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乾隆前期奉天口岸的海禁与弛禁
雍正时期，奉天的粮食就开始大量输出，但当时的输出主要形式是政府拨运，粮食来源是沿海旗民各仓，输出地主要是直隶和山东。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八年（1730）十月，因山东水灾，清朝政府决定调拨粮食到山东，按照市场价格出卖，平抑当地粮价，雍正皇帝上谕说：“东省小民，今岁三冬粮食有资，可以无虑，但恐明年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或致昂贵，不可不预为筹画。朕思奉天连年丰稔，各州县仓储及庄屯收贮，皆极充裕，且与东省一海之隔，顺风扬帆，一日可达。应趁此时北风之便，将奉天近海州县存贮米粮，运送二十万石至山东海口，交与地方官，俟明年二三月间，照市价平粜，于小民甚有裨益。”[21]正白旗汉军都统祖秉衡于次年三月奏报：“臣等钦奉谕旨，将奉天近海州县仓米拨运二十万石至山东平粜。先经酌议分拨将海城、盖平旗民仓米五万石，宁远、锦县旗民仓米十五万石合成二十万石，以十万石运至大清河入口，以十万石运至天津大沽入口，今自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天津所雇船只先后到来，即令将米随到随装，于本月初六日得风陆续开行。”[22]看来只有10万石运到山东，另外10万石运到了天津，《清世宗实录》记载20万石全部运往山东的记载有误。
乾隆二年（1737），直隶总督李卫派天津商船到盛京各海口购买粮食，由于数量较大，盛京将军博第奏请停运，但议政王大臣会议只部分接受博第的请求，禁止在锦州府贩运粮食，而辽河以东的奉天府则照常海运。[23]乾隆三年（1738）初，直隶商贩出山海关贩运粮食，“奉天将军忽差旗员在于中后所、前屯卫、老君屯等各处隘口拦截，不容商贩驮运进关”。为此，直隶总督上奏朝廷命令奉天方面“撤回旗员，买就驮运粮石早为放行”。[24]这年夏秋，直隶“沿河一带州县，被水歉收，米价复昂”，朝廷“仍令商贾由海贩卖，俾米谷流通，民食有赖”，但奉天将军额洛图具奏“锦州等处米谷加贵”，请求禁止海运。乾隆皇帝不同意，把禁运的时间推到乾隆四年（1739）。上谕下达，正值秋收结束，直隶商民纷纷携带资本前赴海城、盖平等处，“采买杂粮”，收贮各粮店，等待次年春天装运，但朝廷规定四年禁运，如果奉天方面不问青红皂白“明春概行阻遏，不惟商本亏折可悯，且恐米谷鲜至，贵食堪虞”，故同年十一月，天津镇总兵黄廷桂奏请朝廷：“奉天素称产米之乡，虽因贩运过多，价值视昔加贵，然较之直省歉收处所，待粟而炊者，其情形缓急，实相径庭，请求宽期数月，等到麦熟之后，再行永禁。”[25]乾隆四年（1739）四月，乾隆皇帝上谕：“上年直隶米粮腾贵，曾降谕旨，准商贾等将奉天米石由海洋贩运，以济畿辅民食，以一年为期，今弛禁之期已满，而京师雨泽未降，恐将来民间不无需米之处，闻奉天今岁收成颇稔，著再宽一年之禁，商贾等有愿从海运者，听其自便。”同年六七月间，山东“淫雨连绵，各处山水骤发，以致历城等六十六州县卫所秋禾间被水淹”。九月，监察御史宜兆罴奏称：“东省、直省事同一例海禁，现蒙皇恩，展限未满，恳请敕下山东巡抚奉天将军等，出示晓谕，免其米税，有情愿海运者，准令运至被水州县发卖，似与仓储民食均有裨益。”接着山东巡抚黄叔琳等再请。[26]对此，奉天将军额洛图等人回奏道：按照朝廷开放直隶海禁的上谕，自乾隆四年（1739）“冰融开始，至六月初十”，奉天各海口已运出15万石，其后又陆续运出114000石，另外山海关陆路，“商贩络绎接踵，其贩往米石约亦不减海运之数”。关于宜兆罴同时开放山东海禁的奏请，额洛图等人的意见是：“奉天所有市卖米石，听从商便，由山东来贩者，准往山东，由直隶来贩者，准往直隶。”直隶、山东两省海运已开，恐怕奉天米粮不敷，故要求停止山海关陆运。[27]户部经过讨论，支持奉天向直隶、山东开放海运的建议，但否定了奉天方面停止陆运的要求。[28]乾隆四年（1739）十月，乾隆皇帝发布上谕：“嗣后奉天海运之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若遇奉天收成平常，米粮不足之年，该将军奏闻请旨，再申禁约。”[29]暂时开放了海禁。
乾隆五年（1740）四月，乾隆皇帝接受兵部侍郎舒赫德提出的东北封禁政策，既然封禁，不可能不涉及海运。舒赫德在奏折中说：奉天地方，“昔年民风古朴，不事奢靡，地旷土饶，尽力南亩，是以米谷价值甚贱。迩来五方凑集，商贾云屯，垦地者众，食粟者多，米谷柴薪之价较数载之前，已倍加增益，兼以近年不禁海运，计每年所出米谷，由山海关陆运者不过一二十万石，而海船所运，则多至数十万石。臣思通商贸易，固属情理当然，但奉天地方，幅员不广，又无邻境可以相济，而本地之人，不知积储，年岁丰稔，尚可支持，倘遇歉收，实多未便。臣揆情度势，以奉天之米接济内地，尚可通融，若遇奉天需米之时，欲由内地接济奉天，则不但挽运维艰，且恐内地亦难得多余之谷，此奉天之米未便海贩之大概也”。因此，他认为海运有三大弊端：一是“南来之船上载货物，即回空载米，亦属无多，而天津、山东之船，来沈甚便，开船之时，不带货物，多载闲人，一到奉境，闲人漫散，尽船载米运贩回家，计留奉之人，每船不下数百，而去奉之米，每船多至数千”；二是天津、山东到奉天，“岛屿往来之人，多系无籍奸匪，恐历年既久，聚集成群，又似昔年生海枭之患”；三是“奉属弁兵，有银无米，谷多值贱，方能有益，迩年以来，诸价倍增，风俗日敝，问其生计，已逊从前，若复每岁去米谷七八十万石，其艰难拮据，势所必至”，“康熙年间俱系严禁，此十数年以来，因内地每有歉收，故时时开以为通融之计”，特别是乾隆四年（1739）规定“嗣后海运不必禁止”不妥，应“照前禁止”。乾隆皇帝在此折上朱批：“待朕缓缓酌量。”[30]三个月后，刑部侍郎常安提出一个与舒赫德类似的建议：“奉天素称产米之乡，近来商贾贩运，从海陆络绎不绝。夫以有余之米，接济不足之地，固为有裨民食，但物产有尽，而贩运无穷，利之所在，人共趋之，商贾惟利是图，机械百出，陆运则囤积关内，以俟价昂货卖，海运一经出口，便无可稽查，或私藏海岛，或转贩出洋，俱为必有之事，是贩运之通，徒为奸商射利之途，而于民无益也。”因此他建议：“奉天之贩运，当视邻省之收成为行止，而商为流通，又不如官为采买，请将水陆贩运两途概行禁止。”[31]乾隆六年（1741）三月，常安再次奏请“禁止奉天海运米石”，获得批准，上谕：“若直隶、山东等省将来需米接济，该督抚临时酌量奏请由海运输。”[32]
实行禁运两年半后的乾隆八年（1743）十月，直隶天津河间等府歉收，直隶总督高斌奏请：“盛京米谷丰收，请弛海禁，俾商民贩运，米谷流通，接济天津等处。”此时恰好乾隆到奉天东巡，“目睹（奉天）收成丰稔，米价平贱”的情况，特批准高斌的奏请，弛禁一年。[33]按照规定，这次弛禁到乾隆九年（1744）十月到期，六月，盛京工部侍郎留保提前出来呼吁禁运：“奉天土脉膏胰，岁多丰稔，自海边弛禁以来，谷价渐增，小民忧得微利，不少留余，水陆并运，日不下数十百万石，奉天虽号多谷之乡，安有源源不匮之藏也。”[34]这次弛禁，从乾隆八年（1743）十月奉旨日起，到乾隆九年（1744）秋收止，直隶方面共从奉天各口岸购买黑豆1万石，粟米86000石，高粱71000石。为此高斌奏准再弛禁一年。[35]乾隆十年（1745），乾隆皇帝再次降旨，弛禁一年。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中旬，奉天“大雨连绵，承德等县山雨骤发，禾稼被淹，夏麦歉收”，“若待海禁到九月限满之时，方形停止，恐商贩众多，本地米价必致昂贵，有妨民食”，故奉天将军达而当阿奏准：“马上停止（海运），用陈粮救济灾民。”“行文沿海旗民，各商贩所买粮石，已经装船，仍听贩运；屯积存贮的令其在奉属照价粜卖，资本无亏，兼平目下粮价。”[36]乾隆十二年（1747）本来已经禁运，但三月，因山东受灾，监察御史赵青藜奏请“奉天米石听商民运往山东接济”，大学士们“照例议驳”，但乾隆皇帝同意“暂弛米禁听商转运”，只是强调这次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嗣后不得援以为例”。[37]同一年，天津也有灾害发生，“偏灾稍重，米价颇昂”，直隶总督那苏图奏请“暂开奉天海禁一年，俟明岁秋收后停止”，获得批准。[38]乾隆十二年（1747）底，盛京副都统哲库纳奏请：“恐怕海禁一弛，山东江浙闽广诸省商船闻风四集，则奉天现有之米粮未足众商之籴买，粮石必致日少，价值更恐加昂，旗民仓储未充，缓急难以深峙。”请求乾隆皇帝下旨：止令直隶买运，其余各省暂缓通商。[39]直隶总督那苏图与盛京副都统等人协商，经大学士等核定只海运五六万石，“如实不敷，再行咨商加运”。到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双方最后商定“务准直隶商人买足八万之数”。[40]同时乾隆皇帝强调：“奉天海运，原有明禁，今运送接济，亦只在八万石数内，并非开通海禁，听商民任意购买。”[41]
直隶是奉天的邻省，山东也是奉天的邻省，直隶可以海运奉天的粮食，山东为什么不可以海运奉天的粮食呢？同年六月，正在山东查赈的大学士高斌对山东的情况做出了说明：山东各府，济、东、兖、沂、曹、泰六府，“地濒运河，协济粮艘，衔尾而下，且界接邻省，此歉彼丰，商贩自至，故得米较易”，武定府“去河稍远，然运河之米，尚可由陆地起运”，“惟登、莱、青三府，地处东隅，去运河辽远，又别无河道可通，连年以来，收成歉薄，本地之米既不敷用，
望奉天米石由海运到各口，可以接济民食”。因此奏请“奉天米石听商民籴买，由海运往山东售卖”。[42]结果，这年从奉天拨运山东的粮食达到18万石。
乾隆十五年（1750）十一月，天津等地受灾，虽然朝廷已弛海禁，但奉天各城地方官为谋利在陆路设卡严查，对此乾隆皇帝大为不满，命令盛京将军把各卡撤回，“俾商贩无阻，粮价渐平，庶于民食有益”。[43]其后虽说有禁，但实际上是例行公事，正如署盛京将军朝铨奏报中所说：“盛京所属海口，商船云集，于民用有裨。”[44]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朝廷批准步军统领衙门“商船赴奉天锦州府贸易，准其带运杂粮回津粜卖”的奏请。[45]乾隆二十七年（1762），署理盛京将军朝铨在奏折中谈道：“盛京所属一带海口，各省商船云集，络绎不绝。”海船运到绸缎布匹等货物，“售卖之后，既可回运米石，而地方得各省货物，又可以济民，实有裨益”。“惟是此项船只，泊驻海口，以及起运，该地方旗民官员，均有稽查盘验之责，若藉端勒索，或挟势留难，则商民经此一番剥削，不能独支，势必增价，于货物既无益，于地方又扰累。”“锦州、盖州、牛庄等处海口，俱系商船云集之所”，建议将牛庄海口交盛京副都统、锦州海口交锦州副都统、盖州海口交熊岳副都统“留心稽查，倘有藉端需索，刁勒留难，违禁私放情弊，即行咨报查究”。[46]乾隆二十八年（1763），盛京将军社图肯奏准：“盛京遇丰收年，不准外运，则谷贱伤农，请嗣后停止海禁，即欠岁价不过昂，亦准载运，但不得过多，以致谷贵伤农。”[47]
乾隆三十年（1765），浙江巡抚庄有恭有《奉省海运来江贩卖粮石征收税银等因》一折。这个时期由地方大员出面奏请对奉天南运粮食收税，说明这种贩卖活动已非偶然，其数量应相当可观，故朝廷认为如果江南商人把奉天粮食大量南运，必然造成奉天粮价提高，所以就此决定：“嗣后丰收之年，除直隶、山东商船，准其照旧运载外，其江省商贩概行查禁。”[48]但这种控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只要把奉天口岸对直隶和山东商贩开放，就没法控制江南商贩的介入和转运。
总的来看，乾隆三十年（1765）之前，虽然存在奉天海禁，但实际上很少实施，即使实施了，时间也相当短暂，而且往往因为直隶或山东发生灾歉，由乾隆皇帝降旨弛禁，这项政策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