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称帝的真相
武则天从取得皇后的地位到登上皇帝的宝座，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许多人的激烈反对。按照历史的进程，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早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理念，与这种理念背道而驰，必然引起政治风波。武则天所以成为引人注意的历史人物，正是由于她扮演了这种政治风波中的主角。
令人奇怪的是，武则天在与反对者斗争的过程中，虽然屡挫政敌，但政敌总是此伏彼起，接连不断，然而到她最后真的要做皇帝的时候，反而无人反对，出现了一片颂扬之声。有关文献记载：
［天授元年（690）］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傅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
这真是天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不从。于是，“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遂“御赐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紧接而来的，就是“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1]就这样，武则天责无旁贷地做了大周皇帝。
事实真是这样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先说傅游艺是何许人也。《旧唐书》《太平广记》都把他列入《酷吏传》，《新唐书》把他列入《奸臣传》。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是专门向武则天告密而得到重用的。“俊臣与其属朱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2]受周兴陷害者数千人。被视为奸臣的李义府，对人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号称“李猫”，因为他“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伤之，时号义府‘笑中刀’”。[3]他风闻武则天有被立为皇后的可能，立即就上疏要求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傅游艺完全袭用了李义府的伎俩，文献载：“武后夺政，即上书诡说符瑞，劝后当革姓以明受命，后悦，擢给事中。”于是，“后乃黜唐称周，废唐宗庙，自称皇帝，赐游艺姓武氏，以兄神童为冬官尚书”。[4]这就是说，当武则天要取代李唐皇朝的地位，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时，傅游艺就从天命人事各方面为其制造舆论了。不言而喻，傅游艺和来俊臣、周兴、李义府等人一样，都做专门对武则天投其所好的人。
专门对武则天投其所好者的上疏内容，其可信程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九百余人诣阙上表”，六万人“上表如游艺所请”，人数是否属实，难以肯定。即便是人数不少，也是东拼西凑，软硬兼施，胁迫而来。如果说这种看法还缺乏文献记载的话，那么，《刘濬墓志铭》就证实这个问题了。
《刘濬墓志铭》：“拟为改革，潜欲禅篡。收率土之望，先大臣之家。既作威福，令表劝进，事若风从，功当隗始。”这就是说，武则天打算改朝换代，为了笼络人心，取得支持，在大臣之家，令上表劝进。如顺风从命，功高无比。显然这是威逼而不是自愿的。由此可见，所谓上表的六万人中，除了傅游艺等一些投其所好者以外，必然还有被迫从命者。至于一些盲从者，以及虽不情愿而不想吃眼前亏者，很可能也有相当一批。
面临这种威逼的形势，刘濬选择了坚决不从、誓死抗争的道路。他说：“忠臣守节，不附邪谋，死而后已，未敢闻命。”[5]显而易见，刘濬坚决反对武则天做皇帝，拒不从劝进之命，并且认为对武则天劝进是“邪谋”，至死“未敢闻命”。刘濬是太子中舍人，东宫官属。连皇帝（睿宗）都是逆来顺受的时候，他竟敢公开反对，武则天当然不会容忍。和一切男阴谋家一样，武则天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蓄意已久的做皇帝的打算。在软的一手失败后，只有图穷匕见了。于是，刘濬“便被密奏，长流岭南，终于广州，春秋四十有七。延载元年，权殡河南午桥东原”。[6]这里没有说明刘濬是怎样死的。《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子濬，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这里清楚地说明，刘濬是在垂拱二年（686）遭酷吏陷害被杀的。事实证明，这种记载符合实际。
垂拱二年，是酷吏肆无忌惮、横行无阻的时候。史载：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7]
在这种情况下，刘濬因拒不对武则天劝进，“为酷吏所陷，被杀”，完全是意料中事。这样一来，刘濬的“长流岭南，终于广州”，而且寿命仅有47岁，也就容易理解了。
武则天既然“欲大诛杀以威之”，被杀者绝不止刘濬一人。韦嗣立说：“又垂拱之后……加以谗邪凶党来俊臣之属，妄执威权，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为忧，道路以目，人无固志，罕有执不挠之怀，殉至公之节，偷安苟免，聊以卒岁。”[8]这种恐怖气氛的形成，必然是许多人头落地的结果。
垂拱的年号，只用了四年（685～688），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九月称帝。垂拱年间正是她称帝前的积极准备阶段。这时，专门察言观色、善于揣摩武则天心意的酷吏们，为迎合武则天的需要，一方面拉拢利诱一些人随声附和，支持武则天称帝；另一方面又威逼陷害屠杀一些坚决反对者，这是政治风浪中的必然现象。武则天是政治家，她虽然突破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传统思想的束缚，但她不可能摆脱古代政治家那种尔虞我诈、阳奉阴违、争权夺利、六亲不认等斗争手段的影响。远的不说，隋到唐初的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哪一个不是靠阴谋手段得政权的。在他们眼里，什么君臣、父子、兄弟等关系，都要服从利害关系的需要。武则天完全继承了这些人的衣钵，为了有利于称帝，利用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正是一个古代政治家的本来面目。武则天离开这些手段，她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
由于传统势力的潜在力量相当强大，所以，反对武则天称帝的人绝不止刘濬一个。刘濬的妻子也是坚决追随丈夫者。由于刘濬被“长流岭南，终于广州”，其妻李氏也受到牵连，被“籍没”入官。她和丈夫一样，是坚决反对武则天称帝的。在刘濬被酷吏陷害而死于广州以后，她携幼子亲赴岭南，扶榇北归。据《刘濬墓志铭》载：“及公枉殁南荒，夫人携幼度岭，行哭徒跣，扶榇还乡。寒暑四年，江山万里，一朝至止，谁不嗟伏。”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不只是迎回丈夫的灵柩，而是要继承丈夫的遗愿。下面的事实证明这不是想当然的推理。
《刘濬墓志铭》继续说：“太后自永昌之后，宽典行焉。如公数家，例还资荫。”这就是说，像刘濬一样的数家，都可以恢复因先世的功勋而被推恩受赐的官爵。反之，也可以说，刘濬等数家因反对武则天做皇帝，被剥夺因先世的功勋享受的推恩受赐官爵的政治待遇又重新恢复了。由此可见，拒绝对武则天做皇帝进行劝进的官员，绝不是个别人而是一批人。因为除了享有被推恩受赐官爵的政治待遇以外，很可能还有不享有这种特权的官员。
刘濬的夫人李氏，为了忠于丈夫的遗愿，毫不珍惜这种政治待遇。她告诫其子道：
用荫足免征役，不可辄趁身名。汝祖父忠贞，亡身殉国。吾今食周粟，已愧明灵。汝傥事伪朝，如何拜扫。二子亲承训诲，甘守乡园。神龙之初，中宗监国，诏书夜过，夫人夙兴，因率二子入都，修词诣阙。[9]
非常明显，李氏根本不愿接受武则天所赐的官爵。同时，她还明确表示：武则天所建的周是“伪朝”，她为武周的臣民，已经感到惭愧；后代若奉事伪朝，怎么能拜谒亡灵呢？于是，她的两个儿子“亲承训诲，甘守乡园”。但是，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执政以后，她立即改变态度。晚上看到诏书，次日早上就“因率二子入都，修词诣阙”。毋庸置疑，她既然认为武周是“伪朝”，当然不承认武则天是皇帝。做“伪朝”的臣民，受武则天的官爵，有辱于“忠贞”的先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她临终时说：“古有失行者，耻见亡灵，所以用物覆面。”[10]她借古喻今，所谓“失行”，就是“食周粟”，也就是为武周的臣民。既然以为武周的臣民是奇耻大辱，无疑与其丈夫刘濬拒绝对武则天称帝的劝进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了。由此看来，李氏赴岭南迎回丈夫的灵柩，既是夫妻感情的流露，也是妻承夫志，不赞成武则天称帝，封建正统思想的一脉相承。
总而言之，针对武则天称帝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些政治投机者以及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一些人的一片颂扬之声；另一方面则是封建传统势力，坚守阵地，拼命反对要冲破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者。这就是武则天称帝的真相。为什么有关文献只记载拥戴武则天称帝的一面，不记载反对她称帝的另一面呢？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允许他施展才能的范围。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但他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当时的六国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应该怎样巩固这种统一。唐太宗的政绩可以形成“贞观之治”，但他不能设计出较“贞观之治”更理想的社会。武则天也是一样，她可以用传统的政治家那种软硬兼施手段促使一些人就范，但她不能够从理论上说明反对她称帝的人为什么是错误的。所以，她不能从理论上对反对者进行驳斥，只能用高压手段威胁、镇压，迫使持不同政见者屈从。韦嗣立所谓的“正直之伍，死亡为忧，道路以目”，正是武则天及其酷吏们的高压手段所形成的恐怖氛围。这就是说，在武则天积极准备称帝的垂拱年间，有反对思想的人们，见面不敢说话，只能“道路以目”。在这个时候，当然无人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由此可见，文献上未见不同的意见，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人都支持武则天称帝了。
（原载赵文润主编《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
[1]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九月，中华书局，1956，第6467页。
[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九《来俊臣传》，中华书局，1975，第5906页。
[3] 《新唐书》卷二二三《李义府传》，第6340页。
[4] 《新唐书》卷二二三《傅游艺传》，第6342页。
[5] （唐）王进：《刘濬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第120页。
[6] （唐）王进：《刘濬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120页。
[7]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第6438页。
[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中华书局，1975，第2866页。
[9] （唐）王进：《刘濬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120页。
[10] （唐）王进：《刘濬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