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表述内容概述：苗族表述的四个多重

1928—1948年是苗族表述的分水岭，这一时段的苗族多重表述可概括为四个多重即多学科、多角度、多身份与多媒介。

一 多学科：文学、民族学等

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出现了多学科的众声喧哗，文学、民族学、语言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专家皆参与苗族表述，其中以文学和民族学成就最为突出。

就文学角度而言，这一时段的文学表述有作家文学和口传文学两种。后者在当时多注重搜集整理，较少有研究论及，下文将详细论述，此处不作展开。

至于作家文学，这一时期的苗族文学表述以沈从文为翘楚。同为苗族作家的紫沫在其文学作品《旅伴》和《在绥东》中表述了当时苗族民众深受官僚欺凌、匪患抢夺的悲惨境况。此外，余道南、陈兰荪、林冰、施蛰存、谢六逸、李绍良、余范传、李祥金、龙雨农、冬野、王成、朱家森、芳尘、李霖燦、石堤等不下20位文学家皆用文学书写的形式表述了这一时段的苗族地区境况。值得一提的是杨式德的《湘黔滇旅行记》、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在这两部游记体的散文集中，作者记录了当时湘黔滇苗民的生活境况，文笔流畅。

从民族学角度而言，这一时段的苗族地区民族学表述开启了苗族表述的重要转折。这一时段的苗族民族学表述不仅参与者数量众多，而且表述成果丰富。就参与人员而言，至少有罗荣宗、盛襄子、凌纯声、芮逸夫、刘锡蕃、童振藻、王静寰、孙家俭、笑岳、林名均、王文萱、何士能、皮自牖、王嗣鸿、彭启文、姚人明、阮镜清、邱纪凤、何健民、杨力行、梁瓯第、胡鉴民、李德芳、陈国钧、吴泽霖、李植人、李振麟、吴修勤、柴骋陆、张少微、张为钢、岑家梧、江应樑、王云路、张昆、田家武、杨成志、管东贵、雷雨、王兴瑞、胡庆钧、检曙峦、张敷荣、邓平平、觉迷、黄平安、区作霖、李震一、吴文藻、杨万选、管承泽、刘汉源、马毅、白敦厚、王治远、杨岱、杨大器、葛维汉、萨维纳、伯格理、克拉克、鸟居龙藏、王树德、张绍乔、张继乔、鲍克兰等70余人曾对此撰文。

除了文学与民族学表述，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了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如人类学博士吴定良先生，语言学者李方桂先生，中英庚款董事会社会学研究生李植人、杨汉先以及邝荣埙（邝充）、覃恩泽、冯枬和社会系学生、大夏大学黔籍学生等，皆从不同角度参与了苗族的表述。[34]

二 多角度：主位、客位与阈限

自从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提出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这组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后，究竟是主位研究即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表述文化还是客位研究即以外来者的身份去理解和表述文化较为合理，就成为人类学界悬而未决的一段公案。实质上，人类学的表述从客位研究的一统天下到客位研究与主位研究的分庭抗礼，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更是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的投射：早期的人类学家以客位身份进入某一异文化，试图用科学民族志传达出对他者的准确表达，但由于多数情况下这些民族志的拟定读者并非这些被研究的异文化主位持有者，故而其表述以科学为上，且忽略当地人的情感与伦理。自人类学经典民族志案例数次被批判与解构之后，人类学逐渐被引入主位表述，从之前关注科学性开始转向关注人文性。

主位和客位一直是人类学表述的一组悖论：客位由于其固有的身份隔膜，所以总是与被表述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加上后现代对于民族志书写权威的解构，从而使得人类学意义上的客位表述陷入制造民族志的困境与危机；较之于客位的疏离与陌生，作为被表述文化的持有者，主位因为熟悉与接近，似乎是较为理想的表述者，却又由于“靠得太近”，往往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处境，从而使得任何一种文化的表述都没有一种理想的表述者。

对于1928—1948年苗族文化，结合表述者身份、表述媒介和表述的拟定读者，本书提出以下三种分类：第一种是主位即苗族民众用苗语诗歌表述自己，第二种是客位即他者用汉语（或英语或法语或日语等）向读者表述苗族文化，第三种是阈限即苗族知识分子用汉语向读者呈现自我的苗族文化。

之所以将苗族歌谣的表述界定为主位，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从表述者身份而言，歌谣是大众的、集体的歌谣，故而歌谣是苗族民众对自己文化的自我表述，它的创作者为广大民众；二是从表述内容而言，这一时段的苗族现状可以从苗族歌谣得以了解。

之所以将凌纯声等民族学家的表述定性为客位有以下四个原因：首先，就身份而言，这些民族学家几乎都是汉族，他们从地理到文化都属于他者身份；其次，就学术素养而言，这些民族学家多数都受过专业的学科训练，具备民族学家客位表述的专业素养；再次，就表述内容而言，客位表述囊括了整体性的苗族文化；最后，就表述目的而言，这一时段的民族学表述具有强烈的时代要求与政治背景。鉴于下文将展开详细论述，此处仅仅是简单梳理。

之所以将这一时段苗族的知识分子表述界定为阈限，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这些知识分子对待苗族文化的取向不尽相同，表现出耻苗、挣扎于苗汉文化之间与强烈反对汉化三种类型。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同时呈现主位与客位的双重表述。如石启贵、杨汉先与梁聚五的苗族表述既有主位的政治身份诉求，也有客位的学术研究，亦有主位与客位交融的文化介绍和现实关怀。至于沈从文的文学表述，既有主位表述如对苗族被污名化的正名，对苗族生存苦难的文学书写与同情，对苗族文化的高度礼赞及对民族文化融合的展望[35]，又有客位表述如对童养媳早婚习俗的批判，对相互打斗结下世仇的反思，更有阈限视角对“车路”与“马路”、“渡船”与“碾坊”的思考。借鉴叙事学的视角分类，以沈从文作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也可以将其文学表述的作品作出主位或客位的简单划分，沈从文的文学表述同时兼顾了主位与客位的双重视角（见表1-3）。

表1-3 沈从文作品主位、客位分析

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用阈限二字不同于仪式理论中的三阶段划分即分离（前阈限）——过渡（阈限）——组合（后阈限）之一种动态的历时转换过程，毕竟阈限在仪式的终极目的是达成身份的转换或完成生命履历，强调中转性。而本书提出主位、客位与阈限的多重表述角度，是为了凸显阈限的中间性。

三 多身份：民族学家、文学家等

就表述身份而言，这一时段苗族的多重表述表现为多身份的著者参与，他们中有民族学家、苗族知识分子、文学家、官员、传教士等。

（一）民族学家

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以民族学家为骨干，包括陈国钧、吴泽霖、杨成志等，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学者利用科学的田野调查法，深入苗族地区实地研究与记录苗族文化，人数达70位以上。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学术专著与期刊论文。

芮逸夫先生可谓当时苗族客位调查第一人。从时间而言，他于1933年与凌纯声和勇士衡一起深入湘西进行苗族考察，写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4年至1935年，他与凌纯声到云南红河苗族地区进行考察；1939年至1940年，芮逸夫和厐薰琹又到贵州花溪、青岩、贵定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拍摄照片数百张，今存放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3年，他带领胡庆钧去叙永县考察鸦雀苗，成果为《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川南苗族调查日志》。

芮逸夫对于苗族的民族学调查不仅在于他对地方歌谣、口述史与婚丧礼仪仪式的高度重视，还在于他是完成当时苗族地区整体研究的第一人。概言之，芮逸夫是当时进行苗族调查时间最长的民族学家。从空间而言，从湘西到云南，从贵州到川南，他对于苗族歌谣与故事、苗族婚丧礼仪的详细记录，算得上当时苗族调查最为完整的第一人。借用王明珂的评价：涵盖了当时所谓“湘苗、黔苗、滇苗、川苗”之整体苗族社会文化调查。[36]

（二）苗族知识分子

这个时期，少数苗族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著述传达苗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梁聚五撰写了本民族学者的第一本苗族通史，朱焕章则编写了苗乡第一本乡土扫盲读本《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

本节重点提及西部方言区的韩杰编著的《花苗史略》[37]，将《花苗史略》作为当时苗族学者的典型成果分析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花苗史略》大量引用苗族口述资料，凸显对民族心史的重视。该书第二章记录了杨亚射日月与公鸡唤太阳两则故事，将这两则故事看成苗族迁徙的心史记忆。他将苗族的迁徙线路概括为由热道至寒道至温道，具体阐述为：

迁至黄道，日直射而酷烈之，必曰：非怪如是之酷热，见天已有七日之发现矣。渐迁于寒道，半年不见日光，则曰：怪杨亚射惊而避匿耳。然后转移温道，气候温和，则曰，幸有鸡唤出一日一月，故其热度温和矣。[38]

苗民无文字，古歌为其心史，这样的解读固然没有实证的论据，然而设如参照汉文文献记载，似乎可以印证三苗由洞庭湖出发，迁至甘肃一带的三危山，经雪山寒道入川西，最后进入温道的乌蒙高原。

在第三章，韩杰用西部苗族流传甚广的猪心之仇、龙心之恨两则故事解释西部苗族不吃动物心脏的禁忌：“因一牛心而丧其子，又因一龙心，而丧其命，逐其族，故子孙永远禁心不食。以为伤惨之纪念也。”[39]

其次，出现了自我表述的新颖视角。在第三章中，他作出本民族学者特有的主位表述。第一，他肯定苗族是一个完整的民族，没有细分的必要。正如专著所言：夫苗族，原属有苗之宗，一族之本，决无所分。这与历代他者对于苗族的驳杂分类截然不同。第二，针对居住各异、职责不同、语言差异的苗族，他批判客位学者一贯引用的生苗与熟苗之分，认为苗族之间的区分只是在于和汉族互动时是否丢失其语言与风俗。

最后，他首次发出苗族的心声。韩杰在第四章中列举了众多土目虐待苗族的酷刑，歌颂梭戛土目善待苗民，认为土目与佃苗之关系“应如主客之平等，决不以奴隶之看待”，“力扶佃苗之读书，提倡民权，以重人道”。从韩杰的著述中可以看出，随着基督教在石门坎的传播，苗族逐渐产生了自由、平等的民族意识。正因如此，韩杰爱憎分明地表达出苗族的心声。在第十二章中，他从柏牧荣伟、柏牧爱孩提、柏牧善劝和睦、得逐鬼之灵、得移山之信、善敬老人、引民爱国、实行拯救、提高苗族、善救罪人、改正人误、改良风俗、沾泽不忘、柏牧逝世、为苗流泪15个小节，用短短数语刻画了基督教牧师伯格理善良正直的形象。此外，他还记录了12位基督教牧师，重点书写了汉族牧师李司提文。李司提文撰写了伯格理墓志铭与《石门坎溯源碑》，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李司提文研究资料，为后来的石门坎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原始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40]列举了众多的石门坎优秀文化人，其结构章节深受这本著作的影响。

（三）文学家

从附录二可知，这一时段有较多的文学家表述苗族。除了影响较大的苗族文学家沈从文之外，还有大量的客籍文人。不少旅行于苗族地区的文人亦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苗族表述，这样的个案不在少数，如上文提及的杨式德的《湘黔滇旅行记》，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等。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少大学迁往西南，韩北屏、余道南、陈兰荪、刘兆吉等利用歌谣搜集、散文创作等形式不同程度地表述了当时的苗族形象。

（四）官员

在这特定时段中，不少官员利用在苗族地区工作的机会也先后参与了当时的苗族表述，如杨森、杨万选、管承泽、白敦厚、雷雨等。其中杨森不仅走入石门坎，而且参与编著了《贵州边胞风习写真》。从其篇幅涵盖之广，可看出当时苗族地区官员的表述不仅仅限于对军事与地理的关注。

本书所述，边胞风俗，虽非全貌；然按图索骥，亦可见其梗概。冀我黔民从此改进，化历代干戈，开万世太平，本三民主义，全力以图实现。元首指示改造天时地理人力，融合边汉同胞，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建设新贵州，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41]

（五）传教士

当时，既有民族学者如鸟居龙藏、鲍克兰、史禄国等参与苗族表述，也有不少传教士利用在苗族地区传教的机会，创作了《苗族史》《苗族救星》《在中国的西南部落》《石门坎与花苗》等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传教士萨维纳，他不仅完成了苗族第一部通史《苗族史》[42]，而且在1917年出版了《苗法字典》，这是第一本苗法字典。萨维纳不仅简略梳理了苗族发展史，而且就苗族的语言、苗族的家园即地理分布与苗族的信仰作出了客观的梳理。这本专著表现出传教士特有的悲悯和同情，书中对苗族的赞誉之词比比皆是。

四 多媒介：文字、图片、视频、歌谣与碑刻

1928—1948年的苗族表述延续了明清以来的文字表述、图片表述这两种最为重要的表述方式，然而表述媒介出现了重大转变。就媒介而言，增加了视频表述和歌谣表述，后两者同样构成了当时苗族表述的重要维度。

（一）文字表述

在这二十年里，苗族的文字表述不仅在表述数量上超过历代表述苗族的文字总和，而且在表述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上文言及的多学科、多角度、多身份多数表现为文字表述。就著作而言，已经公开出版的作品既有文学性的表述如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等，韩北屏的《苗寨汉家女》，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等，又有民族学的调查报告如凌纯声等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以及研究性的文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海南岛之苗人》《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苗族史》《在中国的西南部落》等，不下15部。这一时期编印的著作包括《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苗夷民族发展史》《花苗史略》《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湘西苗族考察纪要》等，数量远远超过出版的著作。

（二）图片表述

图片表述包括照片、绘图。先说照片，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家掌握了摄影技术，故而他们在田野调查的同时充分利用了这一工具，笔者粗略地对这一时期收入在不同的文集中的照片进行了梳理，具体如表1-4所示。

表1-4 1928—1948年苗族照片汇总

表1-4 1928—1948年苗族照片汇总-续表1

表1-4 1928—1948年苗族照片汇总-续表2

芮逸夫、陈国钧的调查资料显示，当时他们拍摄的苗族照片至少在一千张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笔者只梳理到600余张照片，这些照片涵盖了苗族的三个方言区。其中，西部方言区基督教传教士的力量渗透较强，记录了石门坎大量与传教相关的图片，约占照片总量的60%。中部方言区目前只搜集到《苗胞影荟》和《贵州边胞风习写真》所收录的照片，近60张，这显然与大夏大学在当地的数次调查中所拍摄的数量众多的图片不成比例。从照片内容而言，与西部方言区侧重教会内容的照片不同，中部方言区的照片侧重展现女性服饰与民俗。东部方言区除了勇士衡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拍摄的近120张照片之外，本土学者石启贵也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涵盖了当时苗族地区的地理、经济、宗教、服饰等，遗憾的是这些照片至今没有正式出版。[43]

再说绘画。这一时段的苗族绘画更多地在展示苗族丰富的日常生活。如厐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叶浅予的《苗区画》、关山月的《贵州苗族写生图》、黄尧的《漫画贵阳》、董希文的《苗女赶场》、黄异的《安顺苗人生活写实》等多幅绘画都是当时苗族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绘画内容丰满活泼，人物形象正面立体。最值得一提的是马得，他在《苗夷情歌》中创作了61幅苗族男女恋爱主题的绘画，形成诗歌与绘画两相结合的诗画模式，形象诙谐活泼，从中可以了解当时苗族婚恋的诸多文化因素，这里将这些绘画整理如下（见表1-5）。

表1-5 1928—1948年苗族绘画目录汇总

可见，就内容而言，这些绘画内容侧重于服饰、民俗，可谓当时苗族民众的生活素描，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民族感。

（三）视频表述

这一时段的苗族表述视频有两段。其中一段是勇士衡1933年在湘西苗族调查时拍摄的。王建民曾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及1933年勇士衡在湘西调查时所录的一段影片至今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民族学家运用活动影视手段记录民族学资料的最早记录，如果谈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出现，其标尺应当定在此时。[44]这段视频共长8分24秒，包含苗人之鼓舞、苗人之武术、苗人之游戏与调查团信息共四个方面的内容[45]，拍摄时长、拍摄内容详情如表1-6所示。

表1-6 1933年拍摄短片内容详解

表1-6 1933年拍摄短片内容详解-续表

此外，还有一段疑为抗战时期国外人士录制的视频，共长1分21秒。这是一段彩色视频，从其英文配音提及的抗战与镜头出现的军官形象，可推测拍摄地为1937年前后的苗族地区，内容多数为赶集中的苗族女性形象，表述充满了对苗族生活境遇的同情和对苗族女性的赞美，英语配音翻译后字幕内容如下：

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少数民族，画中是一位正在赶集的苗族妇女。几百年前，苗族迁徙到大山之中，现在，他们仍然身着传统服饰，保持着古老的部落传统和语言，他们只在赶集的日子才去往乡镇。在中国，人们认为苗族人比较腼腆内向，但即使苗族人性格内向，他们仍然肩负着抗日的任务，当战争蔓延到中缅印公路附近的时候，少数民族亦志愿从军，在中国的部队中，有五分之一的士兵来自少数民族。画面中的苗族女孩看起来聪明机灵，但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她仍然有点害羞。[46]

（四）歌谣表述

国内方面，同时期的苗族歌谣搜集和研究多为个人行为，比较成规模的有以下六次。第一次是沈从文1926年根据家乡镇筸一带的山歌整理的40首《筸人谣曲》，1927年选编了8首《筸人谣曲选》。第二次是1933年5月，凌纯声等执行中央研究院的湘西苗族调查，在凤凰、乾城、永绥3县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调查，其中芮逸夫负责语言、歌谣和故事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在公开出版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歌谣部分搜录了44首苗歌。第三次是自1933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石启贵在调查的同时一直坚持对苗族歌谣的搜集和整理，成果散见于《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祭祀神辞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文学卷》等，石启贵对于当时苗族地区的歌谣搜集之庞杂，迄今为止无人能比。第四次是自1936年春开始，申廓英利用自己服务于湘川公路的机会深入湘西川边，费时十余月，奔走数十乡，共搜罗300余首苗歌。第五次是1938年前后，陈国钧在大夏大学工作期间，利用深入苗族地区的机会，搜集近一千首歌谣，最后编著成《贵州苗夷歌谣》。第六次是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刘兆吉利用各种机会，沿途搜集歌谣两千多首，最后编辑出《西南采风录》。此外，长期在四川大学工作的葛维汉也搜集苗族歌谣700首，长期服务于川黔滇方言区的传教士克拉克、伯格理等人也搜集了一些苗歌。

除了上文梳理的这些较成规模的搜集之外，杨汉先、王兴瑞等人也致力于搜集苗族民歌。多数调查者和研究者都意识到歌谣研究之于苗族的重要性：

苗民重视歌曲，凡遇聚会，必有歌咏，互相唱答，以抒双方情感。考其酷嗜歌曲之原因，实以苗民无历史，关于古今事迹，或个人生平之遭遇，多隐寓于歌曲中，凡个人之喜怒哀乐，亦无不以歌曲表现之，就苗民全体言，歌曲为代替文献之历史。[47]

之所以这个时期会有学者对苗族歌谣产生浓厚兴趣，一方面是受到北大歌谣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他者进入苗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媒介。正因如此，这一时段有数十人参与苗族歌谣的搜集和调查。此外，不少学者对苗族歌谣进行分类探讨、主题概括、内容解读，体现了对歌谣搜集与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

除上文言及的文字表述、图片表述、视频表述与歌谣表述，这一时期的苗族表述还有少许的碑刻表述，限于学科素养与资料匮乏，笔者无法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