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一、宋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由汉至唐，郑学极盛，故皮锡瑞称：“夫自汉至唐，郑学极盛，其时谚云：‘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承学之士，莫不服腻颜袷，逐康成车后。”[239]北宋初年，官方承袭唐制，以《五经正义》统一思想，列入科举，故郑学盛行不衰，“至宋太宗端拱时，始以孔颖达《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命孔维、李觉等校定。淳化初，上又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辙删去者数字，命觉、维评定。……真宗咸平元年，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板本多舛误，上命崔颐正详校”[240]。宋初统治者对郑玄推崇有加，“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又诏封……大司农郑康成高密伯”[241]。

庆历年间，北宋刘敞著《七经小传》，学风为之一变，始讲求义理，轻视注疏，“谓敞之说经，开南宋臆断之弊，敞不得辞”[242]。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遂罢废汉唐注疏，立《三经新义》为官学，士子考试皆以此为准，汉学遂衰。《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引陆游之说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243]

宋代学者治《诗》大体上可以分为疑古与保守两个派别：疑古派学者批评汉儒章句注疏之学，疑古惑经，另辟蹊径，专以己意解经，从而推动了义理之学的产生和思辨哲学的发展，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保守派学者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治学态度，批判继承《毛诗序》、《毛传》和《郑笺》之说。在《诗》学上，双方之间的斗争围绕着“废《序》和尊《序》”[244]进行。

（一）宋代疑古派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上承中晚唐经学新变之风气，宋初《诗》学疑古思潮已经开始暗潮涌动。孙复云：“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者也。”又云：“彼数子之说既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而可藏于太学、行于天下哉？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245]周尧卿字子俞，初名奭，今名及字梦人授之也，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饶州，著有《诗说》三十卷，已佚，其学“不惑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故“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周轼，湘阴人，于宋大中祥符间讲学岳麓书院，曾召为国子监主簿，留讲诸王宫，不就，其后返归岳麓，著有《毛诗笺传辨误》二十卷。

宋代《诗》学疑古思潮真正兴起于欧阳修、苏辙，成于郑樵等，最后定于朱熹，故《四库全书总目》曰：“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246]又曰：“其舍《序》言《诗》者，萌于欧阳修，成于郑樵，而定于朱子之《集传》。”[247]

欧阳修作《诗本义》之目的，在于矫正经传之失：“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248]他认为汉儒解《诗》失诗人本意：“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249]《诗本义》中包含的怀疑精神开启了宋代疑古思潮之先河，“宋代疑古之风，实此书启其端”[250]，“第一个剥去了长期笼罩在《毛传》、《郑笺》上的神圣光环”[251]。朱熹曰：“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252]具体说来，“《诗本义》在《麟之趾》、《鹊巢》、《野有死麕》等篇的论里指摘了《序》之失，但它在更多的篇中是指摘《传》、《笺》，而且常常据《序》来驳《传》、《笺》，有时又据《序》、《传》来驳《笺》”[253]。欧阳修平心论之，多持平之见，并非全盘否定毛、郑之说，“为《诗本义》，所改正百余篇，其余则曰：‘毛、郑之说是矣，复何云乎。’其公心通论如此”，故“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254]。如对于《周颂·思文》篇中“贻我来牟”毛、郑之误，欧阳修认为“二家所据，乃臆度伪《大誓》不可知之言，其可信哉？《尔雅·释草》载《诗》者不以来牟为麦可知矣。”苏辙著有《诗集传》，注解《诗经》简明扼要，力避繁琐之弊，其《自序》曰：“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同时，苏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255]，“谓《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256]。郑振铎评曰：“此书的影响很大。他以《诗序》首句为子夏作，其余为毛公所续的主张，后来的解《诗》者有大部分是服从他的。”[257]王安石《诗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他们一反前儒旧说，打破了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的传统模式，推动了思辨思潮的发展。

继北宋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王安石《诗经新义》之后，南宋时期疑经、疑传之作不断涌现，怀疑精神也愈来愈烈，“如果说北宋时期欧阳修、苏轼（德凌按：“苏轼”当为“苏辙”）等在总体上向汉儒《诗经》学体系宣战，并在部分问题上打开了突破口的话，那么，南宋时期《诗经》研究的革新者，则是重新对《诗经》进行全面的梳理、考证、阐释和研究，且多有新见”[258]。欧阳修、苏辙之论务为持平，学风朴实，其后学者却在疑古路上变本加厉，愈走愈远，郑樵、王质、王柏、王应麟、杨简等皆为典型代表。郑樵《诗传》、《诗辩妄》、王质《诗总闻》、王柏《诗疑》、杨简《慈湖诗传》，在疑《序》的同时，也疑《毛传》与郑《笺》。王应麟曰：“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259]郑樵《诗辩妄》专攻毛、郑，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其《诗辩妄自序》云：“《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今学者只冯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疑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辩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260]郑樵对《毛诗序》、《毛诗传笺》的疑古力度前所未有，给当时的学界以极大震动，“郑樵是一个博闻广识的思想敏锐的史学家，从残存的《诗辨妄》看，到处显露出他的特识”[261]。此书已经亡佚。周孚为批驳其说，撰作《非诗辨妄》，“郑樵的《诗辨妄》遇到了周孚这样一位坚决的论敌”[262]，书中保存有关于《诗辨妄》的诸多资料，可以参看。王质《诗总闻》尚存于世，“王质与郑樵、朱熹皆主张去序以言诗者。樵的著作已散佚，质者尚有此书流传，可以看出他攻击《诗序》的主张”[263]。王柏撰《诗疑》二卷，“柏疑《诗经》不应有情诗，主张删去《野有死麕》、《静女》、《桑中》诸诗”[264]。程大昌撰《诗论》一卷，“此书极重要。篇幅虽不多，而他的见解却有许多很可采取的地方”[265]。著《慈湖诗传》的杨简疑古亦颇有力，郑振铎称：“杨简疑古的勇气不让郑樵与程大昌诸人。他攻《诗序》，攻郑康成、陆德明。且以《大学》释《淇澳》一诗为附会，诋子夏为小人儒，以《左传》为不足据。这是很可以注意的。”[266]郑樵、王质、王柏、王应麟、杨简等学者怀疑经典的精神愈来愈烈，故《四库全书总目》曰：“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267]

比较而言，朱熹治学较为客观凿实。朱熹“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268]。朱熹《诗集传》既疑《诗序》，又对《诗序》颇多采获，并引《传》、《笺》释诗。王应麟《诗考自序》称：“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黄震曰：“若其发理之精到，措辞之简洁，读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诗传》者哉。”[269]张舜徽先生云：“宋儒之学，集大成者为朱熹，然熹推服汉儒及郑学甚至，观其言论之载于《文集》、《语类》者可知也。他若王应麟、黄震辈，皆淹博笃实，亦无排斥汉儒意，与夫空谈心性之士固大不同，未可混为一谈也。”[270]郑振铎先生称：“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的著作。郑樵、王质、程大昌诸人虽也努力攻击《诗序》，但他们的著作或散佚、或流传不广，俱无大势力。独熹此书则为后世童而习之的书，为后来说诗者辩论的焦点，影响极大。”[271]辅广撰《诗童子问》十卷，“此书伸朱熹之说而攻《诗序》，为《诗集传》很有力的奥援”[272]。朱鉴撰有《诗传遗说》六卷，“此书录朱熹文集及语录中论诗之语，为《诗集传》的辅助”[273]。

宋朝疑古派《诗经》学者不仅富有怀疑的精神，同时具有实证的态度，又有文学的眼光，“在《诗经》研究上能够扫除前人迷雾，对于某些诗的解释比较接近本来面目，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他们初步懂得要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二、注意考证事实。……三、注重涵泳本文”[274]。刘兆祐先生《历代诗经学概说》提出：“宋朝《诗经》学有两个特点：（一）怀疑的风气：因为怀疑，所以开始怀疑《小序》，怀疑毛《传》、郑《笺》。甚至于对整个《诗经》三百零五篇也开始怀疑，进而开始删诗，改窜篇章秩序。（二）实证的态度：因为讲求实证，特别重视《诗经》的文字、名物、地理，进而著重《诗经》资料的搜集，开始辑佚的工作，偏重于三家《诗》的辑佚，是前人听未有的。”[275]“宋朝人特别著重实证，所以考古学非常发达，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影响所及，研究《诗经》也从事考据。”[276]例如，“郑樵从《诗序》的这样一类疏漏之处论断它是汉人的伪托。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然而郑樵的辨说还有更令人信服之处。郑樵发现了《诗序》的奥秘，他的论点可以分为三类：一、凡是在《史记》世家、年表里能找到有关十五国风中国君名谥的，《诗序》都按照世次指言其人，而且按照谥的美恶定出美刺；二、凡是诗中所写，能和古书中所记某人事迹牵合的，就尽量牵合；三、凡是《史记》书中无国君名谥可考的，《诗序》中就不指言某君”[277]。郑振铎先生总结说：“郑樵、程大昌、王质、朱熹、杨简、王柏继之，大倡废序说诗之论，而所收的结果始大。在《诗经》研究上，竟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278]

欧阳修、王应麟等学者虽对郑注不满，却认为其说不可尽废，故积极辑佚补亡郑玄之佚著。北宋欧阳修极为看重郑玄《毛诗谱》，不遗余力辑佚而成《诗谱补亡》一书。王应麟不仅旁搜博求群书所引，辑佚郑氏佚书多种，而且荟萃《毛诗谱》、《尔雅》、《说文》、《汉书·地理志》、《水经》以及先儒涉《诗经》地名者，成《诗地理考》一书。《诗地理考》是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考察《诗经》地理的著作，既继承了《毛诗谱》对《诗经》地理考察的成果，又以新的资料作为补充，对《诗经》的地理研究有开创之功。

宋代疑古派学者怀疑古经、打破传统，攻击《序》、《传》、《笺》，其开拓与怀疑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其主观专断、矫枉过正之处则不可取。一些宋代学者对此曾有过反省，司马光曾曰：“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279]吕祖谦提出学者不可废弃传注之学：“学者多举伊川语，云：汉儒泥传注。伊川亦未尝令学者废传注。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后生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280]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序》亦曰：“《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毛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281]陆游论宋代学风之变时亦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282]《四库全书总目》切中肯綮地揭露了宋代疑古潮流之弊：“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283]郑振铎先生评曰：“在见解一方面，毛公、郑玄的《毛诗传笺》与朱熹的《诗集传》几乎成了一切辩论的焦点。后来搜辑齐、鲁、韩三家诗说的人又加入这个辩论的圈子里去。大概他们互相攻驳的话，都是很有理由的；讲到他们对于《诗经》本身的建设的研究，却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如王柏，我们觉得他疑古的见解是很对的，他的删诗的主张是很有勇气的；而一见到他的所以要疑序、要删诗的理由，便觉得完全是一种很可笑的见解了。”[284]

在宋代疑古派一系列攻击之下，《郑笺》的传统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一尊地位不复昔日。殷光熹先生云：“汉儒在为《诗经》作序、传、笺时，多有穿凿附会、曲解原文之处。唐以前，说《诗》者皆宗毛、郑，将其说视为金科玉律。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终于打破了毛、郑的世袭领地，变死水为活水，使之面貌一新。”[285]胡念贻先生指出：“宋代《诗经》研究中的反毛郑派，在学术研究上无论如何有其一定的进步性；而郑樵、朱熹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毛、郑的一些荒唐说法桎梏了人们头脑数百年，北宋有几个人提出一些怀疑和批评但很不彻底。郑樵首先大胆抨击，废《序》不用，然而他的著作在当时就遭到致命的攻击，以致于失传。朱熹对于《毛诗序》的批评，是继承了郑樵的事业。……在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到各式各样的禁锢，总是不容易解放。郑樵、朱熹等人研究《诗经》，从《诗序》、《传》、《笺》的束缚下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出来，迈开了第一步。”[286]

（二）宋代保守派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在诸多宋儒怀疑并攻击《毛诗序》、《毛传》、《郑笺》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如周孚、范处义、吕祖谦、段昌武、严粲、林岊、戴溪等解《诗》遵循《毛诗序》、《毛传》与《郑笺》之说。林岊《毛诗讲义》“大都简括《笺》、疏，依文训释，取裁毛、郑而折衷其异同”[287]。周孚《非诗辨妄》一卷，“此书本不重要，但因其录郑樵《诗辩妄》语颇多，很可因此看出些郑樵的主张来，故不能废”[288]。范处义《诗补传》拥护《毛诗序》。在诸多宋代保守派《诗》学著作中，尤以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与严粲《诗缉》两书最为卓越，可谓宋代《诗》学尊《序》派的双璧，“惟其间犹有宗法毛、郑，不为新说所夺，如吕祖谦《读诗记》、严粲《诗缉》之类，盖有可取者”[289]。

吕祖谦字伯恭，南宋理学家，曾云：“传注之学，汉之诸儒专门名家，以至于魏晋梁隋唐，全经固失，然而王肃、郑玄之徒说存，而犹有可见之美。”[290]其《吕氏家塾读诗记》罗列诸家注释与说解，其中多遵毛、郑之说，于当时疑古派外别树一帜，故《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记载朱熹称吕祖谦为“毛郑佞臣”，《四库全书总目》则谓为“坚守毛郑”[291]。《吕氏家塾读诗记》受到时人高度评价，如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序》评曰：“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持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乌乎！如伯恭父者，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292]陈振孙赞曰：“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也。”[293]《四库全书总目》从出版盛况的角度论曰：“了翁《后序》乃为眉山贺春卿重刻是书而作，时去祖谦没未远，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绝重是书也。”[294]由此可知，宋代依然有很多学者对于毛、郑之说持客观态度，认同《吕氏家塾读诗记》兼采毛、郑之举措。此后，戴溪仿《吕氏家塾读诗记》撰成《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探索诗人旨意，持论客观平实，与攻毛、郑者迥然有别；段昌武撰有《指南》、《毛诗集解》，亦宗吕祖谦之说。

南宋学者严粲，字坦叔，精《诗经》，所著《诗缉》乃“以便家之童习”之作。《诗缉·自序》称：“诗之兴几千年于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会孟氏说《诗》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则悠然见诗人言外之趣。”[295]此书成后颇受推崇，流传很广。由于部头太大，传写不易，“友朋训其子若弟者竞传写之，困于笔劄，胥命锓之木”[296]。严粲于南宋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刻板，数年后出版行世，其后不断被重刻。《诗缉》既兼用吕祖谦《读诗记》和其他各家杂说，又采获《序》、《传》、《笺》，兼取汉、宋，融通百家，择善而从，持平而论，探寻诗人本义。旧说不明者，则断以己意，时出新见。在诸多宋代《诗》学著作中，《诗缉》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诗经》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故林希逸《序》曰：“幽深夭矫，意具言外，盖尝穷诸家阃奥，而独得《风》《雅》余味，故能以诗言《诗》，此《笺》、《传》所以瞠若乎其后也。”[297]袁甫《序》称：“《黍离》、《中谷有蓷》、《葛藟》不用旧说，独能深得诗人优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时出新意，大抵宛转有旨趣，再三玩味，实获我心，坦叔可与言《诗》也已矣。”[298]《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299]姚际恒称是书“为宋人说《诗》第一”，张舜徽先生赞曰“宋人治《诗》之集其成者，无逾严粲《诗缉》”[300]。

吕祖谦、严粲、戴溪、林岊等学者在宋代《诗经》学领域别树一帜，客观评价郑《笺》价值，萃取郑《笺》精华，对郑玄《诗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说来，与疑古派相比，宋代保守派力量较弱，声势较小，成果较少，故郑振铎先生曰：“吕祖谦、范处义、戴溪、段昌武、严粲诸人则出而为拥护《诗序》的运动。但他们的声势，终不如废《序》派的浩大。我们看上面所举的各书，便可以知道那时的趋势了。”[301]

二、元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元、明两代《诗经》学著作大都依据朱熹《诗集传》，因循多，创新少，故胡念贻先生曰：“在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总是习惯于依附他人，作他人的奴隶。他们不作毛、郑的奴隶，就转而作朱熹的奴隶。到了元代，除个别人如马端临极力维护《毛传》外，一些人研究《诗经》，都竞相依傍朱《传》，如刘瑾《诗传通释》、梁益《诗传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刘玉汝《诗缵绪》等等。封建统治者为了使思想定于一尊，使人有所遵循，在经学各门中，作出一些规定。元仁宗延祐二年开科举，按照仁宗皇庆二年诏令，‘《诗》以朱氏为主’。明太祖定科举考试科目，《诗经》也是主朱子《集传》。明成祖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诗经大全》就是根据元刘瑾《诗传通释》稍加增损而成。清康熙《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也是以《集传》为纲。《诗集传》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代替了唐以前《毛传》、《郑笺》的地位。”[302]

元代《诗经》学本于宋，成就却远不及宋，大多为本《诗集传》之作，专门研究郑玄《诗》学的成果极少。《诗经》学著作主要有刘瑾《诗传通释》二十卷、梁益《诗传旁通》十五卷、朱公迁撰《诗经疏义》二十卷、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罗复《诗集传音释》二十卷、刘玉汝《诗缵绪》十八卷、梁寅《诗演义》十五卷等，皆疏释《诗集传》。元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卷末列出作诗之时世，其例从郑玄《毛诗谱》，其说改从朱熹《诗集传》。朱倬所著《诗疑问》七卷，附《诗辨说》一卷，别树一帜，“其书略举诗篇大旨发问，而各以所注列于下，亦有阙而不注者”[303]。郑振铎先生曰：“我们看了他们的书，觉得很可惊异！因为除了许倬（德凌按：当为朱倬）的一部书外，其余的许多书竟完全是疏释朱熹的《诗集传》的。宋时，尚有吕祖谦派与朱熹相抗，不料到了元代，朱熹的势力竟变成如此的浩大！说诗者几乎除朱说外，竟不知有他书了。”[304]综上所述，元代的《诗经》研究多宗宋学，因循朱熹《诗集传》，进行繁琐的考证与阐述，创新不足，建树不多。

三、明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明代经学注重实践，讲求义理，在理论上鲜有创新，在训诂上考证粗疏，“考证学的目的在求真，着力于文字训诂上的诠释，明人则反是，他们治经尽量避开名句文身的纠缠，而以大义为先，从义理上力求心得，争取切身受用之处，表面看似蹈虚，往往收到行动上预期不到的实效”[305]，“明儒是直接受到经学熏陶的，明代经学的伟大地方，不在表面的道问学层次”[306]。《诗经》学同样如此。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比较注重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在此背景之下，郑玄地位不高，以至于嘉靖九年朝廷从张璁之议，在孔庙祭祀者中罢祀郑玄，改祀郑乡。

明代初年经学上依然如元代一样崇信程朱理学，《诗经》研究主流多疏解朱熹《诗集传》，如朱善《毛诗解颐》四卷、胡广等《诗集传大全》二十卷等皆为此类著作。为了在科举考试时统一经说，胡广编撰而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颁发确定了明代经学的标准范本，但错讹颇多。明代学子参加科举考试，以《诗集传》为准，一般不再研习其它经注，故顾炎武《日知录》曰：“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窃为己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义亡。”（《日知录》“书传全选”条）饶宗颐先生指出：“《大全》之编制，因陋就简，剿袭成书，与唐人《五经正义》相去万里，故深为后儒诟病。”[307]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复古思潮，“汉学”开始复兴，《诗经》学渐渐回温。在《诗经》学领域，研治毛、郑的学者逐渐最多。李先芳撰有《读诗私记》二卷，释《诗》多从毛、郑之说，并采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等书。朱谋主汉代诗说，撰有《诗故》十卷。郝敬撰有《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毛诗序说》八卷，取《毛诗序》之说，攻击朱熹之解。姚舜牧《诗经疑问》十二卷、张次仲《待轩诗记》八卷折衷毛、朱，贺贻孙《诗触》六卷折衷《序》、《传》。冯应京所撰《六家诗名物疏》征引赅博，考论翔实，于郑《笺》多有发明。何楷所撰《诗经世本古义》三十卷，据《孟子》知人论世之说，依时代次序论《诗》，可补《毛诗谱》之阙，但亦有不少错讹。张溥撰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郑振铎先生曰：“及李先芳、朱谋、姚舜牧、张次仲、何楷诸人的著作相继而出，研究的趋向才为之一变，非朱宗毛与折衷毛、朱的人才渐渐的多起来。他们比元人的眼光已经广大得多；于宋人以外，知道还有汉儒。但大抵无甚新解。所有的见解，都不能超出于毛序、朱传之外。”[308]在“汉学”复兴的倾向下，明代《诗经》学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渐渐萌芽，新思想潮流不断涌现，一些学者追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叛旧说，如王阳明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给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思想以极大冲击。丰坊受“王学”影响，张扬个性，曾伪造端木赐《诗传》一卷、鲁申培《诗说》一卷。两书一出，立即引起轰动，为张以诚、凌濛初等诸多儒者所信从。郑振铎先生曰：“只有异军突起的丰坊，能稍跳出他们的范围。丰坊的影响也颇大。如凌濛初，如张以诚，都是相信他的话的。当时的刻书家且竞传其书。这可以算是明代《诗经》研究中的一支别派。”[309]也有学者能够继承“宋学”之风，自成一家之言，如季本所撰《诗说解颐》四十卷，征引博洽，持之有据，不因袭旧说，多出新意。刘毓庆以为季本、丰坊二位学者颇能引领《诗》学新风：“明代《诗经》之经学研究，其特色之形成实始于季本、丰坊。前人对此二人颇多毁辞，然他们对诗旨之探讨，对诗义之训解，对于宋儒统治下走向僵死之《诗经》研究模式之毁弃，实有着突出贡献。”[310]当然，季本、丰坊等学者的研究方式也有弊端，“明代经学家最大毛病，无如妄改及作伪，王柏删《诗》，太祖删《孟》（其《孟子节文》日本内阁文库有明写本），令刘三吾刊削文句，令人啼笑皆非。作伪之例，如丰坊诸《世学》，钱谦益早已揭出为坊所伪，又若孟经国之伪本《孟子外书》，乃据姚士粦伪本”[311]。

总体而言，元、明两代《诗经》研究多疏解朱熹《诗集传》之作，郑玄《诗》学不仅乏人问津，而且常遭批判。王鸣盛《仪礼管见序》曰：“顾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间，说经者十九皆以叛郑为事，其叛郑者十九皆似是而非。”[312]《四库全书总目》总结元、明两代《诗经》学研究成果曰：“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313]此论颇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