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清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清代经学具有比较鲜明的复古特色，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经学内在发展规律的影响；二，外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从经学内在的发展规律上看，经学呈现出复古与新变不断交替的震荡式发展规律（此采郑师之说）。明代一些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同时有些学者篡改经书、伪造古书，顾炎武称之为“无非盗窃”，因而备受后世学者诟病。江藩述其师余箫客、江声之论曰：“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314]在明朝后期内忧外患、社稷将倾的困境之下，学者开始反思王学流弊，重新从经书中寻找社会变革的依据。社稷的覆亡，阻断了明代学者回归的路途。面对明代经学上的种种弊端，清代学者走上了复古之路。另一方面，清代学术的复古倾向与异族统治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息息相关。清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大兴文字狱，其酷烈程度前所未有。在高压政策下，学者于义理上不敢如宋人一般放言无惮，多致力于名物考证、音韵训诂上。梁启超先生曰：“‘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315]又曰：“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316]大体说来，清学之复古沿着两条道路行走：一条道路是重拾宋人治学的方法，疑古说，反经传，此即所谓“宋学”；一条道路是回归汉儒治学的方法上去，信经传，征古说，此即所谓“汉学”、“朴学”。清代学者由此两途入手，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清代的《诗》学研究，走“宋学”路径者，或反《毛诗》、主朱《传》；或另立新说，自成一家，如李光地《诗所》、崔述《读风偶识》、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可以称为“独立思考派，这一派人继承了宋代从欧阳修到郑、朱、王等人的《诗经》研究方法，不迷信《诗序》，也不迷信《诗集传》，对一些诗作独立的思考，作出自己的解释”[317]。走“汉学”路径者，或非难朱熹之说，宗主毛、郑之说；或笃守毛说，质疑郑解；或通过辑佚，重寻“三家《诗》”之义，反对毛说。清代的《诗》学研究者，“大概他们的汉学研究的进化，可分三级：第一级是拿了毛、郑的学说以攻朱熹。朱熹打倒了，便进而做第二级的运动，拿了毛公的传来攻郑玄的笺。郑玄打破了，便又进而做第三级的运动，拿了齐、鲁、韩的遗说，来攻毛公的传”[318]。朱鹤龄《诗经通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陈奂《诗毛氏传疏》及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阎若璩《毛朱诗说》、孙焘《毛诗说》、马其昶《毛诗学》等皆笃守毛说。魏源《诗古微》“为宗三家而斥毛氏之作”，龚橙《诗本谊》“为橙自作之诗序，折衷于三家及《毛传》众说”。总而言之，“陈启源、朱鹤龄、阎若璩、诸锦诸人对于朱熹的《诗集传》加以攻击，而宋儒之学几于无人研求。其后汉学的研究，渐渐达于高潮的时候。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人，致力于毛、郑之研究。段玉裁、孙焘诸人，致力于毛公传的考索。范家相、魏源、丁晏、陈乔枞诸人，致力于三家遗说的搜获。几至于极盛难继之境”[319]。在这种背景下，“汉学”达于极盛，“有清一代，论者号为经学复兴，以为承元明积衰之后，而能轹宋超唐以上跻两汉之盛也”[320]。

在“汉学”复兴的背景下，郑学重现生机，再度辉煌。由于“当明清易代以后中国的文化人重新反思中国的经典时，发现郑玄的学说可能比朱夫子的更可靠，于是郑学甚至重新成了显学”[321]。汉注被重新关注和整理，郑学再度成为显学，以至于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风气。吴廷华所著《周礼疑义》、《仪礼疑义》、《礼记疑义》等“多本郑、贾笺疏”，王鸣盛“生平专守郑氏一家之言”，其《仪礼管见序》称：“学问之道首识字，次穷经，次考史。然史学不必有所专主，而字学、经学则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322]丁晏《郑君年谱序》称：“余夙好郑学，凡遗文轶事，必手录而存之。”[323]孔广森名其斋曰“仪郑堂”。陆陇其、王士祯、朱彝尊、任兆麟等学者皆尊崇郑氏。郑氏复从祀孔庙[32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三《礼部》记载：“今议得二十二人中，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六人允宜复祀。……乾隆十八年奏准。”[325]在学者纷纷校勘郑注、发明郑义、疏解郑注、辑录佚文的形势下，清代郑玄《诗经》学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尤其是在考据和训诂方面。清代郑玄《诗经》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清初至康熙年间、乾嘉道光时期、道光以后三个阶段。

一、清初至康熙年间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清初至康熙年间，无论是上层官吏，还是民间学者，均兼采汉学、宋学，不拘守宋儒之说，郑玄《诗经》研究开始复兴。王鸿绪等人奉诏所撰《诗经传说汇纂》、朱鹤龄《诗经通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王夫之《诗经稗疏》、钱澄之《田间诗学》、惠周惕《诗说》等著作皆对郑《笺》有所取用。康熙六十年所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一方面，“虽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326]；另一方面，反明代唯尊朱熹《诗集传》之举，在《附录》部分列出毛、郑之说。《诗经传说汇纂》乃官方钦定教科书，引导学人重视“汉学”。朱鹤龄《诗经通义》广采诸说，兼采毛、郑；同时，考定郑氏《诗谱》，仿照《史记年表》之体，合为一图，纠正欧阳修以《风》、《雅》、《颂》分时代先后之误。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释《诗》准《毛传》，参《郑笺》，以为《诗序》乃“古国史之官”所作，故“执以读其诗，譬犹秉烛而求物于暗室中，百不失一”[327]。如《诗》以“扬之水”名篇者，据《小尔雅》“扬、翥、举也”及《说文》“扬，飞举也”，当从毛、郑训“激扬”，不当从宋儒朱熹“悠扬”之解。王夫之《诗经稗疏》“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328]。钱澄之撰有《田间诗学》一书，自称录毛、郑、孔三家之书十之二，于郑玄之说时有采用。惠周惕《诗说》采纳《毛传》、郑《笺》之说，参以详细周密之考证，下己意说《诗》。

在清初至康熙年间《诗经》研究出现复兴局面的背景下，郑玄《诗经》学重新得到重视与采纳。在此之后，研究著作逐渐增多，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出现新变。

二、乾嘉道光时期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乾嘉道光时期，官方继续大力提倡“汉学”。乾隆元年朝廷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府州县，乾隆九年提出“务以经义与《四书》文并重”，“不得专重《四书》文而忽经义”，乾隆十二年“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而汉学始大著，则知乾隆之世渐不局于宋学”[329]。以刊刻《十三经注疏》为标志，极富盛名的乾嘉学派逐渐发展兴盛。与此相伴而来的是，郑玄《诗经》学研究达至鼎盛，名家辈出，经典频现。此时涌现出一批注释《毛诗》以及比较毛郑异同得失的著作，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胡承珙《毛诗后笺》、戴震《毛郑诗考正》、程晋芳《毛郑异同考》、焦循《诗经补疏》、丁晏《毛郑诗释》、张汝霖《学诗毛郑异同签》、曾钊《诗毛郑异同辨》、沈镐《毛诗传笺异义解》、范迪襄《毛郑异同疏证》等皆为代表作，“乾嘉以降，‘申毛难郑’与‘申郑难毛’的问题重新提出，许多学者致力于比较毛、郑的异同，考辨毛、郑的是非”，“这些著作大多排《郑笺》而主《毛传》”[330]。乾隆二十年御纂《钦定诗义折中》镕铸众说，兼采毛、郑，并据毛、郑订正讹误。朱珔《说文假借义证》用《郑笺》研究《说文》假借字，可谓另辟蹊径。

在复兴汉学的过程中，马瑞辰、陈奂、胡承珙宗毛为主，精于考证，实事求是，对郑说有取有驳。《毛诗传笺通释》、《诗毛氏传疏》、《毛诗后笺》成为清代《诗经》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极大推动了郑玄《诗经》学的研究。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兼取毛、郑”[331]，第一卷通考《毛诗》源流与《传》、《笺》异同得失；第二卷及以后篇卷，按《毛诗》顺序先列《传》、《笺》，后以《诗序》为准，疏通《传》、《笺》，辨正《郑笺》异于《毛传》者，并对《郑笺》疏通《毛诗》假借之处颇多发明，以为《郑笺》多本《韩诗》。《毛诗传笺通释》是乾隆、嘉庆时期研究《诗经》的一部力作。胡承珙“其毕生精力所专注者则在《毛诗》”，其《毛诗后笺》“专主发明《毛传》，为之既久，然后知《笺》之于《传》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异毛而不如毛义者”[332]，从毛者多，从郑者少，故“从毛者十之八九，从郑者十之一二”[333]。黄焯先生曰：“独胡君承珙笃信《传》义，于《笺》之异《传》者则能曲申《传》说，使《笺》义每为之诎。其遇《笺》义未当而为《传》所未言者，间亦举而驳正之。”[334]陈奂《诗毛氏传疏》、《郑氏笺考证》等著作，遵从“以毛还毛，以郑还郑”准则，恪守《毛诗》家法。黄焯先生云：“专依《毛传》而不及《笺》，又偏详训诂名物，而于辞义或少推究。”[335]。其实此论未为公允，陈氏亦兼采《笺》说，如《鹤鸣》一诗，先列《毛诗序》，继而列《笺》说以作补充，曰：“《鹤鸣》，诲宣王也。《笺》云：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336]《郑氏笺考证》则专为考察《郑笺》本源而作。周予同先生评曰：“戴氏的再传弟子陈奂作《毛诗传疏》，始去郑用毛，恢复《诗》古文学的本来面目。又作《郑氏笺考证》，考证《郑笺》的来源，于是《毛诗》古文学又遂大行于清代中叶。”[337]梁启超先生论马瑞辰、陈奂、胡承珙三家《诗》学成就云：“到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承珙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三、陈硕甫奂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缺焉，陈氏则专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三书比较，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338]

段玉裁以为毛、郑有别，宜相区别，其《诗经小学》有申《毛传》者，有申《郑笺》者，有表明毛、郑异议者；其所订《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欲把毛公《故训传》的真相，从郑玄的传笺本里恢复出来”[339]。林伯桐《毛诗通考》批评《郑笺》改字、迂曲等不足。丁晏笃好郑学，于《笺》用力尤深，因《孔疏》多有错会郑申毛正旨之处，故撰《毛郑诗释》四卷；匡正欧阳修《诗谱补亡》辑补之失，援引确凿材料对《毛诗谱》既正又补，撰《诗谱考正》一卷。戴震《毛郑诗考正》，详加甄别考证《毛传》、《郑笺》之说，辅以己意，阐释《郑笺》申毛之长，改字、讹误、迂曲之短，解歧说之纷争，补诸家之训诂，故“至戴氏而一革旧习，鄙唐宋以下事不屑言，悍然攻程朱之说而不顾，汉学之壁垒至东原而始固，此前世之所以推东原也”[340]。戴震重订欧阳修《诗谱补亡》，与郑意略近，仍未臻完善，其自识曰：“郑氏《谱》亡，欧阳永叔得其残本于绛州，取孔颖达《正义》订正所载之文补之。今其《谱》又复讹阙，聊加订正，以存梗概。”[341]胡元仪以欧阳修《诗谱补亡》错舛颇多，正误不辨，故纠其谬，辑佚补亡《毛诗谱》一卷。此书体例与丁晏《诗谱考证》有所不同。另外，《马钟山遗书》收有《毛诗郑谱疏证》一卷，乃为疏证《毛诗谱》而作。

三、道光以后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道光以后，致力于郑氏《诗》学者少，专著寥若晨星。陈乔枞《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研究《郑笺》改字多所发明。包世荣《毛诗礼征》，赞同郑玄以礼说《诗》之举。清代研究郑学的集大成者皮锡瑞，“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皮锡瑞“少习郑学，意欲举郑氏诸书，尽为注解”[342]，既“服膺郑学”，“亦不苟同”[343]，一生致力于考索、疏通郑著，撰有《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六艺论疏证》、《圣证论补评》、《鲁礼袷义疏证》等书。其《经学通论》阐述《诗经》要义，《经学历史》探索经学发展历程，堪称经典。

清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失。《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清儒治学存在琐碎之弊：“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344]此观点对于有清一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来说同样适用。张舜徽先生以为清代《诗经》学研究之不足在于：“故治《诗》贵能以情度情，而超出于名物、度数、训诂之外，慎思以通其意。此则宋贤之所长，而清儒之所短也。清儒惟误执治《书》治《礼》之法以治《诗》，视三百五篇不啻专为音韵、故训、名物而作，自考论文字异同、辨证名物情状外，不复知有他事，岂不悖哉！张、叶两家称举新疏，《诗》则同宗陈奂《传疏》，章氏颇以是书胶固为病，所见固远出张、叶上。然舜徽尝遍观清儒说《诗》之书，固无往而非胶固，不第陈氏《传疏》然已。故终清之世，经师著述可以汗牛，而以说《诗》为最卑。若马瑞辰、胡承珙诸家所造，虽亦间有补苴，然皆囿于识小之科，无与于阐明大义，虽多无足尚也。”[345]“平心论之，清儒惟考证名物之情状，审别文字之异同，足以跨越昔人，至于引申大义，阐明经意，不逮宋贤远甚。”[346]诚如《四库全书总目》与张氏之说，清代《诗经》训诂、考证成就巨大，而在独创新义方面尚有所疏略，在开拓新途方面亦有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