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是谁?
——拉开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广汉月亮湾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从而揭开了20世纪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的序幕。葛维汉到底是谁？为什么是这个西方人最先发掘了三星堆遗址？那次发掘对半个世纪后，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相继被发现有着什么影响？

燕家院子

当车驶过三星堆1、2号“祭祀坑”遗址，拐进旁边一条小道，1986年那次发掘的领队、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开始兴奋起来。与三星堆博物馆周边全是农家乐的热闹主路不同，这里是一副平静的村庄景象，大片的稻田，正赶上收割的时节，光着膀子的农民把稻谷撒到水泥路面上晾晒。

车继续向前行驶，陈德安指着路边一处与周围别无二致的杂草堆说，我们从这里先经过古壕沟，然后是古城墙，就进入当时的宫城了。在1986年发掘之后的30年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土梁埂又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古城墙的位置，也确定了以古代宫殿区为核心的遗址区域。

不过在将近一百年前，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小土坡便是古老的三星堆城墙，尤其是那一道斜在古城中心位置的月亮湾城墙，从外表看只是个半圆形的弯曲土坡，好似一弯明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月亮湾”。而月亮湾南面不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山丘，当地人则把它们视为星座，称为“三星堆”。1934年，三星堆遗址最初的发掘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来到这里后，也没有看出这些土堆底下埋藏着巨量的古蜀文明遗存，不过他发现了一些端倪，在日记里说，看到月亮湾和三星堆后感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风水。“附近这块土地是显著而强烈的风水之地，并且是广汉的风水中心。若能观察到它的正确方位，我们认为该地的风水是极强烈和非常有益的。反之，做了错事，风水就要伤害人。”

沿着小路再往前走，就看到一片宅院，燕开建的家紧挨着小路和灌溉稻田的水渠。这里被叫作燕家院子，因为燕家一百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如今燕开建和他的五兄弟、七姐妹是左邻右舍，已经有了重孙子。燕开建几乎褪去了农民的影子，腰板挺直，叼着烟嘴，被无数媒体采访过的他聊到三星堆时侃侃而谈，随口就说出“新石器时代”这样的词。在被问起最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地点时，他熟练地带着我走到自家墙根，一跃蹦到了草丛里，“就是这里”。

1929年春，他的曾祖父燕道诚和祖父燕青保正是在这里为自家水渠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挖出了一块玉器。燕道诚并非普通农民，秀才出身的他一眼就认定这是好东西，于是默默将土填回去，待到夜深人静后，再回来将它挖出。圭、璋、琮、璧，燕家父子陆续挖出400多件玉石器。孰料自打宝物进门后，家中连遭厄运，父子相继染病，一年后，燕家决定破财消灾，遂将部分宝物或送人，或出售，一时间“广汉燕家有宝玉”的消息盛传坊间。

消息传到了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Archdeacon Donnithorne）耳朵里，董宜笃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从燕家要走了五件玉石器，存放于当时成都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内。三年后，刚刚出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专家、美籍教授葛维汉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看到了这些玉石器，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很古老，具有考古学价值，于是联系董宜笃，带着考古队去了广汉。

葛维汉外国人的身份太敏感了，不过广汉县县长罗雨苍是个开明之人，为他申请到了发掘许可，并派了80名士兵保护他们。他们在燕家院子期间，附近村庄发生过好几次绑架富人索要赎金的事件，于是他们白天发掘，晚上更换不同的留宿地点躲避土匪。

十天的发掘工作，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葛维汉据此写下《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成为历史上第一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葛维汉将出土陶器、玉石器与安阳殷墟、渑池仰韶村、奉天锦西（今辽宁葫芦岛）沙锅屯出土器物的器形、纹饰进行了比较，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持联系的当地文化，推测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周初，约为公元前1100年，并因此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在发掘过程中，葛维汉发现，他们挖的每处探坑，离地表很浅的地方都有文化堆积层，如果继续发掘，还会有大量陶片、玉石器等器物出土，但“这些只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们去清理发掘”，葛维汉在考古简报里这样写道。

实际确实像葛维汉预言的那样。燕开建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年代时，还能在附近的田间沟渠里捡到破损的玉石器。家里堂屋中间的祭台上摆着爷爷捡来的玉琮，巨大的石璧被放在米仓地上当作谷物的防潮垫。5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爷爷把家里剩下的玉石器全部上交国家，和大哥一起将大石璧绑在鸡公车（手推车）上推到广汉市。而三星堆则在经历了1956年地下文物普查、1963年冯汉骥发掘之后，终于在1980年迎来了全面发掘，1986年发现“祭祀坑”，2012年发现“宫殿坑”，由此出土大批青铜器、玉石器，成为尽人皆知的三星堆。

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中，第一部分展品依然会是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排在那些著名的青铜器之前，大石璧上刻着燕家人的名字，证明着这段历史。每次讲解员说到整个三星堆的发掘史，都会从葛维汉开始讲起。那葛维汉到底是谁？

从传教士到人类学家

葛维汉的外孙克里斯托弗·胡根戴克（Christopher Hoogendyk）告诉我，尽管葛维汉一生中有过多重身份，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宗教比较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艺术品收藏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但他最初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只不过是“少有的受到科学家尊重的传教士，以及少有的受到传教士认可的科学家”。

葛维汉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早在惠特曼学院上大学时就决定献身基督，成为传教士。随后他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学习，曾影响过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教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饶申布什倡导基督教人文主义，认为传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人。

1911年，葛维汉与妻子艾丽西亚·莫雷（Alicia Morey）从旧金山乘坐蒸汽轮船抵达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中国，他们在跨太平洋的轮船上得知发生了辛亥革命。在经过了一年的中文学习后，他们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四川叙府（今宜宾），自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四川生活。

“他相信要帮助穷人，帮助病人，所以他的确也身体力行地在关心、帮助别人。”胡根戴克说，因此即便在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葛维汉在当地从来没有遭受过暴力对待。

20世纪初的四川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重要地区。1910年时，英、美、法、加等国在四川设有13个教会，传教士515人，所建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所近千处，发展的教徒数量排在全国第三位。葛维汉在叙府的最初几年专注于传教士的工作，多次到珙县，住在苗寨里，给学校赠书、任教、修运动场，带着苗族学生去成都读书。不过几年后他的兴趣就转移了。

当时他看到欧洲各国传教士在四川搜集动植物和历史标本，并将这些标本送到欧洲博物馆，于是他给美国史密森学会写信，后者同意出资聘请他为标本收集员。此后的20年里，在四川各地传教的同时，葛维汉进行了14次历时数月的长途旅行，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了4万件鸟类、昆虫、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标本，其中9个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品种。他说过，“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

葛维汉坚持为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活动记下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被保存在史密森学会档案馆。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兴趣在20年代中期又开始转移了。1923年他第一次去打箭炉（今康定），虽然此行的目的是搜集生物标本，但他不禁对当地藏族的喇嘛庙、节日和宗教着迷。松潘、黄龙沟、峨眉山、瓦屋山之行同样如此，他以搜集生物标本为名，记录下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及其文化风俗。他开始翻译佛教和道教的书，也曾在文章里试图用英语解释金石学和阴阳理论。这些兴趣，都成了他从传教士转向人类学家的催化剂。

1926年，他在返回美国度假期间整理了这些年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四川省的宗教》（Religion in Szechuan Province，China），同时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初民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当再回到中国时，他已经写出了三篇小型民族史作品，兴趣从动物世界转向了人的世界。随着不断深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他也在思考怎样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免遭现代化的影响而消亡。

1930年发表的《叙府寺庙》就是这种思考的产物。他感到当地寺庙有可能会被拆除，便用最笨的方法将每座寺庙都列入名单目录，对佛寺、道观和其他庙宇进行统计，并对庙里的神像进行了描述。“不必罗列出结果，这些记录下来的名字就能自己说明自己了。”这种担心甚至让他对自己的传教士身份产生了犹豫。秉持文化相对论的人类学家们，最害怕自己前往一个原始村庄做田野调查后，带来的变化导致一个独特社会在现代化面前彻底崩溃。他们认为，积极介入、干涉当地文化的传教士往往是破坏性的，应该保持不介入。

葛维汉在一篇题为《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矛盾。他发现，在中国人开设的基督教教堂里，会有人烧香。文章由此展开，讨论如何处理这种微妙局面：如果外国教士把香拔了，就会激起中国人的愤怒，因为这触动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葛维汉在文章中详细解释了烧香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并引出了一连串发问：“如果中国的基督教堂里烧香，那么怎么向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徒解释呢？未来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种习俗？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是否会因为看到基督教堂里烧香而将基督教与其他迷信混为一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保留烧香又能体现新的价值？”

葛维汉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影响，后者认为，一种文化的历史表明了这种文化模式的起源，而只有通过了解这些起源，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由于担心自己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会影响对这一文化的真正判断，每次田野调查，葛维汉都会大量搜集人类学样本，并翻译大量诗歌、传说，但并不急于对这些风俗文化做出结论。他所做的就是搜集素材，等后人有了更高的理论能力再做解释。

就在发表《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同一个月，葛维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长达两年的学习。等再返回中国时，他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篇章，被任命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如今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门一进来，有两栋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右手边是当年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办公楼怀德堂，左手边则是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外观是仿唐代的歇山式屋顶，进到屋内，却发现与穹隆连接的空间宏大宽敞，有种教堂式的肃穆。踏上木质楼梯来到二楼的环形走廊，屋梁之上错彩镂金的装饰画充满中式元素，而半圆形券的拱柱上则刻着美国的雄鹰浅浮雕。40年代梁思成来华西协合大学时专门参观过这幢建筑，并在他的《中国建筑史》里对英国建筑师荣杜易（Fred Rowntree）的设计做出评价，认为这种糅合中西建筑的探索之作在手法上并不成熟。

20世纪初，成都在逐渐成为华西传教中心的同时，美、英、加三国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合大学，旨在“借助教育促进基督教事业”。大学行政管理设置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当时在四川的一批医学、教育传教士会聚到华西协合大学任职教师，该校就这样成为20世纪初华西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

华西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他们相信此地大有可供研究的地方。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毕启（Joseph Beech）曾说，“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化石中知道它们，但在华西则完全不同，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里具有亚热带气候，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生存下来，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的宝库”。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师戴谦和（Daniel S. Dye）受校长之命建立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集有科学价值的物品”。

不过当时因为受资金限制，博物馆没有能力收购藏品，戴谦和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到处说服在四川的各国传教士捐赠藏品。戴谦和本人虽在华西协合大学教地质学，但他喜欢中国传统窗格，收藏过一大批，他的夫人喜欢观鸟，捐给博物馆很多鸟类标本；英国传教士叶长青（James H. Edgar）是华西史前石器最早的发现者之一；陶然士（T. Torrance）则是当时唯一研究羌族的西方人，也是确认汉朝崖墓的首位外国人。这些传教士向博物馆捐赠过很多自己在中国发现、收购的青铜器、陶器和瓷器，也将自己以前在其他地方的收藏拿出来，葛维汉也在捐赠者之列。这些捐赠构成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丰富、独特的数千件馆藏。

1929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获得了哈佛研究学社的基金资助，戴谦和于是萌生了请葛维汉来当博物馆馆长的想法。在一封1930年给戴谦和的回信中，葛维汉说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消亡，因此应该建立一个以人类学、考古学为基础的博物馆。1931年，葛维汉返回美国，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柯尔（Fay-Cooper Cole）学习考古学，随后又在柯尔的推荐下去哈佛师从胡顿（Earnest Albert Hooton）学考古和人类学。两年后葛维汉回到成都，正式出任华西协合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同时开始在文学院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他举家从叙府搬到了成都，在这里一直住到1948年退休回国。

四川大学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即其前身）研究员谌海霞告诉我，如今博物馆还完整地保存着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极其完备，每件藏品流传有绪。总账本记录着每件藏品的详细资料，包括年代、编号、采集人、采集地、描述、捐赠人，甚至还有照片以及一段中英文描述，这样厚厚的账本有14本，每一本几百上千页。除了账本，还有1.9万多张分类卡，同样有着详细的说明，并且检索方便。

不过，当初这项工作太过繁杂，葛维汉便向学校董事会提出申请，增派一名助手来配合他的工作。华西协合大学中国语文系毕业的林名均后来成为他的助手，直到1945年离开博物馆，十余年里两人成了工作和学术上的良师益友。葛维汉称刚到博物馆的林名均是“未经训练的中国秘书”，言语间透露着对林名均的失望。葛维汉让他进修自己为华西协合大学讲授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课程，带他去成都琉璃厂考察和收购器物。尽管缺乏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专业知识，但林名均国学基础深厚，擅长考据，编制馆藏目录时，葛维汉撰写英文部分，林名均编制中文部分。

与此同时，古董圈子开始流传外国馆长要买文物秘密送去国外的传言。为了打消这些怀疑，葛维汉邀请成都各界名流来参观博物馆，请他们吃饭。博物馆出不起钱，葛维汉就把人请到自己家里。胡根戴克回忆说，他的祖母，也就是葛维汉的妻子艾丽西亚厨艺名扬当地，名流来家拜访，她总能奉上一桌丰盛的宴席。她雇当地厨师，再教他们怎么做西餐，从他们家出来的中国厨师都有了名，搞得成都其他传教士总想挖走他们家的厨师。胡根戴克现在还留着自己母亲复制的当年祖母的菜谱，上面既有中国菜，也有美国菜，以及自创的中西融合菜。

“祖父是个非常乐于交际的人，他非常喜欢中国人，”胡根戴克回忆，“有一次他回美国的时候，说他觉得美国人太无趣了，太严肃，都不开玩笑，而中国人就风趣幽默很多，和他们在一起，常常能听他们讲好玩的笑话。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艰难，在充满不确定的危险环境里，幽默也不失为一种令人放松的法子。”

葛维汉也邀请平民百姓来看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员，向他们解释这些藏品的教育意义，并承诺所有东西都将永远保存在四川人的博物馆。不久之后博物馆就变得极受欢迎，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当然，他也没有忘了考古。在美国系统学习了考古学之后，回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在华西协合大学附近，他在学校南大门外30里处发掘出了宋代老琉璃厂窑址。随后他又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发现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当即认定很具有考古价值，便带着林名均去了广汉，第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就此开始。

漫长的等待

重新翻看葛维汉撰写的发掘简报，依然极其震撼。他在文章中附上了几张手绘的地图，十几幅发掘时拍的照片，发掘现场图表、地形图，标明发现陶器碎片的地层图，以及每一件出土器物的详细图画、描述、尺寸。

他借鉴从哈佛大学学来的考古学方式，动员华西协合大学各领域的专家来协助记录。作为华西协合大学地质学家的戴谦和用测径器测量了这些出土玉石器的硬度，并在低焦强度透视镜下对其纹饰做了记录，在玉刀、玉剑和玉凿上发现有金属线锯刻划的痕迹，与周代使用的方玉、玉璧、玉剑和玉凿的纹饰相似。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的柯利尔（H. B. Collier）对出土的陶钵碎片进行了详细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黄思礼（L. C. Walmsley）是一位美术家，与葛维汉一起用标准色素图鉴定出土陶器的颜色。林名均则与葛维汉一起修复了一些出土陶器，发现这些陶器与河南仰韶遗址出土的器形相似，只是略宽一点。

他们比照中国考古学家李济编撰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部分，发现广汉与殷墟出土器物中存在着相同的绳纹纹饰，据此认为，广汉文化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文化传播上有着明显的联系。不过当时葛维汉也清楚，殷墟与广汉文物的明显区别在于，广汉没有像殷墟一样出土大量的青铜器、甲骨文和骨器。

葛维汉让林名均草拟了发掘简报，还请他给郭沫若写信介绍发掘成果。林名均不仅成为参与发掘三星堆遗址的第一位中国人，也因与郭沫若的学术通信而备受国内学界关注，为他之后代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参加40年代冯汉骥、吴金鼎主持的王建墓（永陵）发掘打下了基础。在回信中，郭沫若说：“我希望将来你们在这项工作有较大的进展……谨记着要迅速地进行发掘，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包括民族、风俗习惯以及认清他们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接触。这些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遗憾的是，不像安阳殷墟那样，发掘工作不断地进行，三星堆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就长期停顿了下来。这使得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明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不前和发展缓慢的状态。

随着1933年起陆续实施《古物保存法》，外国人被禁止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葛维汉无法再申请到发掘遗址许可证，不过当地方修建公路或机场遇到古遗址时，地方政府会指定他去做考古发掘，政府保留发现的文物，而葛维汉可以根据这些文物撰写考古报告。

除了在去华东长途游历途中参观了安阳殷墟，并不时组织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购古董市场上的文物样本以外，葛维汉不再从事考古方面的工作。他的兴趣再次转移，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川苗和羌族山村的考察上。此后他多次深入川苗和羌族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学语言、观风俗，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还将苗人歌手带到成都，让音乐家把他们的音乐记录下来。他也研究四川彝族倮倮的语言、音乐，以及他们的喝酒习惯。

中国随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他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洪流中。他在美国休假时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在回成都的路上困难重重，最后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同事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著名汉学家）开着卡车走滇缅公路将他带回来。后来他又受当时中国政府之命去山里捕捉大熊猫，作为礼物以促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家成了英美军人的避难所，昔日负责招待宴会的妻子照顾着大家。

与此同时，葛维汉在1934年对三星堆首次发掘后提出的“广汉文化”概念不断发酵。在郭沫若和徐中舒之后，顾颉刚梳理了当时所记有关巴蜀的多数材料，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林名均则在与葛维汉一起发掘三星堆十年之后撰文，提出广汉文化分期的观点。自此，对巴蜀文化的讨论便不再只拘泥于传统考据学框架，一批著名学者纷纷加入讨论，以考古材料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并首次将巴蜀作为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国加以看待。

20世纪50年代起，“资阳人”、“巫山人”、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新发现陆续出现，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才算正式拉开。

不过这些葛维汉都没有参与。1948年，他从华西协合大学退休，在参加了17场告别会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上海后乘船回国，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36年的生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他利用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成果，安心写作。

当年他在苗寨收集了苗族歌谣和传说故事700多个，将其中659个译成英文，出版了《川苗的歌曲和故事》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他因《中国西南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Ch'iang）获得古根海姆奖。1961年，去世两个月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 in Southwest China）出版，书中有他在宜宾、成都、乐山、雅安、夹江等地做过的庙宇调查，研究过的四川、西藏东部和云南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以及他与很多方丈、道士、喇嘛、活佛和平民的交谈记录。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20年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掘。

（撰文：张星云。参考资料：李绍明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周蜀蓉著《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感谢实习生杨雯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