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杜何以堪称“良相”？
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旧的史书多称其为“良相”或“贤相”。
《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杜如晦与房玄龄“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1]
《新唐书》卷九六《杜如晦传》：“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云。”[2]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三年三月”：“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3]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论者称为良相焉。”“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4]
唐朝的宰相很多，为什么唯有房玄龄、杜如晦能够荣获“良相”或“贤相”的称号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其父房彦谦，是隋朝的泾阳县令。房彦谦死后，房玄龄被补为隰城尉。义宁元年（617）九月，李世民进兵至关中，房玄龄于渭北投靠李世民。李世民“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房玄龄随军每到一个地方，“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5]房玄龄不是像一般的统治阶级人物那样，遇有机会就追求珍玩财宝，而是随时罗致人才，为李世民集团扩充力量。
杜如晦是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其父杜吒，是隋朝的昌州长史。大业年间，杜如晦曾一度为滏阳尉，不久又弃官返里；李世民攻克长安后，被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又迁陕州总管府长史。由于房玄龄的推荐，李世民对其颇为重视。“后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尝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6]
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房、社二人虽然也曾经受征战之苦，但若论其功绩，倒并不十分显著。杜如晦于李世民攻克长安后加入了唐军，贞观四年（630）三月即死去。从贞观三年二月他为尚书右仆射算起，到同年十二月因病辞职，做宰相的时间不足一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想为唐朝做出很大贡献，显然是不可能的。房玄龄做宰相的时间较长，从贞观元年（627）作中书令算起，到贞观二十二年（648）死去为止，基本上未离相位。他做宰相的时间虽长，但就其言行而论，也未能看出其大有作为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借柳芳的话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7]欧阳修等人也说：唐太宗“用玄龄、如晦辅政。兴大乱之余，纪纲凋弛，而能兴仆植僵，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可谓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见”。[8]既然房、杜“无迹可寻”，“致之之迹，逮不可见”，也就是无什么明显的事迹可言，为什么又备受赞扬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和唐太宗密切配合，千方百计维护唐太宗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不嫉贤妒能，以致文武大臣都能发挥其作用，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比较缓和，不至于受到政敌的攻击。现就这两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 与唐太宗密谋策划“玄武门之变”
武德年间，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与秦王世民为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日益剧烈，终于到武德九年（626）导致了“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夺得了太子的地位。在这场宫廷内部的互相残杀中，房、杜二人是起了促进作用的。首先建议李世民谋杀李建成、李元吉者就是房玄龄。当双方的矛盾已经明朗化的时候，房玄龄首先暗暗向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9]所谓“行周公之事”，就是要像周公杀管叔、放蔡叔那样去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同时还希望李世民不要考虑会受舆论的指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杀了自己的兄弟，也不过是“为国者不顾小节”而已。长孙无忌完全同意房玄龄的看法，立即表示自己的意见说：“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10]长孙无忌向李世民倾吐了房玄龄和自己的意见，李世民决定采纳。于是，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都一致认为必须对李建成、李元吉采取最后手段了。
当李建成发现房、杜二人与李世民关系密切的时候，乃密谓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11]于是，他们向唐高祖告状，诋毁房、杜，致使房、杜同被驱斥。
在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要杀其兄弟的时候，立即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和杜如晦。房、杜为掩人耳目，穿上了道士衣服，暗暗潜入秦王府中，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活动了。不仅如此，据《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载，房、杜二人还和李世民一道直接参加了杀害李建成、李元吉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结束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杜如晦就和长孙无忌共同做了太子的左庶子，房玄龄和高士廉共同做了右庶子。不久，房玄龄又做了中书令，杜如晦做了兵部尚书，其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了。
房、杜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他们受到唐太宗重视的最重要的原因。但究竟他们怎样具体地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主要是唐太宗既不便于公开其阴谋，房、杜也最大限度地为其保密。也正是房、杜谨慎小心地为唐太宗保了密，所以有人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12]从而才终生为唐太宗所信任。长孙皇后临死时向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13]这里只提房玄龄，是因为杜如晦已经死了。既然“奇谋秘计，皆所预闻”，无疑是包括“玄武门之变”在内的。褚遂良说：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前，“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14]因此，文德皇后对房、杜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房玄龄“竟无一言漏泄”，当然是忠于唐太宗的表现。至高无上的皇帝，总是喜欢别人歌功颂德，绝不喜欢别人揭露自己的阴谋诡计。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取得太子的地位，登上皇帝的宝座，并不符合“立嫡以长，礼之正也”[15]的封建秩序，而是靠密谋策划，暴力夺取所得。这就需要有人对其文过饰非。房、杜不漏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秘密，正是巧妙地为唐太宗文过饰非。这种忠臣思想，正是封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房、杜无限忠于唐太宗，当然是受到赞颂而且也是取信于唐太宗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房、杜的功绩虽未被许多人知道，但仍然是受到表彰和重用的。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16]为此，淮安王李神通大为不满，公开向唐太宗表示：“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17]看来，李神通并没有真正懂得唐太宗论功行赏的用意。唐太宗所谓的“功”，是指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李神通大谈“义旗初起”，自己“率兵先至”，显然是南辕北辙。
为什么说唐太宗所说的“功”是指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杜如晦》中说：“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18]既然李建成的失败与房、杜功第一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无疑说明唐太宗所赏的“功”是指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了。另外，与房、杜共同“功居第一”的侯君集，也是因为“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而“以功进封潞国公”[19]的。至于在“玄武门之变”中功绩卓著的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更是如此。《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说：在“玄武门之变”中，“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贞观元年，拜右武候大将军，赐爵吴国公，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四人并食封千三百户”。[20]这更进一步说明，唐太宗论功行赏，是赏“玄武门之变”中的“功”。难怪唐太宗批评李神通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21]唐太宗把房、杜比做萧何，问题就更为明显了。
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刘邦取得胜利。刘邦对其臣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很不客气地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邦这样一骂，“群臣皆莫敢言”了。[22]唐太宗以萧何的故事批评李神通，显然是借题发挥，他希望那些不明真相而心中不服的人不要再追根溯源。追兔的狗是不能和指挥狗的人相提并论的。
根据以上情况，房、杜即使没有直接参加“玄武门之变”（《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长孙无忌传》所载直接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名中均无房、杜二人），也丝毫无损于其功绩。因为关键在于密谋策划，其次才是直接执行。《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事益急，乃遣无忌阴召房玄龄、杜如晦定计。”[23]由此可见，房、杜是密谋策划“玄武门之变”的重要成员，这就决定唐太宗绝不会忘掉他们的功劳。这样一来，后人在赞颂“贞观之治”的时候，就绝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二 对唐太宗唯命是从
任何一个封建皇帝，为了维护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无不喜欢臣下对其歌功颂德，唯命是从。唐太宗尽管有时候在某些方面颇为注意纳谏，但也不是完全言行一致，始终如一的。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发现“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于是他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即使如此，长孙无忌等人也不敢直言不讳，而是奴颜婢膝地说：“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刘洎则首先肯定“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后才指出问题说：“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24]马周也委婉地说：“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25]根据这些情况，长孙无忌是歌功颂德，刘洎是先称赞其“功高万古”，后指出其问题，马周虽指出其问题，却轻描淡写，不敢细说。在这几种人里，长孙无忌是最受唐太宗重视的。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即使以纳谏著称的皇帝，也仍然是爱听顺耳之言，要求臣下唯命是从的。
贞观八年（634），左仆射房玄龄与右仆射高士廉于路上碰见主管百工缮作之政的少府监窦德素，他们向窦“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窦德素向唐太宗报告了这件事，唐太宗颇为生气。遂怒气不息地质问房玄龄说：“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26]房玄龄碰了钉子，只得“拜谢”认罪。这里说的北门，是指宫城的玄武门。房玄龄、高士廉都是当时的宰相，宰相过问一下北门的营造情况即遭到痛斥，可见皇宫内部的事务是不准别人过问的。本来，房玄龄以宰相的身份了解北门的营造情况，并没有超越其职权的范围，但他一见唐太宗怒形于色，就赶快“拜谢”认罪，足见房玄龄对唐太宗是逆来顺受的。为这件事，魏徵曾经批评过唐太宗。魏徵说：
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
非常明显，魏徵不仅批评了唐太宗，同时也指出“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是不对的。在魏徵的批评下，尽管“太宗深愧之”，[27]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仍然非常欣赏房玄龄的所作所为。
其实，唐太宗非常清楚，房玄龄对他是十分恐惧的。他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28]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唐太宗指责三品以上的大臣不尊重其子越王泰的时候，“玄龄等战栗，皆拜谢”。[29]既然二十余年一贯如此，可见唐太宗是喜爱这种人的。
唐太宗喜爱这种逆来顺受、唯命是从者和重用魏徵那样的敢于直谏者是否有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魏徵敢于直谏，并非乱谏；直谏的内容无不是为了巩固唐太宗的统治地位，所以，唐太宗虽然有时感到魏徵对他颇有刺激，但为了能够及时发现不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问题，以便堵塞漏洞，不再走隋炀帝的老路，魏徵那样的人确是不可缺少的。从另一方面说，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从内心里希望别人对他歌功颂德，唯命是从。因此，像长孙无忌那样，尽管唐太宗明确要求“言朕过失”，但他还是以“陛下圣化道致太平”相赞颂，以致终身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这种人，死心塌地地为皇帝卖命效力，皇帝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不可否认，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需要的臣属。房玄龄也是这一类型的人物。唐太宗既重用魏徵，又重用长孙无忌、房玄龄，正是他比其他皇帝高明的地方，像隋炀帝那样的皇帝，只知道重用逆来顺受、唯命是从者，排斥敢于说话的臣僚，所以隋朝很快土崩瓦解了。唐太宗总结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重用两方面的人物，看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显然，这是殊途同归的。
唐太宗重用房玄龄，确能满足其某一方面的需要。例如，他想看当代的《实录》，房玄龄就满足了他这方面的要求。
贞观三年（629）以后，唐朝开始以宰相监修国史。由于房玄龄以宰相监修国史，所以唐太宗向他提出了要看《实录》的要求。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作忤旨，故不得见也。”唐太宗为了达到目的，表示自己不同于古人，直接提出要求说：“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30]按照封建制度的习惯，唐太宗的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然而，房玄龄为了迎合唐太宗的愿望，虽然也讲了皇帝不应该看《实录》的道理，但在唐太宗执意要看时，他就满足其要求了。他与许敬宗等人“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到其中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是“语多微文”，也就是闪烁其词、观点不够鲜明。于是他对房玄龄明确指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31]
唐太宗看了《实录》，对别的问题只字未提，只是明确指出了对“玄武门之变”的写法不对，可见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一重大事件。本来，在看《实录》之前，他就向褚遂良打听过《起居注》的内容，当褚遂良告诉他《起居注》是“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的时候，他就进一步追问道：“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说：“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刘洎更补充褚遂良的话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32]既然褚遂良、刘洎的话是这样肯定，当然他就非看国史不可了。因为他最担心把“玄武门之变”写成他自己的过失，所以，当他看了国史以后，对他最关心的大事定下了基调。他要求写史的人不仅不能把“玄武门之变”写成他的过失，而且必须明确地写成他的功劳，把他杀李建成、李元吉像周公杀管叔、放蔡叔一样去写。房玄龄按照唐太宗定下的基调去监修国史，当然要对唐太宗歌功颂德。唐太宗要看国史，并要求把“玄武门之变”像周公诛管叔、放蔡叔那样载入史册，房玄龄都一一照办，可见他对唐太宗确是唯命是从的。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远征高句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并给其“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的权力。不料，竟有一人“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33]不难看出，唐太宗给了房玄龄“便宜从事，不复奏请”的大权，房玄龄并不轻易使用，而把诬告自己的人送给唐太宗亲自处理。这样一来，房玄龄既向唐太宗表示了自己的一片忠心；同时也取得了唐太宗更进一步的信任，唐太宗明确告诉他“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实际上是重申了房玄龄“便宜从事，不复奏请”的大权。
由于唐太宗对房玄龄非常信任，所以，不仅有人密告而失败，即使同为宰相的萧瑀，控告“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唐太宗不仅不追究此事的真相，反而批评萧瑀说：“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34]萧瑀告状未准，反遭批评，可见房玄龄的宰相地位是多么巩固。
房玄龄忠于唐太宗，唐太宗信任房玄龄，互相配合得很好。唐太宗既被封建史家赞颂备至，房玄龄当然也应该被称为“良相”或“贤相”了。至于杜如晦，虽然死得较早，为相时间很短，但也颇得唐太宗的赏识。唐太宗“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35]由此可见，朝廷每有重大决策，房、杜必然同时参加。
由于杜如晦辅佐唐太宗确实起了作用，所以，在其死后，唐太宗手诏著作郎虞世南“为制碑文”。在其死后一周年之日，“太宗复遣尚宫至第慰问其妻子，其国官府佐并不之罢。终始恩遇，未之有焉”。[36]这都说明，杜如晦和房玄龄一样，都是和唐太宗配合得很好的宰相。
三 对同僚不嫉贤妒能
房、杜以其对唐太宗的忠心取得了唐太宗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们又以其不嫉贤妒能减少了和同僚们之间的矛盾。司马光说：“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37]“闻人有善，若己有之”，这就不会嫉贤妒能；“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必然不去苛求别人。正因为这样，当时的文臣武将不仅都对他有所好感，而且也都能够发挥其效忠唐朝政权的作用。
王珪、魏徵，是唐太宗所重用的文臣。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以善谏著称。
王珪曾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以及侍中等官职，被唐太宗称为“我之腹心”。[38]由于他经常大胆地进谏，所以唐太宗对他说：“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另外还说：“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39]由此可见，王珪和房玄龄一样，都是被唐太宗十分重视的人。
魏徵被唐太宗重用，更是由于其善谏。唐太宗自己承认：“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唐太宗重视魏徵的程度，并不亚于房玄龄。他曾这样说过：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他还把魏徵比做一面镜子，魏徵死了，唐太宗认为是“亡一镜矣”。[40]这都说明，魏徵在唐太宗眼里，确实是颇为重要的。正因为这样，唐太宗说：魏徵是他“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41]的人。
王珪与魏徵都以善谏著称，房玄龄对唐太宗唯命是从。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众所周知，在“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上，房玄龄主张“创业难”，魏徵主张“守成难”，二人是针锋相对的。房玄龄对和自己有截然不同特点的人都能友好相处，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好感。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42]王珪承认自己不如房玄龄，当然是对房玄龄的赞扬。魏徵对房玄龄则是大力帮忙。当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时，“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唐太宗命侯君集查究。魏徵说：“玄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43]在这里，魏徵既称赞房玄龄的“忠直”，又为其被指控的罪状进行辩解，可见他对房玄龄是颇有感情的。
在武将里面，李靖、李勣要算最受重视了。他们与房、杜都在唐太宗下诏图画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之列。李靖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行军总管、尚书右仆射等官职，还曾被封为代国公、卫国公。李勣曾任并州都督、兵部尚书兼知政事等官职，还曾被封为英国公。唐太宗曾说：“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韩，指西汉韩信；白，指秦白起；卫、霍，指西汉卫青、霍去病）唐太宗还说，李勣驻守并州，使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胜数千里长城”。[44]可见唐太宗对李靖、李勣的评价是很高的。
李靖和李勣，同样都对房、杜颇有好感。例如，贞观八年（634），李靖已经因病退职。由于吐谷浑进犯边境，唐太宗对侍臣说：“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李靖知道以后，“乃见房玄龄曰：‘靖虽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悦”。[45]李靖为了效忠于唐太宗，先见房玄龄，足证他对房玄龄是非常信任的。至于李勣，对房、杜更是敬佩。在他临死时还大肆赞扬说：“我见房、杜平生勤苦。”[46]
以上情况，说明房玄龄、杜如晦对唐太宗重用的文臣武将都没有嫉贤妒能，没有影响他们发挥作用，所以，司马光借唐柳芳的话说：“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47]
房玄龄不仅和他友好的大臣相处得很好，即使和他有矛盾的人，也没有与其斤斤计较，针锋相对地进行打击报复。他和萧瑀的关系就是一例。
萧瑀曾经做过宰相，被封为宋国公，也是图画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人之一。由于他和封伦不和，封伦和房、杜二人关系较为密切，于是萧瑀就对房、杜怀恨在心。每当在朝廷议事，“瑀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奏之，上竟不问。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48]显而易见，萧瑀告房玄龄的状是失败了，但房玄龄并没有乘机报复，落井下石，在唐太宗面前讲萧瑀的坏话。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唐太宗仍然相当重视萧瑀。
由于房玄龄取得了许多同僚的好感，所以，当他“以微谴归第”时，褚遂良就上疏给他讲情。褚遂良上疏说：
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晋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
唐太宗接受了褚遂良的建议，亲自“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49]
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宰相，既能够取得皇帝的信任，又能使同僚有好感，确是颇为不易的。房、杜二人，特别是房玄龄，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四 不敢恃功自居，主动请求辞职
在阶级社会里，争权夺利是剥削阶级的本性。统治集团的人物，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欲望，都是没有止境的。正因为这样，封建皇帝为了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总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其臣僚过于权大位尊，威胁自己。不少大臣，自恃有功，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往往惨遭灭顶之灾，正是这种道理。统治集团的有一些人，较有政治眼光，为了保持其既得的利益，采取尽量不触犯皇帝的尊严和利益的手段，以便使皇帝对自己放心，这就更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封建皇帝大都喜欢这一类型的臣僚。唐太宗也不例外。他对李靖的态度，正说明这个问题。
贞观八年（634），李靖因足疾请求退职，言辞颇为恳切。李靖这样功大官高的人，主动请求退职，正符合唐太宗的愿望，因为他正想要这样的人物给其他大臣做个榜样，以便减少其周围的威胁。于是他派岑文本对李靖说：
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50]
非常明显，在唐太宗看来，身居富贵的人很少有知足者，即使没有才能或有疾病者，也不愿弃官离职。因此，他认为李靖主动辞职是“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正好可做那些对自己有所威胁的大臣们的榜样。唐太宗的这种心情，房玄龄是有所理解的。所以，他也曾向唐太宗提出了辞职的问题。
贞观十三年（639）正月，房玄龄除了左仆射职务外，又加上了太子少师的头衔。这时，房玄龄深感久居相位，颇有使唐太宗感到威胁的可能，于是，他主动请求解除其左仆射的职务，唐太宗没有准许。不过，房玄龄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可以高枕无忧，还是时刻谨慎，处处小心，千方百计地防止唐太宗对自己有所猜疑：
时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玄龄自以居端揆（相位）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51]
房玄龄不敢接受皇太子的拜礼，同时还觉得久居相位又与皇帝做了亲戚，更是“深畏满盈”，所以他再次请求辞职。本来，房玄龄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和唯命是从的态度，已经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这时又一再表示辞职，当然会使唐太宗更为放心。唐太宗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不准，以至“诏断表”，[52]也就是不准再上辞职表，才算了事。就这样，房玄龄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死去为止，都没有离开宰相的地位。
房玄龄为解除唐太宗对他的猜疑而请求辞职，看来是消极的退让，实际上起了积极进取的作用。因此使唐太宗消除了顾虑，无形之中就更加巩固了其宰相的地位。李靖请求辞职，唐太宗立即批准；房玄龄请求辞职，唐太宗则坚持不允。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李靖是因为足疾辞职，而房玄龄是因为自感“显贵之极”辞职。这一点，唐太宗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挽留房玄龄时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53]由此看来，房玄龄欲使唐太宗放心的措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因为唐太宗进一步看清了房玄龄的一片忠心。
与房玄龄相反，尉迟敬德则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处处以功臣自居，甚至有时对唐太宗也不尊重。例如，有一次他“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54]当着唐太宗的面，尉迟敬德这样恃功自居，不仅使遭辱者心怀不满，即使唐太宗也颇感难堪。所以唐太宗也极不高兴，怒形于色。他告诉敬德说：
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55]
显而易见，这是唐太宗对以功臣自居者的严重警告。唐太宗这种不准以功臣自居的态度，正从反面说明了他为什么要重用房玄龄之类的人物。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面前，是不准别人显示威风的，即使像尉迟敬德那样为唐太宗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特别是在“玄武门之变”中为唐太宗卖命效力的人也不能例外。在这方面，房玄龄又显得比其他大臣有先见之明。
（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中华书局，1975，第2469页。
[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六《杜如晦传》，中华书局，1975，第3859页。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中华书局，1956，第6063页。
[4]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任贤》，中华书局，2003，第56、60页。
[5]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0页。
[6] 《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第2468页。
[7]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第6262页。
[8] 《新唐书》卷九六《杜让能传》，第3866页。
[9]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第6005页。
[10]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0页。
[1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第6005页。
[12]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第6261页。
[13]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6页。
[14]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3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第6005页。
[16]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1页。
[17]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1页。
[18]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任贤》，第60页。
[19] 《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第2509页。
[20]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21]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1页。
[22]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2015～2016页。
[23] 《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第4017页。
[24]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纳谏》，第110页。
[2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第6208页。
[26]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纳谏》，第131页。
[27]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纳谏》，第131页。
[28]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第6214页。
[29]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纳谏》，第136页。
[30]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第391页。
[31]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第391页。
[32]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第390页。
[33]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第6217页。
[34]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第6240页。
[3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第6063页。
[36] 《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第2469页。
[37]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第6063页。
[38] 《旧唐书》卷七〇《王珪传》，第2529页。
[39]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任贤》，第67页。
[40]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任贤》，第63页。
[41]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五《论忠义》，第264页。
[42] 《旧唐书》卷七〇《王珪传》，第2529页。
[43]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第6070页。
[44]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任贤》，第78页。
[45]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81页。
[46]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高宗总章二年，第6360页。
[47]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第6261页。
[48]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第6081页。
[49]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第6243页。
[50]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80页。
[51]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2页。
[52]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三年，第6143页。
[53]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2页。
[54]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500页。
[55]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