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郜超。参考资料：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等

2020年9月的第一个周末，广汉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现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意味着时隔34年，三星堆“祭祀坑”即将再次启动挖掘。2019年12月开始，在出土大量青铜器的1、2号“祭祀坑”周围，陆续发现了类似的3至8号坑。这对于三星堆和整个四川考古乃至先秦考古领域来说，都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1986年1、2号“祭祀坑”的出土，让三星堆的青铜器，带着一种严肃、狞厉、神秘、具象的美，成为考古界的焦点，并以神秘的姿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站在商代的土层上，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要将如此巨大体量的青铜器、玉器、象牙埋入土里？它们是被精心码放好的，在2号“祭祀坑”里，从各种器物层层堆叠，直到最上一层铺满象牙，或许是一场古老国度的宗教仪式就这样被封存在了土地下。直至今天，两个“祭祀坑”出土已有34年，人们仍无法确切地解释很多问题：为什么四川盆地的先民要制造青铜头像？为什么他们倾国力铸造青铜器？这些头像是在蜀地铸造，还是在外地铸造后运至蜀地？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

剥去围绕这里的猜测与假说，三星堆文化承载的是非常严肃理性的考古问题和历史脉络——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和与之相关联的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共同勾勒出古蜀国文明的轮廓。

另一方面，三星堆和盘龙城、赣江流域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确切地认识到，除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明之外，在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这些发现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面对着与1、2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3至8号坑，我们不禁充满期待。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这几个坑之间有年代上的跨越吗？当8个坑的面貌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对于古蜀国的认知是否又会发生新的改变？种种问题，等待着解答。（文：薛芃）

1986年青铜大立人出土时的场景，出土时，立人断成了两截（敖天照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