2702页。
[17] 《晋书》卷一二五《载记二十五论》，第3134页。
[18] 中华书局：《晋书》“出版说明”，《晋书》，第2页。
[19]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19页。
[20] （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赞”，中华书局，1962，第3834页。
[2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1965，第2994页。
[22] （唐）魏徵等：《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论》，中华书局，1973，第1883页。
[23] 《北史》卷九八《突厥传论》，第3304页。
[24]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九《异域传上论》，中华书局，1971，第899页。
[2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下论》，中华书局，1975，第5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