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史实，主流与支流：古蜀神话

秦汉之后，蜀地未曾脱离中原文化。古蜀国神话一面在民间延续着本土的“基因”，将古蜀王塑造为至今受祭拜的神祇；一面彻底融入中原神话的叙事之中，成为上古中原帝王世系的支脉。

“开国何茫然”

当李白在《蜀道难》中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时，古蜀国神话一直在大唐的时空里流传。

那是一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绵延三万四千年的蜀王朝。蚕丛、柏濩、鱼凫是最初的三代蜀王，他们各自活了数百岁，神化不死。那时蜀民稀少，他们盘着锥形的发髻、衣服的前襟向左掩，说话时宾语在谓语之前（“左言”），不通晓礼乐，蜀王成仙时，他们大多也随之而去。鱼凫成仙后，从天而降的杜宇娶了出自江水源头的井中名叫利的女子为妻，他自称望帝，在蜀地称王。在望帝统治期间，蜀民又渐渐多了起来。

望帝统治了百余年，当时楚地有个叫鳖灵的人的尸体溯江而上，在望帝所在的郫地复活，与望帝相见，望帝拜他为相。那时发生了像尧舜时代一样的大洪水，鳖灵则成为像大禹一样的治水英雄。鳖灵治水时，望帝却与他的妻子私通，后深感惭愧，禅位鳖灵后归隐。鳖灵称开明帝，其子也号“开明”，五代之后，辞去帝号，复称蜀王，直到战国时与秦国相遇，为张仪出计所灭。而为秦所灭也未消减此地的神秘，在此驻守的李冰就说汶山是天彭阙，号“天彭门”，“亡灵、鬼神、精灵都从那里过”。

现实中，四川彝族仍保留着锥髻、左衽的习俗，甚至如今成都方言里也有“左言”的形式，类似的古蜀国神话却只存在于文献中。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贾雯鹤介绍，历史上，《说文解字》《蜀记》《益州记》《十三州志》《禽经》《水经注》《成都古今记》《括地志》《路史》《蜀中名胜记》等文献中，都有关于古蜀国神话的零星记载，这些书有的已经亡佚，只有佚文还保留在其他书的引文里面。如今可见的相对最为完整的文献，是西汉扬雄搜集蜀地的神话、传说而撰写的《蜀王本纪》，自成书至今，出入不大。

《蜀王本纪》也只有部分文字散落在《全汉文》《太平御览》等书中。除此之外，唯有东晋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最为详尽。从神话学的角度看，二者中均没有记载古蜀国的创世神话和始祖神话，唯“鳖灵治水”有洪水神话的影子。但在吉光片羽中，仍能发现，“不与秦塞通人烟”不仅是地理上的，也存在于神话层面，在那个与中原文明迥异的文明中，孕育出了独特的神话内涵。最明显的便是望帝与杜鹃的关系。《蜀王本纪》写道，“望帝去时子圭鸣，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子圭”即“子规”，也就是子巂鸟、杜鹃鸟。而贾雯鹤介绍说，《说文解字》里，“巂”字释为：“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起云‘望帝’。”这说明“望帝化鸟”是典型的化生母题，与《山海经·西山经》中“钦䲹化为大鹗，鼓亦化为鵕鸟”类似，都是人化生为鸟的神话。不过，在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中，化作杜鹃的杜宇，每到农忙时节就“布谷、布谷”地叫，提醒农人耕作，却是蜀地的独有情节。“古蜀神话与当地的语言、风物和地域名称紧密相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周明认为，“在四川方言中，杜鹃的叫声与‘播谷’非常类似，与中原的神话决然不同。”

依照现有的文献，到东晋时，《蜀王本纪》里收集的古蜀神话便基本只留存在文献中，而诸如“望帝化鸟”等神话，则传播到川外，成为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文学母题。按神话的功能来看，神话与信仰息息相关，剥离信仰的神话与其他类型的叙事便不会有根本的区别。不过，在蜀地的民众中间，古蜀王神话的演变却从未间断。蚕丛的转变最为典型。蜀地自古以养蚕出名，百姓企求蚕业兴隆，蚕神的信仰尤为兴盛，有马头娘、嫘祖等多位蚕神，蚕丛也是其一。周明说：“它从在《蜀王本纪》中承担凝聚民族心理的功能，转变为古蜀蚕业发展的象征。”

《华阳国志·蜀志》对蚕丛的描绘是“目纵”，也就是像二郎神一样，额间竖着长了第三只眼睛。而最迟到南朝时，蚕丛又穿上青衣。明代的《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记载，蚕丛氏曾穿着青衣在郊野巡视，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呼之青衣神”。相传青神县以此得名，并流传着金蚕墓的传说：每年年初，蚕丛都会拿出金头蚕，每户送一头，如此各家的蚕必大量繁殖。日后，金蚕不再给乡民，越聚越多，只得埋在江边，筑成一座蚕墓。在民国时期的县志里，蜀地的古寺中仍有蚕丛的神像——蓝色的皮肤，长着三只眼，脸上有凹凸不平的金色石块，像一条金蚕。据眉山市和青神县的地方志记载，直到民国时期，青神县依然有土主会，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地方官员和乡绅都会到青神县北门的青衣土主庙拈香祭祀蚕丛，农户也在这天打扫灰尘、清洁蚕具、做饲蚕准备。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人仍保留着崇尚青色服饰的习俗，中老年男性包裹黑色布帕，女性则裹黑色的纱帕。

中原合流，神话历史化

《蜀王本纪》中秦伐蜀的经过有如“特洛伊木马”——秦惠王命令手下雕刻五头石牛，放置金子在其后，牛下有饲养员，告诉蜀人这是天牛，拉出来的是金子。蜀王深以为然，派出士兵千人，命令五丁力士把牛拖进蜀地，最终有三头拖到了成都。秦因此获得了通蜀的道路，随即派遣丞相张仪等人，沿着石牛道伐蜀。

这自然并非史实，而是将史实加工后的传说，《蜀王本纪》中与秦伐蜀有关的情节几乎都是这样。在周明看来，这是与蚕丛演化为蚕神等神话本地演化并行不悖的另一条发展路径——随着蜀地并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古蜀神话融入中原神话的系统。实现这一演变最为根本的途径，便是神话历史化。它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最为明显。

作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常璩按照班固《汉书》的写法书写《华阳国志》。历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的区别，指明后者比前者的成书年代晚了三年多，《蜀王本纪》时，民间尚有传说流传，所以能够摭取街巷之谈成书，而常璩书写《华阳国志》时，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原文化标准，对《蜀王本纪》中的神话加以清理。望帝从天而降的情节在《华阳国志》中消失，反说他“教民务农”，甚至将他与鳖灵妻子私通、羞愧退位的情节，也改为因鳖灵除水害，于是“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蜀王本纪》中有“上天为蜀王降下可以搬走蜀山的五丁力士，五丁力士立大石，万人不能移”的情节，在《华阳国志》中，五丁则不过是普通的蜀人，他们所立的大石，乃是蜀王死后的墓碑。

除了删改不合常理的情节，神话历史化更为重要的转变，是通过叙述统一的历史，把蜀地塑造为中原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顾颉刚分析其背后的原则是，“秉‘民无二王’之训，将蜀之称帝、称王者，悉归之于‘周之叔世’”，也就是将古蜀国王的世系纳入中原王朝的世系之中。

《华阳国志》里，开国的蜀王蚕丛不再是凭空而来，他的祖先被追溯到黄帝，“黄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在周代时，蚕丛被限制在巴蜀地区，不得与其他诸侯会盟，后因周失纪纲，身为蜀侯的蚕丛开始自立为王。

融入中原神话系统的表现，不仅体现在祖先源于中原，也体现在三皇五帝也出于蜀地。学界对此的解释不一，贾雯鹤将其视作中原神话历史化后，将人化的神“安排”在蜀地的结果，周明则将其视作生活在蜀地的古氐羌族东进融于华夏系统的过程中，在神话层面的对应产物。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的现象则是，三皇五帝的谱系里，高阳即颛顼，乃大禹的祖父。中原神话中曾作为创世神的大禹，在《蜀王本纪》中已成为汶山郡广县人，只有“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涂山”保留着神话的色彩。在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对大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的表述也并不少见。而在《华阳国志》里，大禹的出生地有神力，“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

《华阳国志》中蜀王世系的形成时间，又是谶纬之学兴盛的时期，原本没有创世神的古蜀国被纳入到人皇之下——“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四川博物院的辛艳曾在《〈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蜀志〉比较研究》中分析常璩的依据，是“人皇”曾在《洛书》《春秋命历序》等汉代纬书中出现。《洛书》中记载，人皇在地皇之后出现，分九州为九囿，派兄弟分头管理。蜀在秦岭之南，恰属于人皇的一囿。

组成谶纬之学符码的五行学说也渗透进神话的建构之中，使历史化后的神话人物，仍具有解释世界的合理性，引得民众信仰。像大禹获得皇位、开启世袭制的先河一样，鳖灵接受皇位后，历经九世，开始建立宗庙，宗庙以五行建立，“以五色为主，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甚至蚕丛的青衣也由此而来。贾雯鹤认为，“因为蚕事主要在春季进行，按照五行的观念，春天与青色相配。《礼记·月令》里就记载，季春之月，天子要‘衣青衣’，而由后妃‘劝蚕事’”。

因而，古蜀国神话历史化后的版本，所体现的并非常璩一人的观念。即便谶纬之风散去，统一于中原的世系，对蜀地的解释框架，也被当地民众广泛接受，成为蜀地神话的“底色”。在后世的民间信仰中，蚕丛的青衣不再脱下，他的身份也由蜀侯而成为蜀王。

（撰文：刘畅。参考资料：顾颉刚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辛艳著《〈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蜀志〉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