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顺治、康熙年间奉天粮食的输入和输出

移民的进入，土地的开垦，社会秩序的重建，促使农业经济繁荣，使辽东从一个历史上的农产品输入区转变为输出区。

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以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辽河以东建立了众多的官庄，利用从各地掠夺来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生产急需的农副产品。清朝入关以后，东北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粮食供应困难，不得不靠海运来解决。进入康熙中期，辽东人口和开垦的土地都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应该说解决本地所需粮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遇到歉收，仍要靠海运来补充。康熙三十二年（1693），盛京歉收，“粮价甚贵，来年春夏恐粮价更贵，必致窘迫”，清朝政府特派遣“盛京户部侍郎由海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将附近地方米石多多发出，由海运至三岔河，赈卖与无粮之人”。据《御制创兴盛京海运记》记载：“癸酉冬（康熙三十二年）盛京谷不登，民艰于食，乃发山东滨海郡县常平仓米二万石由登州运之三岔河，海运之役自兹始。明年二月，（康熙皇帝）亲幸天津，访海道，自大沽口达三岔较便。三月，命部员截留山东漕米二万石，用商船三十，连樯出津门，海若效顺，三昼夜即抵三岔，因建仓辽阳、开城诸处储峙之。又分舟运至盛京，米价顿减，饥困以苏。”[14]盛京原来有运米船百只，因为工部侍郎星安等人俱题拆毁，“以致山东、天津所运米石乏船转运，遂至迟误”。结果星安等人受到革职处分。

康熙三十五年（1696）后，清朝继续向盛京海运粮食。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皇帝亲自过问向盛京海运粮食之事：“从天津海口运米，但以新造船与商船转运，尚恐船少，应遣人往福建将军督抚处，劝谕走洋商船，使来贸易，至时用以运米，仍给以雇直，其装载货物，但收正税，概免杂费。”[15]“丙子春（康熙三十五年）复截留山东漕米五万石运至三岔河如故。其秋，谕截留漕米六万石，遣部臣偕督抚造新船二十，加运二万石。既又谕增造船十，来岁可运至十二万石，犹虑运船少也。明年春，谕福建将军督抚劝导商船泛海贸易，至则给以运直，所赍货物止征正税。一时商贾靡不踊跃趋事，海舶大集，于是截留河南山东漕米共二十万石，用天津浙闽船前后转运以达盛京者共数十万有奇。”[16]这些粮食除了赈济盛京本地旗民外，还要解决吉林、黑龙江等地旗民粮食不足的困难，甚至有时要满足朝鲜政府的请求。例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鲜发生饥荒，向朝廷求援，康熙批准，前后海运4万石粮食救灾。海运粮食到盛京也好，还是由盛京转运吉林、黑龙江、科尔沁或朝鲜也好，都说明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盛京人口不多，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粮食供应能力十分有限。

当我们研究康熙中期之前粮食输入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政府在输入的时候，民间却悄悄地输出，这与以前大不相同。据谈迁《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辽东移民招垦政策刚刚出台，作者的一位朋友在锦州看到“粟数百车，庾数千石，诸贾走集，俱贩自义州者，出关所仅见也”。此时义州属于蒙古察哈尔部，清朝入关以后，辽沈地区人口锐减，但义州没有受到影响，在辽东一片残破的情况下，义州这个过去的落后地区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区。[17]随着移民的进入，土地的开垦，农产品供应量必然不断增大。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1687），康熙皇帝在一份上谕中提到：“闻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粮米所系最为紧要，况今防戍官军，人口众多，粮糈可以足用，不致缺乏耶？未可必也。”因此要求对盛京粮食输出加以限制。[18]盛京粮食通过陆路进关，通过海路输出山东这样的消息能够传到最高统治者耳中，看来已经不是个孤立的现象。在《清实录》中再次出现盛京粮食输出的记载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此年署盛京将军唐保住请求把“盛京近海锦州等处米运之直隶、山东发粜”。[19]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近3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辽沈地区土地开垦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输出量已经很大了。鉴于盛京地区粮食过剩，康熙六十年（1721），清朝政府正式批准盛京地区粮食输出。“盛京地方，屡岁丰收，米谷价值甚贱，民间或致滥费，著令盛京米粮，不必禁粜，听其由海运贩卖。”[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