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表述成果梳理：苗族表述的若干第一

这二十年里苗族的表述成果丰富，具体而言可概括为出现了苗族表述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具体如下。

一 第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产生

改土归流之后，不少苗族地区开设义学，苗族知识分子有机会学习汉文，故而在《苗族历代诗歌选》等诗歌选集中陆续有苗族知识分子运用汉文以诗歌的形式表意抒情。1928—1948年，真正在国内乃至国际产生深远影响的苗族作家当首推沈从文，正如苗族专家伍新福所言：

文坛泰斗沈从文，从湘西苗乡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开苗族现代作家文学之先河，不仅为苗族书面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48]

沈从文被认定为苗族作家，一是因为其有苗族血统，二是因为其对苗族有族群认同，此外还在于他对苗族的历史、当下与未来都有着悲悯而深层的思考。

沈从文对于当时苗族的现状思考成为他乡土作品的主题，从时间而言，1928—1948年是沈从文乡土作品的重要时期；从空间而言，苗族地区是其乡土作品依托的重要地标。鉴于本书第五章将专门讨论沈从文的文学表述，此处不作展开。

总之，作为第一位影响深远的苗族书面文学作家，沈从文的作品能从边城走向世界，源于其出生于苗区的主位悲悯以及走出苗区后的客位冷静。

沈从文毕竟用文学缔造了一个孔武有力又充满人情的湘西社会，率先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苗族。这种书写即便部分地源自于“他者”的想象，也远远超越了历代汉文文献对苗疆的记载。[49]

二 第一次苗族国外表述大量出现

西方对于苗族的表述，自哥伦布开始就已经零星出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列强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加快了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从国别而言，先是日本派出学者鸟居龙藏以及东亚同文会深入苗族地区，后来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也到中国内陆尤其是西南地区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当中开始出现一些研究苗族的专著。据统计，自1915年至1947年，国外研究苗族的论文和专著多达42部。[50]这一时段的苗族国外表述出现井喷之势，下文列举影响较大的作品。

就目前搜集而言，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算得上是这一时期关于苗族表述的重要著作。鸟居龙藏搜集了中国史料中有关苗族的记载，深入中国西南对苗族展开长时段的田野调査，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并拍摄了许多照片。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苗学专著，长达30万字。除文字表述外，书后还附有鸟居龙藏实地拍摄的苗族各支系照片90张，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苗族调查报告》把苗族作为一个民族加以研究。他提出：

所谓苗族为何？亦为急需决定之问题。其解释有二：一为广义之苗族，系包含苗、傜、侗、黎、土人、倮等种族而言；二为狭义之苗族，则专指“苗”之一种。余以为在学术上应从后者，故本书所记则仅纯粹之“苗”也。[51]

正是基于田野调查，鸟居龙藏把苗族分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避免了封建时期历代官员和文人对于苗族分类的混乱和模糊。在进行清晰的民族界定后，鸟居龙藏第一次将苗族作为一个民族加以研究。

第二，《苗族调查报告》第一次学术性、系统性地表述了苗族文化。《苗族调查报告》分为九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关于苗族之文献”，第二章“苗族之名称区别及其地理的分布与神话”，第三章“苗族之体质”，第四章“苗族之语言”，第五章“苗族之土俗及土司”，第六章“苗族之花纹”，第七章“苗族之笙”，第八章“铜鼓”，第九章“结论”。参照人类学研究体质、语言、考古与文化的四分法，在第一章关于苗族文献的梳理和第二章关于苗族名称及地理分布的介绍之后，鸟居龙藏提出研究一个民族体质、语言、土俗及心理状态的重要性，第三章到第八章的章节安排几乎可以从他以下的论述中找到印证：

顾依一民族之特征及性格以说明其人种之所属，必也首先注意于其体质，此于民族之研究上盖属最重要之条件。体质既明，次则及其语言，语言既明，又须注意于其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既明，最后乃研究此民族过去现在所特有之土俗。[52]

第三，《苗族调查报告》激励了国内民族学者对苗族的研究。《苗族调查报告》是国外学者系统研究苗族的第一部专著，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今日之国人皆醉心于民族复兴之谈论，但对自己国内民族之认识，却又极端隔膜。西南民族为中华民族中的一系派，过去国人对西南民族谬误之传统的恶见解固无论也，而今日言民族之统一，民族平等者，能有几人亲身到西南民族集团中做实地之调查研究？反之，外国却有花毕生精力，冒最大的危险，往我国西南腹地做实际考察，考察报告这一类书籍，在国内如凤毛麟角，在欧美以致日本学术界中，却有不少专门论著，这不仅为国人极大耻辱，且为民族前途极大之危机。[53]

第四，有学者总结，从学术史而言，鸟居龙藏开创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结合的研究方法。[54]鸟居龙藏对比了台湾生番的研究，台湾生番没有文字记载，故而不需要文献资料，而对于西南民族尤其是苗族，因为中外文献较多，故而只专注于实地调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是基于如此反思，在第一章中，鸟居龙藏列举了28种中国书籍、5种日本书籍、40本欧美书籍对苗族的记载，既列出了文献名称，还简介了部分文献的基本内容。

《苗族调查报告》处于苗学研究的发轫时期，故而其不足表现在有关苗族内部支系的分类标准是按照服饰而不是按照语言来划分，显然有失科学性。此外，关于苗族的宗教问题，由于调查时间过短，语言不通，鸟居龙藏得出的结论为：余所访问之苗族，均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而多信佛教，且多少道教化。室内皆设观音像或关帝等像。[55]这与后期凌纯声在湘西的调查、吴泽霖在贵州的调查有出入。最后，在民族心理的认定上，鸟居龙藏认为苗族阴郁沉静，这一结论从对苗族的容貌、音乐、色彩及花纹等观察得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对于一个民族以单一的性格特质概括显然是片面的。

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的《苗族史》上文已提及。他笔下的苗族历史悠久、宁死不愿遭受奴役、艺术感悟能力强。出于宗教的悲悯，他较为中肯地表述了他对苗族的总体认知：

这些人虽然是世界上最无文化的人，但他们绝不是最愚蠢的人群。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是“劣等的生物”（minus habens），那绝对是错误的；我承认，我在教他们读和写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但他们中有非常多的优秀人物。我知道，在云南那边，就有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苗人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他们除了说自己的母语，还能说流利的汉语、法语，甚至还有拉丁语。[56]

此外，克拉克、伯格理、葛维汉等传教士先后著书，构成了当时苗族国外表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鲍克兰女士先后在《云南大花苗的一个村庄》《中国西部珠江上游少数民族的文明》中提及苗族的分布与文化，是当时国外研究苗族的女性杰出代表。

三 第一批苗族调查报告出版

随着大量民族学学者进入苗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大量调查报告陆续出版。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1902年10月调查了黄平等地的黑苗，随后在贵定调查了花苗，最后经贵定入贵阳府并考察了青岩和定番附近的黑苗和花苗，其成果为《苗族调查报告》。虽然《苗族调查报告》一直到1937年才在中国翻译出版，但就中国范围而言，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是用规范的人类学理论进行苗族调查研究的第一份苗族调查报告。

即便将调查和出版的时间严格控制在1928—1948年，这个时段也诞生了苗族的第一本调查报告即凌纯声等1933年在湘西开展调查的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意义上，凌纯声等开启了国内苗族调查研究的先例。他们在这个时期的苗族调查，突破了长期以来封建帝国关于征苗、剿苗等表述，表现出客位表述的冷静和客观。

继《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之后，苗族学者石启贵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也于1940年完成初稿。这是苗族学者的第一本调查报告，由于著者长期从事实地调研，这本调查报告不仅内容翔实，被誉为“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体例合理，既有对苗族古代历史的探讨，也有对当时苗族文化实况的记录，还有关于苗族未来的思考。

调查对象同为湘西苗族，调查时间同在相近时段，既然凌纯声、芮逸夫经过实际调查已经有了一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为何石启贵还要重写一部同类性质的调查报告呢？石启贵长子石建中在《回忆父亲石启贵早期的苗学研究》中写道：

这是因为，家父对本民族的命运和处境深感忧虑，他经常感叹地说：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人人喜爱，可怜我苗族同胞，贫穷和落后，缺吃少穿的问题，谁来帮助解决。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并深受凌纯声、芮逸夫两位专家的启迪，决心要以苗族人自己写本民族的事……这就是他萌生再写一部调查报告的缘故。[57]

对比同时段同区域的这两份苗族调查报告，可以看出，由于调查身份不同，侧重与表述也不同。

四 第一本苗族（通）史写成

从宽泛的意义而言，第一本苗族史应该是由法国传教士萨维纳书写的，他曾在专著《苗族史》结尾中写道：至于我，我只是想成为最先撰写他们历史的第一人。[58]在《苗族史》中，真正关于苗族历史的论述仅仅集中在第二章，第一章主要围绕苗族语言展开研究，第三章从地理的角度探讨苗族的家园。因为传教士的身份，第四章集中讨论苗族的信仰。就篇幅而言，全书仅仅用了不足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苗族的历史，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其主干即历史纪年表与关于苗族的各种引述文字所梳理的苗族史十分简略模糊，但对于一个国外传教士而言，这样的苗族史书写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萨维纳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和苗族自己的传说，把苗族的渊源追溯到伏羲与女娲。[59]萨维纳在撰写苗族通史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反思客位书写苗族史的不足：仅仅满足于通过中国的编年史来认识苗族，对苗族的认识肯定很不完整。编年史向我们展示的苗族是汉人所描绘的苗族，而非现实中的苗族。[60]

除了萨维纳撰写的《苗族史》，本民族学者梁聚五1947年完成了《苗族发展史》，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可从以下三个角度予以认识。

首先，这是数千年以来第一本断代明晰的苗族通史。这本苗族史严格按照时代编年史的手法，将苗族的历史分为三个大时段即公元前2797年到公元前2205年、公元前1766年至1126年、公元1280年至1949年。[61]然后，梁聚五又根据汉族的朝代再次细分，依次为夏禹前、殷商与西周、春秋战国前后、秦汉以来、唐宋时代、元代、明代、清代迄民国。

其次，这是苗族作者书写的第一本苗族通史，较之于他者书写的污蔑和嘲讽基调，本书对苗族充满同情与肯定。《苗族发展史》不仅正面肯定了三苗即苗族，而且明确提到其祖先为蚩尤，并论证了蚩尤对中国历史的三大杰出贡献即兵器、刑法和宗教。

最后，梁聚五在论著中反思“五族共和”的失败，质疑同化运动对苗族文化的破坏。其实，梁聚五的著述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当时的苗族争取一个合法的政治身份，如将他的这部苗族史与它的姊妹篇文章《贵州苗族人民在反清斗争中跃进》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他的目的，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工作，把歪曲了的苗族历史纠正过来，以消除民族自卑感，提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62]

五 第一批苗族学者自觉性发声

由于无字，在这之前的苗族自我叙事更多地表现为服饰、碑刻、诗歌、家谱等。1928年前后涌现一批苗族学者，他们人数众多，成果丰富，不乏优秀的代表，具体可参见附录二。如以方言区分类，则有东部方言区之石启贵，他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63]和《湘苗文书》[64]都是在1937—1940年完成初稿的撰写。石宏规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完成于1933年。在《板塘诗歌选》中，石板塘以诗歌创作和苗歌汉译表达了苗族学者的呼声。中部方言区以梁聚五为杰出代表，因为下文将专门讨论，此处不作展开。最值得一提的是西部方言区石门坎崛起的知识分子，比如杨汉先，他在《黔西苗族调查报告》《川南八十家苗民人口调查》《苗族述略》中首次运用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向他者表述苗族文化。此外，朱焕章编著了苗族第一本乡土文化普及读本《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王建光编著了《苗族字典》。

六 第一次苗族整体文化被表述

此处所言的整体有两个层面：一是地域的整体，二是文化的整体即文化系统性。

就地域整体性而言，由于传统的苗族表述的主要目的是武力上的征讨和平定，故而在这之前的苗族表述地域多集中在“生苗”区，尤其是贵州“黑苗区”和湖南“红苗区”，如《苗防备览》《苗疆闻见录》《黔书》《湖南苗防屯政考》等。到了这个时段，苗族表述的地域逐渐扩大，不仅人口较为集中的苗族地区如贵州、湖南被书写，就连人口较少的苗族地区亦被调查并表述，如四川叙永《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四川古蔺《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云南凉山《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广西西隆《广西西隆县苗冲纪闻》、海南岛《海南岛之苗人》，地域上呈现整体性。

就内容的整体性而言，则注重苗族文化表述的系统性。正如学者反思的那样，就明清之际外来者的叙事而言，从叙事的社会文化动因上看，有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冲动，其内容多围绕“奇风异俗的苗疆”展开。此外，从经济开发的战略考虑，主题多围绕“奇货可居”的苗疆展开叙事，其背后是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本的权力争夺。[65]类似的表述忽视苗族文化的有机性和整体性，较之于历史上传统苗族的表述内容以防、征、平、抚为核心，在1928—1948年这二十年里，苗族表述呈现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表述（见表1-7）。

表1-7 1928—1948年苗族表述文本概况

表1-7 1928—1948年苗族表述文本概况-续表1

表1-7 1928—1948年苗族表述文本概况-续表2

可见，这一时段苗族表述的地域范围之广泛、表述内容之完整有着重要的突破。

七 第一次出现历史表述的反思

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第一次出现了对苗族历史表述的反思，这是表述转折的重要基础：

历代以来，对于各地苗夷，视同化外，只注重在苗防工作上，求其安边守土而已，故专事武力高压，变则剿之，顺者存之。余此次游历湘西，苗疆一带，自沅陵而上，如泸溪、凤凰、乾城、永绥、保靖、古丈以及川边之秀山、茶洞、黔边之松桃、铜仁等地，长途共计不过千里，所有衙署，文官少而武弁多……。[66]

远的且不说，即至元明清三朝，政府锐意经营西南，汉人逐渐移居腹地，在政治军事财赋上虽有莫大兴革，形成今日的规模，但于苗族之生活习惯，特别是有关人口品质方面，完全没有具体的叙述和描写，有则光怪陆离，唯恐其不荒奇异诞，动人视听，与事实相去甚远，且多辗转抄袭，陈陈相因。这一方面固因当时社会与学术思想，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不能多所发挥；另一方面也表示一般流官疆史，对苗情颇为隔膜，道听途说，少有实地考察调查。[67]

正如上文两位作者所言，申廓英认为苗族地区文官少而武弁多体现了历代王朝对苗族以征服与平定为目的。胡庆钧除了上文对于苗族历史表述的批判之外，还对产生这种历史的原因作出了较为精当的概括与分析。

在反思的基础上，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在态度上由鄙夷、歧视改为同情与肯定。例如在苗人的恋爱方式问题上，传统表述多用“奔而不禁”“放野”等鄙夷之辞。到了现代，苗人的恋爱方式如游方、摇马郎[68]、赶边边场等得到外族学者的肯定甚至赞誉。有学者指出，游方在许多人的意识中是一种邪秽不堪的举动，然而它是神圣崇高且带有几分神秘的，是值得歌颂与称羡的一种伟大崇高的举动。[69]梁瓯第在《摇马郎》中高度赞誉了苗族的这种恋爱方式。他首先讨论摇马郎的文化背景即时间、地点，其次简介摇马郎的活动过程，如男子在马郎坡上对女郎的招徕方式（如吹口哨、吹木叶、拍树叶、唱马郎歌等），然后他重点梳理了摇马郎的契约精神，最后提出摇马郎虽然有浓厚的旧形式，但在精神上符合新时代要求，是合法的、节约的和有礼貌的。总之，他高度肯定了摇马郎的合理性。[70]

除了对摇马郎的赞美，还有学者肯定了游方歌的抒情和记史功能：

在“游方歌”里，我们听到了青年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呼声，我们感触到了情侣们的心弦的动荡，他们以美丽的词句，通过本人的衷怀，在抑扬的音调中表达了对意中人的真情热爱，终于达到完成婚姻的目的，这是一种何等巧妙的艺术！[71]

民族学家吴泽霖也肯定这种恋爱方式，认为游方虽很自由，但并不淫乱，在行为上很检点。[72]对于苗族女性，此时的苗族表述已经由蔑视污蔑改为同情肯定。陈国钧以亲身经历表述了对她们的敬佩与赞同：苗族妇女可以说在中国是最艰苦耐劳，最自重自立，于社会，于国家，是最有贡献，最使我们敬佩的妇女。[73]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指出：卢沟桥事变后，政府对苗族的政策由消极的武力强化转为施以积极的德化。[74]换而言之，在对历史表述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当时苗族表述的文化沟通意义大于军事征服目的。

除了上文梳理的诸多第一，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还出现了更多较小范围的第一。例如，苗族地区第一本乡土扫盲教材即朱焕章编著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印行，提高了石门坎的文化教育水平，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在基督教传播教义与普及教育的背景下，石门坎苗族知识分子形成良性的培养梯队，正如学者评论：石门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创建了第一所学制完整的苗民学校，创办了西南苗区的第一所正式中学，开办了第一所双语学校，培养了量多质优的各族人才，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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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著者序第1页。

[2] 幸运的是，随着《湘苗文书》的整理与出版，这段视频已经由台湾中研院傅斯年研究所转发给石启贵的家人，石启贵之孙女石朝慧女士将这份资料提供给笔者作为研究之用，在此深表感谢。

[3] 马玉华：《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4] 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贵州省苗民概况》，贵州省政府民政厅，1937，第87—89页。

[5]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时间是1902年，其考察成果《苗族调查报告》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但由于其汉译本在中国的出版时间为1936年，故而从著作在中国的影响性而言，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也可算得上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

[6] 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苏大龙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39页。

[7] 王富文：《海外苗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肖唐金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8]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56—157页。

[9]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序言第5页。

[10]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284页。

[11]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90—191页。

[12]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74—175页。

[13]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87页。

[14]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249页。事实上，由于是农耕民族，苗族对于物候有苗语社会的计算方式即苗历，苗历多数由巫师或活路头掌握。

[15] 王明珂：《导读并序》，载于芮逸夫《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中研院历史语言所，2010，第ⅩⅤ页。

[16] 王兴瑞：《考察海南岛黎苗民族日记》，载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第341页。

[17] 杜臻：《国立中央博物院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初探——以庞薰琹为中心》，《美术设计》2015年第1期。

[18]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第247—249页。

[19] 芮逸夫：《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中研院历史语言所，2010。

[20] 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21] 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第260页。

[22] 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第260—262页。

[23] 何长凤：《贵州近代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拓荒者——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成就》，《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24]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67—68页。

[25]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68页。

[26]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138—139页。

[27] 薛子中：《匹马苍山：黔滇川旅行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28] 杨万选等：《贵州苗族考》，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262页。

[29] 林冰：《西南公路——湘黔段》，载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七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第3页。

[30] 叶浅予：《在苗区作画》，载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七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第151页。

[31] 刘兆吉：《西南采风录》，载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第388页。

[32] 申廓英：《汉译苗疆民歌集》，大伦印刷所，1937，自序第2页。

[33] 杨森编著《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1947，自序第1页。

[34] 何长凤：《贵州近代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拓荒者——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成就》，《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35] 课题结项时专家撰写的意见。

[36] 王明珂：《导读并序》，载于《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0。

[37] 《花苗史略》从苗族的远古写到苗族的当下，最后用大约一半的篇幅记录了基督教传入大花苗之后的境况，重点介绍了伯格理牧师在苗族地区传教的情况。

[38] 韩杰：《〈花苗史略〉校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第87页。

[39] 韩杰：《〈花苗史略〉校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第93页。

[40] 陶绍虎编《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

[41] 参见杨森编著《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1947，第75页。

[42]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43] 根据笔者与协助凌纯声湘西调查的石启贵之孙女石朝慧2012年4月19日的谈话整理。据石朝慧女士讲述，石启贵这段时间拍摄的大量照片曾在北京旧物市场被一日本人购买，他意识到可能是石启贵拍摄的，经确认后他无偿地将照片还给石启贵的大儿子中央民族大学石建中教授。因为石启贵的两部重要著作《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和《民国时期湘西调查调查实录》都已经出版，故而这些照片没有被收进这两部著作。

[44]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第180页。

[45] 根据笔者与协助凌纯声湘西调查的石启贵之孙女石朝慧2012年4月19日的谈话整理。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中提及这段录像资料至今没有下落。2009年前后，因为《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原《湘苗文书》）的整理与出版，石建中（石启贵之子）与台湾中研院取得联系，中研院将此段视频转发给他，经石朝慧女士中转，笔者获得这段视频资料。

[46] 参见http：//m.kuwo.cn/newh5/mv/play2017。

[47] 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贵州省苗民概况》，贵州省政府民政厅，1937，第60—61页。

[48]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增订版），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第494页。

[49] 李国太：《“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

[50] 王慧琴：《关于国外研究苗族的情况》，载于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4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0，第32—34页。

[51]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

[52]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238—239页。

[53] 王建民、麻三山：《导读》，载于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第8页。

[54] 参见杨志强、罗婷《20世纪初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及其影响》，《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55]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177页。

[56]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269页。

[57] 石建中：《回忆父亲石启贵早期的苗学研究》，载于石朝江编《理想与超越：〈梁聚五文集〉暨苗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讨会论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第252—253页。

[58]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330页。

[59] 石朝江：《苗族百年研究与十部苗学经典著作》，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年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60周年校庆学术研讨会，2013。

[60] 萨维纳：《苗族史》，立人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2—3页。

[61] 这样的断代很难令人信服，此处引用尊重文献原貌。

[62] 今旦：《永远的怀念不尽的哀思》，载于张兆和、李廷贵主编《梁聚五文集 民族·民主·政论》（上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第xi页。

[63]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在1940年编撰的30万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基础上修改而成。

[64] 《湘苗文书》整理出版为《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

[65] 张中奎：《清帝国时期的苗疆叙事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

[66] 申廓英：《湘西苗疆考察纪要》，载于《汉译苗疆民歌集》，大伦印刷所，1937，第2页。

[67] 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第255页。

[68] “摇马郎”是汉人用汉语对苗族男女青年交友谈恋爱活动的他称。传统社会的汉人以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猜测苗族男女青年自由交友谈恋爱的集体活动是在野外不正当的“性交野合”，男儿郎“野合”就像骑在马上摇，所以称为“摇马郎”。这种歧视性的汉语称呼，曾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贵州日报》上，引起苗族知识分子的反对，后改用苗语称呼“游方”代替，于是“游方”一词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入。

[69] 王嗣鸿：《台江边胞生活概述》，载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第179页。

[70] 梁瓯第：《摇马郎》，载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第307页。

[71] 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载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一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第384页。

[72]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第3页。

[73] 陈国钧：《苗族妇女的特质》，载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第364页。

[74] 孙家俭：《湘西的苗人》，载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第75页。

[75] 参见何嵩昱《“石门坎现象”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