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皇后与唐太宗政权
在历史的舞台上，如果说唐太宗曾经扮演过一时主角的话，那么，文德皇后就是很好的配角。在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中，文德皇后是为其增加了不少内容的。
文德皇后，河南洛阳人，北魏拓跋氏的后代。鲜卑贵族实行汉化政策时，因其先人为宗室之长，故改姓长孙氏。自魏至隋，长孙氏都官居要职，文德皇后的父亲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其母是隋洮州刺史高励（字敬德）之女、治礼郎高士廉的妹妹。因为长孙晟早死，高士廉就迎其妹及文德皇后兄（长孙无忌）妹住于家中。当文德皇后十三岁时，高士廉就把她嫁给李世民为妻。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夺取了太子的地位，不久就做了皇帝，其妻当然就是皇后了。贞观十年（636）六月，这位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后病死，谥曰“文德”，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又被追尊为“文德圣皇后”。
一
唐朝建立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李建成是当然的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由于李世民野心勃勃，而且在建唐和统一战争中的功绩较大，所以，他不甘心于藩王的地位，随时准备对李建成取而代之。李建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也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夺取太子地位而发动的宫廷政变。文德皇后在这次政变中也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
在李世民为争夺太子地位和建成、元吉发生冲突的时候，文德皇后在宫廷内部千方百计地讨好唐高祖，争取诸妃嫔，拼命发展势力。由于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社会知识丰富，所以颇有一套政治手腕。在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她“奉事高祖，承顺妃嫔，弥缝其阙，甚有内助”。[1]由此看来，文德皇后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她在宫廷中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能为力的。
文德皇后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之一。参加这次政变的密谋策划者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本来，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秦王的智囊谋士，早已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注意。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唐高祖已将房、杜驱出秦王府。当李世民将要发动政变时，密遣长孙无忌召他们回府，房、杜不敢奉命，李世民又遣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共同前往，强迫他们回府。为了掩人耳目，房、杜穿道士服随长孙无忌入秦王府，尉迟敬德单独从另一条路而至。这些人密谋策划发动政变，文德皇后是参加了的。褚遂良在为房玄龄表功的时候说，“及（武德）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2]由于房玄龄“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而促成玄武门之变，所以，文德皇后临死还念念不忘房玄龄的功劳。她临终前对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3]最重要的“奇谋秘计”，莫过于发动政变。文德皇后临死不忘房玄龄对此事的绝对保密，“竟无一言漏泄”，可见她对发动政变的“奇谋秘计”十分清楚。除了直接参预其事的人以外，谁能知道其“无一言漏泄”呢？
当玄武门之变就要发动的时候，李世民“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4]一个王妃，亲自慰勉为其丈夫卖命的勇士，显然是一种政治手腕。
以上事实证明，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过程中，文德皇后是个充分发挥了作用的人物。因此，如果说她是唐太宗夺取政权的有力助手，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二
在维护唐太宗政权方面，文德皇后更是无所不为的。防止外戚干预政事，就是其措施之一。
长孙无忌是文德皇后的胞兄，他与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5]对此，文德皇后极力劝阻，“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6]文德皇后感到自己已经“尊贵已极”，兄弟子侄必然也可以权大位尊。所以，她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刘邦死后诸吕专政和汉武帝死后霍光专政的教训，明确要求太宗，不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她“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7]足证其要求不是偶然的。由于唐太宗未能接受她的意见，所以，时过半年，她又一次向唐太宗提出了建议。贞观二年元月，有人“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唐太宗虽然以表示无忌，并明确表示“朕于卿洞然无疑”，同时还向百官声明：“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但文德皇后却十分不安，一面“密遣无忌苦求逊职”，一面自己也“力为之请”。[8]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才免去长孙无忌右仆射的职务，改授开府仪同三司。文德皇后临终前还向唐太宗表示：“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9]这里虽然有欲保全长孙家族的意思，但更怕外戚“处之权要”，威胁其子孙，否则，她为什么要以汉之吕、霍为例，要太宗“为切骨之戒”呢？
历史上因外戚专政而削弱皇权的事实，颇不乏例。文德皇后防患于未然，在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刚掌权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不能不说她有政治家的眼光。
不允许子女越礼、奢化，是文德皇后维护唐太宗政权的另一方面。
贞观六年（632），文德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出嫁，出嫁的对象又是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所以，太宗“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10]魏徵坚决反对。他向唐太宗建议：“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指刘秀子楚王英、淮阳王昞）。’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11]唐太宗接受魏徵的建议，并转告了文德皇后。文德皇后称赞魏徵说：“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12]把公主出嫁是否越礼的问题与“世治”“政乱”联系起来，只有考虑到政权安危的时候才能如此。也就是说，文德皇后赞扬魏徵是以维护唐太宗政权为前提的。正是这种原因，她“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徵宅以赐之”。[13]
“唐太宗甚爱之”并且“性聪敏”[14]的长子李承乾做了太子以后，其乳母遂安夫人向文德皇后建议：“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文德皇后回答曰：“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15]这里所谓的“德”“名”，当然是指为太子的基本条件。文德皇后要遂安夫人注意太子的“德”和“名”，不要操心其“器物”的多少，显然是积极进取的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精神，是以巩固唐太宗政权的愿望为其思想基础的。因为她以“德”和“名”的标准严格要求太子的目的，是要他更好地继承唐太宗的事业。
不因自己的死生而乱法，也是文德皇后维护唐太宗政权的一种手法。
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带病从唐太宗幸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西），从此病势日益严重，以至卧床不起。因为“医药备尽，尊体不瘳”，所以太子承乾建议道：“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文德皇后拒绝这个建议，并批评承乾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太子受到训斥，遂把此事转告房玄龄，房玄龄上奏太宗，并告知其他大臣。由于“朝臣咸请肆赦”，“太宗从之”。文德皇后“闻之固争”，[16]此事才算作罢。她不认为“行善”可以求福，所以她反对把个人的死生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如果因她个人的疾病而“赦囚徒，并度僧人入道”，就是“乱天下法”。她所谓的“乱天下法”，就是影响政权的稳定，因为在她看来，“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所以唐太宗“素所不为”。[17]“蠹国病民”，当然不利于政权的巩固，所以，她不因自己的死生而“乱天下法”，也是为了维护唐太宗政权。
文德皇后反对厚葬，也是和维护唐太宗政权密切相关的。文德皇后临终前向唐太宗表示：“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18]她用对比的办法，把“古圣贤”和“崇俭薄”联系起来，把“无道之世”和“大起山陵，劳费天下”联系起来，以此说明她反对厚葬是个“有识者”。这位“有识”的皇后，不愿“劳费天下”，当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害怕重蹈隋炀帝政权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覆辙。不言而喻，这也是和维护唐太宗政权不能截然分开的。
三
事实证明，唐太宗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文德皇后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继而她又千方百计地为巩固唐太宗政权做了各种努力。因而她不是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而是杰出的封建政治家的有力助手。
文德皇后为唐太宗发挥助手作用，首先是因为她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官吏家庭，受过封建政治思想的熏陶，同时也有接受文化知识的有利条件，更加她自己“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19]所以就能够常与唐太宗“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也就是说，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她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由于她“好读书”，[20]所以她掌握了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这样，就使她有了较为宽广的视野，不至于把自己局限在丈夫子女等家庭的小天地里面，从而使她具有较为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次，她有一套政治斗争的手段。常常因为她有政治手段，而使其表现的假象掩盖其内心的真实意图。在很多场合，她表面上对唐太宗规规矩矩，唯命是从，实际上却用巧妙的手法改变唐太宗的主张。她曾明确表示，她不参与政事。在唐太宗和她谈“及天下事”的时候，她回答说，“牝鸡司晨，家之穷也”，[21]拒绝与之讨论。但实际上她对政事却十分关心，当她知道唐太宗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心愿的时候，她就用软的一手进行干预。例如，当唐太宗罢朝而发怒曰：“魏徵每廷辱我”，“会须杀此田舍翁”的时候，她当面不加反对，而是“具朝服立于廷”，唐太宗“惊问其故”时，她用指东道西的手法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不敢不贺！”[22]她用“具朝服立于廷”相贺的办法，批评唐太宗听不得不同意见的错误，结果使唐太宗非常高兴。在她病危的时候，还要求唐太宗要“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23]可见其关心政事是始终如一的。另如，为了防止宫廷内部矛盾的发生，她在唐太宗“以非罪谴怒宫人”的时候，表面上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但在唐太宗怒息之后，她就“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24]实际上这又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了唐太宗的做法。在君主专制时代，敢用软的一手表示自己和皇帝有不同的意见，就是难能可贵的了。魏徵是敢于直谏的名臣，但每当唐太宗不接受他的建议时，他总是默不作声，唐太宗不解其意，长孙无忌解释说：“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25]魏徵仅以默不作声表示自己和唐太宗有不同意见，即受到称赞，那么，文德皇后就应该有比魏徵更高的评价了。因为她可以改变唐太宗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她比魏徵更前进了一步。另外，文德皇后还用各种办法笼络人心，抬高自己的威信。例如，“豫章公主早丧其母”，她就将其收养，“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她“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于是“宫中无不爱戴”。[26]这些措施，都缓和了宫廷内部的矛盾，抬高了文德皇后的地位，达到了维护唐太宗政权的目的。不难看出，其各种手段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有过妇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这些女统治者，不管是否做皇帝，都曾是实际的掌权者，在当时的政权中，都曾是决策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史册中有关她们的内容，也占有较多的篇幅。文德皇后则不然，她所处的时代，正是杰出的封建皇帝唐太宗掌权的时代。唐太宗不仅在建唐与统一战争过程中颇有功绩，而且还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吸取了隋炀帝败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文德皇后不可能在唐太宗之外另有新的见解与主张，更不可能对唐太宗取而代之，这就决定她只能在唐太宗身边起助手作用。文德皇后正是在这个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开展活动，所以她的所作所为是有利于贞观之治的实现的。正是这种原因，她死了以后，唐太宗认为是“内失吾良佐”，可见她发挥的助手作用使唐太宗颇为满意。
任何历史人物，都只能在符合历史前进的需要时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文德皇后在隋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唐朝初年，协助唐太宗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在她的思想中，有很多有利于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例如，她不相信天命，认为个人的死生，“非人力所加”，不能和国家政事联系起来，这样，就必然导致事在人为的结论。只有积极有为，不满足现状的人，才有这种思想。她建议唐太宗“纳忠容谏，勿受谗，省游畋作役”[27]的思想，都是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因此，我们认为，文德皇后是杰出的封建皇帝唐太宗的得力助手，唐太宗的历史功绩，包含文德皇后的活动内容，她是对中国历史有过一定贡献的妇女。
（原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六年，中华书局，1956，第6018页。
[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中华书局，1975，第2463页。
[3]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6页。
[4]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5页。
[5]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4页。
[6]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5页。
[7]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六月，第6121页。
[8]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二年正月，第6047页。
[9]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6页。
[10]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5页。
[11]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五《论公平》，中华书局，2003，第285页。
[12]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五《论公平》，第285页。
[13]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五《论公平》，第285页。
[14] 《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恒山王承乾传》，第2648页。
[15] 《旧唐书》卷五一《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6页。
[16]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5页。
[1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六《文德长孙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第3470页。
[18]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6页。
[19] 《新唐书》卷七六《文德长孙皇后传》，第3470页。
[20] 《旧唐书》卷五一《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164页。
[21]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二年正月，第6047页。
[22]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六年三月，第6096页。
[23]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六月，第6121页。
[24]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六月，第6119页。
[25]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第2549页。
[26]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六月，第6120页。
[27] 《新唐书》卷七六《文德长孙皇后传》，第3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