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创作与艺术成就
一、田园诗之祖，隐逸诗之宗
陶渊明热衷于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田园诗尤其出众，他是田园诗的鼻祖。梁启超赞誉道：“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陶渊明的作品充满着对大自然的亲近，日月星辰、山川溪流、闲云飞鸟、鸡鸣狗吠、草木果蔬……大自然的各种事物都能成为他的创作题材。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远处的村落隐隐约约，有缕缕炊烟缓缓升起。深巷中传来了几声狗吠，有鸡飞到了桑树顶上打鸣。这不就是一幅最真实的乡间生活图景吗？
虽然对农事并不擅长，陶渊明也还是亲自下田做农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他早出晚归，躬耕农田，但就连种个豆子，都能让杂草长得比豆苗还茂盛，这也是真的不擅长农事了。
其实陶渊明有多处田产，从前在外做官的时候，是有专门的司田帮助他打理田地的，“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知道自己田产挺多，但就是没有亲自下田耕种过。但是如今不做官了，没了官禄，一家人经常没饭吃，要饿肚子，“春兴岂自免”？
陶渊明不仅与家人一起躬耕田园，而且在《劝农》一诗中劝勉人们重视农业生产，当真是把自己的农耕事业进行到底了。
不过，比起种植庄稼，他可能更擅长种植花草树木吧。即使不经常打理，“斯晨斯夕，言息其庐”（《时运》），在他那不大的庭院之中却也总能“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时运》）
除了日常的田园生活描写，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饮酒诗写到极致的人，甚至还专门有一组饮酒诗——《饮酒二十首》。闲居在家没有什么乐趣，饮酒就成了他最大的消遣，每每喝到酣畅处，就要提笔写上几句，自娱自乐，也不讲究什么章法。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二十首·其一》）生活虽然贫苦，但只要一壶酒就足以让他抛却世俗的烦忧，从早上高兴到晚上。“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二十首·其七》）即使没有好友来访，一个人自斟自饮也能喝到酣畅。这比起后世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少了分浪漫，却多了分洒脱。
文人饮酒多为消解心中忧愁，而陶渊明也不例外。陶渊明的饮酒既是爱好，也是一种寄托。对于自己生逢乱世、才志抱负无法施展，陶渊明的心中依然是悲愤不已的，因而借酒寄托，以排忧解闷。因此，在他的饮酒诗中，虽然饮酒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乐趣，与读书、弹琴一样，但也恰恰成了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所有的郁闷不快、不被理解都可以用一句“姑且饮酒吧”来结尾，他的这种自我逃避也正是一种洞悉现实社会的黑暗之后却无力做出改变的无奈。
此外，陶渊明还创作了大量歌颂隐士、贫士的诗歌。虽然在陶渊明之前，也有屈原、阮籍等怀才不遇的诗人，通过歌咏隐士来抒发自身的郁闷和对高士的向往，但陶渊明的隐逸诗却更具有确定性与一贯性，堪称“隐逸诗人之宗”。
游宦多年的陶渊明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选择了独善其身，辞官归隐。辞官归隐的举动遭到了父老的劝阻，责怪他与世俗乖离，规劝他穿着破旧的衣服、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并不是高隐，他应该去迎合世俗。奈何陶渊明心意已决，“吾驾不可回”，只是一个劲儿地招呼父老喝酒，不再谈此事。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其二十）陶渊明感慨伏羲、神农的时代距离自己太过久远了，世间少有能保守自然本性的人，如今想要保守本性、回归自然，却找不到知音。也正因为在世俗之中无法找到自己归隐的知音，陶渊明便向古代的隐士寻找共鸣，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其二》）的悲愤及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二十首·其十六》）
……
陶渊明在《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述酒》《咏二疏》等作品中，通过对长沮、桀溺、荷蓧翁、刘龚、张仲蔚、疏广、疏受、绮里季、甪里先生等古代隐士的高赞，表达自己归隐的志向。
虽然归隐后，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定的慰藉，但他物质生活的贫困也达到了极致。家中常常断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十二首·其八》）
自隐居躬耕以来，陶渊明并不求衣食富足，只要能有粗粮充饥、粗布蔽体就可以，但仅仅是这样的小愿望也不能实现。在《乞食》《有会而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二首·其八》等诗中，对于自己生活的贫困与艰难，陶渊明都有集中的反映。而在这种饥寒交迫、生活极度贫困的日子里，他仍然甘于贫困，固守节操，就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寄托，才能得以支撑下去。因此，他写了大量歌颂隐士、贫士的诗歌，以他们为精神楷模，希望在他们的事迹中寻找精神寄托。
陶渊明专门在《咏贫士七首》这一组诗中，用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贫士固守贫贱之道、安贫乐道的精神节操。而陶渊明对贫士的歌颂，也正是借古代贫士的高洁来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同时，“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七首·其一》）陶渊明认为根据自身的能力安守贫贱之道，怎么能不遭受寒冷与饥饿？但是却被世俗的人们不理解、不认同，自己在现世中难觅知音，只能通过与古代贫士的共鸣寻求自我慰藉。
二、平淡而有志趣，率真而有风骨
陶渊明的语言风格可以用“平淡”一词来概括，却又不是淡而无味的。读他的作品，你看不见一点儿华丽的辞藻，素净得像一块美玉，不用过多的雕饰也能润泽闪亮。陶渊明善于用白描的手法进行勾勒，无论是诗，还是文，在刻画人物和描摹景物的过程中，他并不注重着墨，只是稍加点染，于清新淡雅中突显个性。
尤其是对于田园生活图景的描绘，白描的手法让整个作品内容看上去平淡朴实，反而更加突显了田园生活的真实性。同时，如此素雅的创作风格倒也十分符合他淡泊宁静的性子。
陶渊明自幼长在农村，过的是山水田园的生活，他的心灵也在那片山水田园的陶冶之下，成长得朴素而真诚。而在他经历了一次次的仕途奔波之后，世俗的烦忧也让他更加眷念家乡的那一片净土。在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后，他可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遵循四季变化，耕耕田，种种菜；偶尔邀上三五好友，“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同时，想要表现出这些简朴的生活，抒发自己恬淡的志趣，并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辞藻来点缀，最简单、朴实的言语，反而能够更真实地传达出他的情趣自然。
但是，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也不全像表面那么恬淡闲适，他也有自己的苦闷、自己的忧虑、自己的不得志。在他朴素的语言风格之下，蕴藏着的是炽热而真挚的情感。鲁迅先生曾评价道：“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纵览他的作品，既没有“浓妆艳抹”的词汇，也少有深奥偏僻的典故，言语都是平易浅近的，少有斧凿的痕迹。但是，恰是在这些平静之下，他才能更好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流溢出来，一泻千里。在《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短短八个字就直接突显了五柳先生安于隐逸、与世无争的形象。一句“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又将一个率真、任情的五柳先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篇自传式的文章，又何尝不是陶渊明借五柳先生的形象来彰显自己的志趣呢？在茅屋不蔽风日、衣着难以蔽体、家中难生炊烟的情况下，诗人仍然能够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心胸之豁达、处世之乐观令人敬佩。但在这种旷达的胸襟下掩藏着的是陶渊明生逢乱世、才志难抒的无奈，只能“衔觞赋诗，以乐其志”。
在他的作品中，情感并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自然地流溢，不是“为情而文”，而是“为文而情”。陶渊明善于用形象化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情”，不是单纯地刻画景物，也不是单纯地抒发情感，而是很巧妙地将情景交融。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作者从对自然的崇尚与喜爱着手描写，再到对田园村社的风光描绘，最后到对重返自然的喜悦抒发，仿佛将读者拉入了他的视角，十分具有代入感。全篇从“情”起，从“景”入，又从“情”出，浑然天成，意境深远。同时，也恰恰是通过一系列远景、近景、动景、静景的描写，刻画出一幅生机盎然、自然和谐的农村田园图景。而这些都与官场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陶渊明将自己的官场生活看作“误落尘网中”，将官场比作“樊笼”，而归隐园田，他的心中就如同挣脱樊笼重获自由般喜悦。虽然陶渊明没有说自己多么厌恶官场，也没有说自己归隐园田后多么开心，但是读者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这些情感。
魏晋时期，文人墨客之间流行着一股清谈玄理的风气，在东晋尤其盛行。这时的文人们，诗文创作总是因为崇尚清谈玄理，充斥着大量老庄哲学的理辞和典故，既寡淡无味，又晦涩难懂，还有着说教意味。同时，文人们为了体现自己作品的与众不同，过分追求诗文之奇，使用各种各样华丽的辞藻，只看重形式，不注重内容。
此时的文坛，缺少新鲜的血液，深陷危机之中。正因如此，陶渊明成功以平淡素雅而又充满情致与趣味的文风闯入文坛，引起了文坛众人的注意。没有玄而又玄的辞理，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在他的作品里，更多的是关心现实生活，展现山水田园的生活图景。其朴素而率真的艺术风格，也有力冲击了沉闷而空虚的文坛，开辟了田园诗和隐逸诗的新天地。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可以与李白齐名的人物，而在东晋文坛，陶渊明又是少有的文学巅峰。他的辞赋、散文和诗均有极高的造诣，堪称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为后来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源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仅是唐朝，就有许多受到陶渊明不小影响之人：“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沈德潜《说诗晬语》）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渊明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欧阳修则评价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称赞其五言诗的造诣之高：“五言古以陶靖节为极诣，但后人轻易模仿不得。”后世对陶渊明的这些赞誉，足见其文学地位之高。
此外，陶渊明对后世影响之大，不仅在他的作品，也在他个人的高尚节操。“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正是透过他的作品，陶渊明高洁的隐士形象才显得更加鲜活具体。他那光明豁达的胸襟，不随俗、不苟同的人格，率真、任情的生活态度，崇尚自然、热爱田园生活的情操，以及执着探索人生真谛、不断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成为后世追求隐逸的士人们憧憬与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