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古城遗址：通往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探源

成都双流机场30公里外的新津宝墩村，是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古城遗址所在地。1995年9月，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约800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紧接着，在温江鱼凫村、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高山等地先后发现7座与宝墩古城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史前古城遗址，其中又以宝墩古城发掘最早、遗址面积最大、最具有典型性，学术界因此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与川东、川北、川西北同时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在四川盆地中心地带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将成都平原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的格局之中，同时也为三星堆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寻址宝墩村

听闻宝墩古城遗址仍在持续发掘后，我们在蒙蒙细雨中驱车抵达宝墩村。眼前村民们随意搭建的几层砖瓦小楼，掩映在泥泞道路旁半人高的杂草中，向我表明这是个货真价实的村庄，和我设想中如同良渚、盘龙城等遗址观光景点的样子相去甚远。出租车司机好奇地询问我是不是这里人，是回老家吗，似乎不敢相信来这儿还能有什么其他目的。但正是这座远离成都平原中心、甚少为人所知的古城，在延续800年的光阴里孕育了古蜀文化的源头，为我们探索长江上游古代文明提供了线索。

根据地图显示，古城遗址就在附近，试着往来路倒退了约百米，写着“宝墩古城遗址”的砖红石碑出现在右手边，一条石径从它背后穿过，通往不远处的稻田。前来迎接我们的唐淼是宝墩遗址发掘现场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此时所处的位置正是古城内城墙的遗址。宝墩古城有着内外两层城墙，外城城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内城城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目前长江中上游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时期（距今约4350—3950年）城址。

宝墩村存在一处古城的事实早为世人所知，相传这里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因为地处新津龙马乡，当地人又称其“龙马古城”。在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文物部门便对此地进行过地面调查，但主要是针对城墙之上和遗址之内的汉代墓葬；80年代以后，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后来的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先后对此地多次调查，但均未采集到早于汉代的物品，于是推测这处古城为秦和战国时期城址的可能性较大。直到1995年秋天，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与新津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首次对该遗址进行钻探、试掘，才证实地面上的土垣确实为人工夯筑的城墙，大量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和绵阳边堆山遗址的器物比较接近。一座距今约4500年的史前古城就此显现在人们面前。

实际上，在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在发掘三星堆遗址时，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物，这是成都平原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但是当时该时期的出土文物数量较少，学术界对这批遗存认识并不清楚，没有将其与三星堆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在其后几十年内被统一归类为三星堆一期。直到宝墩遗址被发现后，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出土，它的文化特征才逐渐清晰。

虽然我内心早已做好准备，太过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但目之所及，似乎全部要依凭想象构建出的古城还是令我迷茫起来。唐淼大概已经习惯了来访者的这种反应，转身沿着旁边的小道向深处走去。当我以为这是要回发掘现场时，他却踏步登上路边的土丘。“感受一下，这就是城墙。”唐淼跺了跺脚示意说，“这里没有修整过，所以留下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如果不是有人告知，这座田埂边的小土丘不会引起我任何注意，上面已经长出茂盛的树木，杂草丛中连个落脚地都难以寻觅。“现在这上面大概还有10多米宽，早期（城墙）是比较宽的，上面20多米，下面30多米，横切面呈梯形。”唐淼解释道。宝墩古城的两道城墙都是夯土城墙，这是流行于长江流域的一种斜坡堆筑城墙的方式。“修建夯土城墙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抵御洪水，此外，城墙建得这么宽可能也是作为水患来临时的避难所，因为成都所处的冲积平原几乎没有高地，上面可能还修建了一些抵御外敌、野兽的设施，这种推测源于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的城墙上也发现有柱洞的痕迹。”

因为这种城墙土含砂少、黏性好，当地人觉得好烧砖，发掘之前将外城墙取得差不多了，就连我们路过的内城墙也有不少直接整个截断的部分。所幸考古队发现了外墙的壕沟，外城墙的位置基本上是通过壕沟确定的。“我们目前推测有两道城墙是因为人口的扩张，最早的古城在内城墙里面，但随着城市发展内城面积不够用，开始扩张到外城，然而外城墙没多久就被洪水冲毁了。”唐淼补充道。

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成都平原的历史。“它证明4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人群不仅有定居的村落、发达的农业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修筑规模宏大的夯土城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江章华是当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考古界掀起了寻找史前城址的热潮，在内蒙古长城地带、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下游都发现了很多龙山时期的城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城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的出现说明在史前时期我国社会可能发生了巨大变革。通常，修建城墙这种大型工程体现了公共权力的出现，聚落出现分化，城与乡村分野，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文明。这些城因此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信息。“成都平原在秦汉文献里还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学术界以前都不认为成都平原这么早就会有城，而且有这么多城，规模还那么大。”江章华说。

探索史前成都平原

为什么史前人类会在宝墩修筑城址？这得从四川盆地的地理特征和当时的气候环境说起。四川盆地整体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侧偏高，中部较低，可分为川西平原（或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三大区域。其中成都平原是由河流沉积作用形成的冲积平原地貌。在新石器早中期，四川盆地的文化很不发达，川中和川东地区缺少冲积平原，不利于农业发展。川西平原虽以冲积平原为主，但史前仍处于洪水泛滥、泥沙沉积的过程中，不利于人类活动。

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地质历史进入了全新世亚北方期，全球气候逐渐由温湿变冷、变干燥，这对人类的活动造成了影响。2000年以来的考古研究，在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达80余处，其中茂县营盘山遗址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距今5000年上下，文化遗物丰富，整体特征与中国西北的马家窑文化接近，比如陶器制作主要为泥条盘筑和手制，高领器的颈、肩、腹粘接，在器内留有明显的粘接痕。马家窑文化人群位于黄河上游地区，以种植小米（粟、黍）为主，由于黍和粟的生长需要一定的温热条件，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化，人们被迫向四川盆地和更南地区迁徙，发展粟黍旱作农业。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沿着嘉陵江、岷江向四川盆地迁徙，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包括重庆峡江地区在内的川东，成为所谓的哨棚嘴文化人群，长期坚持种植小米；还有一部分进入成都平原，因为成都平原多河流、沼泽，适宜种植小米的地方很少，为适应环境，尤其是人口的增长，到了宝墩时期，这部分人被迫转变生计，从长江中游人群那里学习种植稻米。此时成都平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之间有了交流和学习，小规模人群移动的可能性存在，但至少没有大规模的人群迁徙。通过这种学习和交流，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在宝墩文化中出现；城墙的修筑方式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一致；生计模式也升级为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小米。此外，还有一小拨人沿着横断山区一直向南，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他们最远抵达滇西的洱海地区，但因为势力较弱，很快被新的一拨人给同化了。”江章华解释。

然而，要证明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来自以营盘山遗址（距今5300—4600年）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还缺乏几百年中间环节的证据。这种设想得到有力论证是在“桂圆桥一期遗存”被发现后。2009年，德阳什邡市桂圆桥遗址下层发现距今约49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其文化特征介于营盘山新石器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同时，通过分析桂圆桥一期的粮食作物，发现黍的数量占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和粟，没有发现水稻。直到宝墩文化一、二期之交，水稻才出现，并在二期偏晚期占据绝对优势。此外，近年来在成都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下层和宝墩遗址下层，还发现了少量早于宝墩文化、晚于桂圆桥一期的陶器，明显属于桂圆桥一期与宝墩文化之间的过渡性遗存。

由此推测，在距今4900年前后，由于平原地区河谷下切和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水患灾害减轻，川西高原的人群进入平原地区。最初这批人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对较高、更加适宜种植小米的边缘地区，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他们开始小规模种植水稻。随着对成都平原多水环境的不断适应，人群逐步从成都平原冲积扇的环形前缘地区进入腹心的温江鱼凫村、郫县古城等区域。到了宝墩文化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聚落点，唐淼指出，“以这个区域为中心，除了这几座城址外，周围还分布了很多小型聚落，整个宝墩文化在急剧扩张”。

与此同时，与自然的对抗还反映在宝墩人对城址的规划思路上。因为成都平原河流众多，为了增强城址的抗洪能力，这些城墙的走势顺应了河流和台地的走向，与其保持一致。比如上游地区近山地带的河流多为南北向，因此芒城村、紫竹村等上游城址和其形成的台地也多为南北向；下游或腹心地带的河流多为西北－东南向，所以宝墩、鱼凫村等下游或腹心城址和其形成的台地也多为西北-东南向。这种因应水势和台地的城市规划在成都平原数千年的历史中贯穿始终，广汉三星堆古城走向即与鸭子河的流向相同，唐代末期修筑的成都罗城走势也顺应河流走向。

对环境的不断适应促进了人口的扩张，也促使社会向更复杂化的方向演进，聚落逐渐出现分化。通过考古发现，宝墩文化聚落的基本结构是以家户为基本单元。在宝墩文化四期以前，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墓葬中基本无随葬品，看不出家族间有贫富分化，整个聚落群很可能是一种平等性质的联盟。但到了宝墩文化四期，成都十街坊遗址、化成村遗址的个别墓葬中出现了骨饰品或石工具等随葬品。1997年发掘的三星堆仁胜村墓地属于宝墩文化四期左右的大型聚落，出土了代表特殊身份的显赫物品——玉器。考古学者认为，以仁胜村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四期聚落内部明显出现分化，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开始出现。

进入三星堆文化

古蜀文明又是如何从宝墩文化进入三星堆文化的呢？

在宝墩古城遗址现场，我们看到大量的陶器碎片，这是唐淼领导的考古队主要的发掘所得。这些在外行人眼里形制类似的陶器是宝墩文化最重要的历史记载。陶器因为寿命短、数量大、变化快，是考古学中进行文化变迁研究最主要的对象之一。虽然这些出土陶器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但以陶器为主的宝墩文化又是如何快速发展为我们所熟悉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呢？

在江章华看来，三星堆文化跟宝墩文化区别太大，一定是有大量外来的人群和文化进入，将宝墩文化同化，最终形成三星堆文化的。“这可以从陶器和青铜器两方面来看。首先，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明显跟宝墩文化不一样。宝墩人制作陶器是源自西部甘肃马家窑文化人群的习惯，因为崇尚自然，他们不太重视器物的造型，但是重视器物的装饰，所以陶器的造型很简单，但是上面有绳纹、附加堆纹等装饰，口缘还做成花边。而东部人重视器物的造型，线条很复杂，不断地转折，但是不重视外表装饰，几乎都是素面。三星堆的陶器明显大量来自东部的传统，造型很丰富，不重视装饰。其次，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实际上来源于中原地区，但是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一直到东周时期，巴蜀地区的青铜铸造技术水平都不是很高，没办法铸造过于复杂的器物。春秋战国巴蜀地区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也几乎都来自于楚地和中原地区。”

此外，江章华指出，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大量用于祭祀仪式的玉器，表明此时成都平原地区已经具备了将玉用于仪式活动的观念和文化。然而，这种观念最早实际上出现在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并非继承自宝墩人的习惯。三星堆仁胜村5号墓出土的3件玉锥形器，均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表明成都平原承自良渚文化影响的玉观念和玉文化，在宝墩文化晚期已深入到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区。而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出土的包括陶盉、铜牌饰、牙璋等器物还存在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特征。

“四川从来都是移民文化，凡是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比如战争，人群就会大规模进入。”江章华主张将这种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变迁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考量，“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衰落，宝墩文化和哨棚嘴文化也紧跟着衰落了。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刻，大量的人群移动，一些人可能将玉和青铜的铸造技术带入了四川盆地。这是三星堆文化形成的背景，所以三星堆文化才会跟之前的宝墩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是一个突变”。

宝墩古城最终被洪水摧毁。如今，在宝墩古城遗址上，一片片稻子随风摇曳，诉说着史前人类逐步探索成都平原的遥远历史。仍在继续的考古发掘正在试图揭示古蜀文明是如何从简单社会迈向复杂社会的。从宝墩文化后期来看，聚落之间已经出现分化，位于三星堆的聚落可能掌控了一些特殊资源或者某些特殊物品的贸易渠道，成为强势聚落，其他弱势聚落自愿或被迫依附于三星堆聚落，最终导致了文化中心的转移。

江章华认为，“宝墩文化补足了长江上游史前文明的发展。从考古角度，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文明的发展有多高，而在于它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当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后，它的社会还停留在以原始宗教和仪式维持的阶段，这很独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文明的范例，一种新的人类适应环境和生存的方式。所以考古的目的就是能够从中获得新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理解人类文化变迁的多种路径和方式”。

（文：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