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生平与创作
在东晋历史文坛上，似乎少有声名显赫的诗人，但陶渊明必定拥有姓名。很多人知道陶渊明，怕是来自周敦颐《爱莲说》中的那句“晋陶渊明独爱菊”。其实，陶渊明不仅偏爱菊花，还偏爱饮酒，更热衷写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诗作。
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辞赋家、散文家、隐士，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为“浔阳三隐”。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与刘宋更替之际，他的出身并不是很高，虽然不是平民百姓，但也不是王、谢那种世家大族，只能算边缘士族。不过，陶渊明的祖上也曾显赫荣耀过，只是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道已经没落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被封长沙郡公。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曾赞颂过他祖父功勋卓著，并且“功遂辞归，临宠不忒”。陶渊明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任过太守一类的官职，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是承袭陶侃爵位的嫡嗣，父亲更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而，陶渊明从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贫困之中。
陶渊明的少年时代是在浔阳柴桑的农村度过的。在这个远离朝堂的乡野间，陶渊明的童年过得虽然贫苦，但却活得天真自然、恬静朴实。浔阳柴桑的乡野间，多的是群山环抱、溪流潺潺，依山傍水的田园生活怕不就是他心中“桃花源”的原型。
在这样的“桃花源”中长大的陶渊明，自幼就“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而“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对于世俗的人情世故、阴谋阳谋，他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少年时期的生活：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少年的他少经人事，平日里学学弹琴，读读诗书，偶尔安静地待着，赏树木，听鸟鸣，躺在北窗下面吹凉风。虽然家境贫乏，但是这样的生活也算是简单而幸福了。只是，人都有长大的时候，更何况，陶渊明的父亲早死，作为家中的男子，他还要照顾母亲和妹妹，养家糊口的重任自然也落在了他的肩上。最后在亲友相劝下，为谋生计，陶渊明决定离开家乡，去谋一份官禄。
陶渊明对少年时期恬淡闲适的生活印象很深，这些甜美的记忆也是他时时牵念家乡、身在官场却盼望归隐的原因之一。
二、游宦十三年，终归园田居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政治极为黑暗、腐朽。生于乱世，文人志士实现报国理想的途径就是做官。陶渊明也是有着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的：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
年少时，他立志仗剑天下，从张掖至幽州都不嫌远。心有远志，志在四海，誓要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
他也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啊，毕竟饱读了这么多年的诗书，若能施展抱负，建立功业，岂不美哉！
可做官并不容易。魏晋时期为九品中正制，人才被分为三六九等，而到东晋时期，政治上大力推行门阀制度，政府的实权完全被世族掌控。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阶级被严格划分成了士族、寒族和平民，为了强化门阀政治，严格士庶之间的界限，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对内的基本国策，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恶劣结果。然而，上层统治阶级的世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皇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未止息，一直贯穿了整个东晋政权。
陶渊明虽然是士族阶层，有着做官的优势，但他却只算得上士族的最底层，家中更是无权无势，在那个争权夺利的政治圈，一点儿背景都没有的陶渊明毫无竞争力可言。因而，为生计所迫，陶渊明二十岁就开始在外谋官，却直到二十九岁才得到了一个江州祭酒的官职。
从江州祭酒开始，陶渊明正式开启了他将近十三年的游宦生涯。之所以说是“游宦生涯”，是因为陶渊明这十三年间并不是一直都在做官，其间也是这个官做做，那个官做做，但结果大多是“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宋书·隐逸传》）。
陶渊明不比他的祖上，他任职的大多是一些低级官吏，说白了就是抄抄文书、跑跑腿的工作，很难施展抱负。而且官场中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歪风邪气，只让他“志意多所耻”。每次他都是因为家中饥寒，不得不谋求官禄，但做官对他来说就是煎熬，不仅远离家乡、四处奔波，而且要做自己不擅长的逢迎取巧、钩心斗角之举。即使晚年时，他也只感叹“日月遂往，机巧好疏”（《与子俨等疏》）。岁月在流逝，虽然也在官场混了十几年，但直到辞官归隐山泽，那套逢迎取巧的谄媚之态，他还是没学会。
而在陶渊明四处求官的东晋末年，司马家已经风雨飘摇，皇权基本旁落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各方势力中，桓玄和刘裕算最有实力的两方。此时的士族都在纷纷站队，毕竟这是关乎自己前程和家族利益的事，谁不想在这乱世中找个强大的靠山，求个富贵、保个平安呢？当然也有不想站队的，就是不求富贵，但求心安的，这一类人就得躲，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
虽然现在看来，隐居避世带有点儿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但在魏晋时期，隐居也算“魏晋风流”的一种，所谓“寒素求功名，士族养清望”，辞官归隐在当时的士族子弟中也很常见。
面对这种要么站队，要么隐退的形势，陶渊明肯定是想隐居的，在陶渊明多次辞官还家后，朝廷一度召他为州主簿，他没有应召。后来陶渊明才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此次出仕，陶渊明也是为了能够通过桓玄，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只是前期的桓玄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确实展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但随着时局的变化，桓玄开始拥兵自重，想要伺机谋取帝位。这也让陶渊明失望至极，果断离开了桓玄。
当时各州郡间的势力争斗十分激烈，各地军阀以施爱于人为美德，大量招揽贤才。而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迅速崛起，率领军队击败桓玄，收复京都，成为东晋的实际掌权者。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再次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但在赴任途中，陶渊明却“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甚至已经做好了“终返班生庐”的打算。虽然之后他又出任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但“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心心念念想要回归田园生活的陶渊明，还是辞官了。
但此时的陶渊明依然处在长期出仕与隐居田园的思想矛盾之中，奔波仕途，尚且有官禄能养家糊口，一朝归隐田园，自己还能照顾好家里吗？不仅自己吃苦，妻儿也要和自己一起过苦日子。
陶渊明的叔父陶夔知道他贫苦，便向刘裕举荐了他。正好此时，刘裕也想拉拢陶渊明，就给了他一个彭泽县令的官职。当时做县令，供奉禄的官地可以有五顷，即使卸任了也不用退还。虽然当时战事未已，时局不定，陶渊明心中害怕去远处做官，彭泽县又离家百里，但为了“公田之利”，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还是应刘裕之召，到彭泽县做了县令。
但是，陶渊明刚离家没几天就想要辞官归去了，而且他的这个彭泽县令做得并不顺心。当时陶渊明刚刚到任不久，郡太守就派出了一名督邮，来到彭泽县进行督察。督邮在当时只是个极小的官，品位很低，但却有些权势。毕竟是侍奉在太守身边的人，好话坏话全凭他那一张嘴，为了不得罪太守，即便督邮品位低下，大多数人也会巴结奉承，求他在太守面前给自己美言几句。但是陶渊明并非趋炎附势、逢迎取巧的人。更何况此次派来的这位督邮刘云，是出了名的凶狠贪婪，每次到所辖县区督察，就以各种名义索要贿赂，稍有得罪就会在太守面前栽赃构陷。这不，陶渊明一到彭泽县的旅舍，督邮刘云就立刻差县吏去叫他来见自己，态度既粗俗又傲慢。陶渊明对于这种假借上司名义狐假虎威发号施令的人很是瞧不起，但他毕竟是用着太守的名义，这命令还不得不遵，只能去见一见。陶渊明正要动身前去，不料县吏却拦住了他：“应束带见之。”原来县吏是见陶渊明穿戴随意，怕他得罪督邮，遭受不利，所以让他穿好官服，束上大带，带上礼物，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这下，陶渊明更觉受辱，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自己本来就不喜官场上的这些迎来送往，如今让自己去逢迎一个低能无知，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又哪能让自己做到呢！
从二十九岁初仕江州祭酒到如今年过四十，十三年的仕途坎坷，陶渊明不仅饱尝了仕途的艰辛，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黑暗。此时的他隐退之心愈加迫切了。同年十一月，陶渊明的庶妹在武昌去世，为了奔丧，陶渊明索性辞官不干了。在一次又一次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斗争之后，这一次，他坚定地选择了辞官归隐，永不再出仕，管他什么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所谓“无官一身轻”，脱离仕途、重返自然的陶渊明像个孩子般开心，他终于找回了从前失去的那种轻松感。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摆脱官场的“樊笼”，重回大自然的怀抱，陶渊明正式开启了他躬耕田园的隐居生活。
三、箪食瓢饮衡门下，有酒有诗有朋友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不是那么舒适，反而常常面临饥饿与寒冷。但好在，陶渊明生性达观，虽然理想与现实总是矛盾重重，但已经决定归隐的他还是从此躬耕田园。虽居陋室，但陶渊明甘于贫乏，一箪食、一瓢饮，有书读、有琴弹，还经常有好友和邻居前来交谈，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归隐之初，陶渊明和家人都参与了耕作，还有一个童仆帮忙，温饱勉强还能维持，此时陶渊明的心情也还是愉悦的。不幸的是，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中旬，陶渊明在京城的家遭受火灾，一场大火将一切焚毁一空，一家人只好寄居在门前的船中。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
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这年新秋时，陶渊明作《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记述了这件事，陶渊明在诗中虽没有对房屋焚毁表示悲痛，但却因秋之悲凉不禁为自己生不逢时而感到忧伤。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晋安帝义熙六年（410），陶渊明决定和家人一起迁到南村去，继续躬耕田园的生活，理由嘛，就是在这里有一些好邻居。除了农民，与陶渊明来往的人中还有不少隐居浔阳的文人士族，如刘遗民、周续之等，还有一些参军、县令、主簿之类的小官，如羊松龄、宠遵等。
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最少不了的东西就是酒了。与亲友谈心时饮酒，无聊烦闷时饮酒，饥饿口渴时饮酒，农事劳累时也饮酒……总之，在陶渊明看来，“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酒就是万能的。虽然饮酒对身体有害，他也“日日欲止之”（《止酒》），但就是无法戒酒。甚至连陶渊明自己也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止酒》）一旦离开了酒，人生就没有什么乐趣了，连睡觉都睡不安稳，起床都没有动力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止酒》）
但陶渊明也并不是时时都有酒喝的，因为家中贫穷，他常常连饭都吃不上。若是没有亲友的接济，自己也会好几日没有酒喝，常常“尘爵耻虚罍”（《九日闲居》）。有一回重阳节，陶渊明又没有酒喝了，只好在东篱下采了一束菊花，坐在东篱旁。过了一会儿，陶渊明隐约看到一人身袭白衣走来，那人走近了，陶渊明才认出来，原来是好友王弘，他当时在江州做刺史，知道陶渊明没酒喝，特意来送酒。二人当即痛饮一场，大醉而归。
陶渊明的另一好友颜延之，在始安郡当官，当时正好经过陶渊明住的地方，便天天去陶渊明家。后来临走的时候，颜延之感慨好友生活贫苦，心中难免悲楚，便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结果陶渊明转身便把这两万钱全部送到了酒家，理由竟然只是以后去拿酒喝方便些。
陶渊明曾以“五柳先生”自喻，“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因此，只要有亲友或邻里邀请他喝酒，他就开心前往，尽兴而归。这些人很欣赏陶渊明的才华和节操，而且其率真的性格十分招村民们喜欢，大家都愿意与他来往。
除了亲朋好友们的探望接济，有时实在熬不过去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饥饿难耐驱使陶渊明走出家门，去别人家叩门乞食。一句“拙言辞”道出了此时他的内心是多么复杂与不堪。但好在陶渊明一向与人为善，亲朋好友常来探望接济他，邻里也十分友好，对于他的困难，大家都十分乐意帮助。虽然他面对此事总是“拙言辞”，但“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知道陶渊明嗜酒，主人也毫不吝啬地取出酒来，他们与陶渊明边饮酒边交谈，“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乞食》），常常一聊便聊到了天黑。
晚年的陶渊明生活更加窘迫了，常常一连几天没有饭吃，饿得起不来床。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来看望好友陶渊明，此时的陶渊明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正躺在床上，听到好友檀道济敲门，他却连起床开门的力气都没有。檀道济看到好友如此落魄，内心十分不忍，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檀道济深知陶渊明有抱负有才华，不愿他这样的贤才遭到埋没，想要邀请他出山入仕。但陶渊明却笑了笑，回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萧统《陶渊明传》）临走时，檀道济要送给陶渊明粱肉，但陶渊明挥手拒绝了。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今自然也不会要粱肉。檀道济为陶渊明的清高与傲骨深深折服，便也不愿再强求他。
陶渊明患病多年，身体本来就差，再加上常年饥寒交迫，疾病得不到良好的救治，年纪又渐渐大了，身体越来越差。宋元嘉四年（427）十一月，贫病交加中的陶渊明最终与世长辞。一代文豪自此陨落，但他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与高洁的精神品质却遗泽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