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一、初盛唐时期《诗》学之统一

唐朝政治上统一，经济上强盛，文化政策上开明，在此背景下唐代经学走向统一。唐代经学之统一主要由三方面原因促成。

其一，经学的统一，既是适应政治上统一的需要而出现，又与唐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唐朝历代统治者均采取尊儒崇经的政策，把儒学作为封建统治之正统思想，由此推进了经学的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直至高宗李治统治时期，中国经学逐渐走向统一。面对“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阱”[210]、“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斁，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211]的局面，李渊即位后立即着手于兴化崇儒，既立周公庙、孔子庙，兴办儒学，开设科举，又征召儒者，任用儒臣。李世民即位后为树立儒学权威，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升孔子为先圣，褒扬前代经师，重视儒学教育，统一儒家经典等。为统一儒家经典，李世民既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又诏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义疏。

其二，由隋朝沿袭而来的科举制度，发展至唐代已经逐渐成熟。随着“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212]等各种问题的日益突出，经学典籍迫切需要定本定说，由此促进了官方统一经学举措的实施。唐太宗李世民“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213]。《五经》定本修成后，唐太宗“悉诏诸儒议，于是各执所习，共非诘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214]。《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作为官方教材，颁行全国，从此以后成为唐代中央官学至地方州县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至此《五经》文字趋于统一，不复歧说。在统一《五经》文字异本之后，还需统一《五经》注解异说，唐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215]。其后经过一番修正，《五经正义》最终在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以此作为国子学、太学、郡县学的标准定本，即令依准考试。《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经学统一最为重要的标志。儒生士子为科举应试计，必须遵守官方《五经》定本、《五经正义》之定说。终唐之世，直到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五经正义》一直被用作官方钦定的教科书。

其三，从根本上说，唐代经学的统一是由经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在南北朝、隋朝经学文献日益积累、经学思想日益发展的基础上，唐代经学形成了统一局面。唐朝初建之时，由南北朝、隋朝发展而来的经学，文字和经说并无定本，文字缺讹，诸儒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异说蜂起，此时统一异本、异说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诏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实乃大势所趋。《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儒家经典在文字和内容两个方面的统一。皮锡瑞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216]“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217]马宗霍云：“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218]李源澄谓：“唐初修《五经正义》，乃结束其前之经学，自有经学以来，至此为一段落。”[219]《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的颁行天下，标志着南学、北学分立局面的结束和经学的大统一。

在经学统一的背景下，《诗经》学也完成了统一。唐初孔颖达等学者在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等著作基础上，遵行“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注疏原则，谨守《毛传》、《郑笺》之说，并且吸收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代的《诗》学成果，进行补充、申明、纠误，奉敕撰作而成《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对《郑笺》、《毛诗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既详细探讨了《郑笺》、《毛诗谱》的命名含义、撰作方法、创作目的，又具体阐释《郑笺》、《毛诗谱》中的字、词、句。马宗霍曰：“唐人义疏之学，虽得失互见，而瑕不掩瑜。名宗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破门户之习。……及乎《诗》《礼》，所宗皆郑氏，故疏益发舒。《诗》则训诂本诸《尔雅》，而参以犍为舍人、樊光、李巡、孙叔然诸家之注，使《尔雅》古义，赖是以存。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间及焉。制度本诸群经，而益之以王肃之难，王基之驳，孙毓之评，崔灵恩之集注，佐之以郑氏《易》注、《书》注，贾服《左传》注，他若《郑志》驳《五经异义》诸书，亦咸萃焉。虽有二刘在前，足备采择，而取舍之间，实具卓识。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固其宜也。”[220]《毛诗正义》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郑笺》和《毛诗谱》的著作，结束了一段时期内《诗经》学上的纷争局面，至此“论归一定，无复歧途”[221]。黄焯先生《毛诗传笺平议序》曰：“因疏家之体，例不破注，故其间少所是非。”《毛诗正义》完成了《诗经》学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它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222]。

不可否认的是，《毛诗正义》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疏不破注”原则的束缚下，《毛诗正义》曲拘毛、郑注文，缺乏创新，以至于在《毛传》、《郑笺》解《诗》分歧时左右回护，东支西绌，甚至穿凿附会，使人无所适从，故清代学者胡培翚云：“前岁专力《毛诗》，以孔《疏》较他经特哗然失之繁冗，且有毛、郑大指本自不异，《疏》强生分别者，有申《传》申《笺》而不得其意者，读之颇多不安于心。”[223]马瑞辰谓：“唐人作《正义》，每取王子雍说，名为申毛，而实失毛旨。郑君笺《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或取正字，或以旁训疏通证明之，非尽易毛也。《正义》泥于‘《传》无破字’之说，每误以《笺》之申毛者为易毛义。又郑君先从张恭祖授《韩诗》，兼通齐鲁之学，间有与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诗》’，而参以己意，《正义》又或误以《笺》义为《传》义。余与墨庄同见及此。”[224]在杂出众手的成书模式下，《正义》疏文难免虚浮讹误，文字互异，甚至于《郑笺》申《毛传》处以为改《毛传》，故焦循《毛诗补疏》曰：“然毛、郑义有异同，往往混郑于毛，比毛于郑，而声音训诂之间疏略亦多。”[225]皮锡瑞又曰：“疏失可嗤，不能为诸儒解矣。”[226]《毛诗正义》成书后，诸多解《诗》之作先后亡佚，故吕祖谦云：“传注之学，汉之诸儒专门名家。以至于魏晋梁隋唐，全经固失，然而王肃、郑玄之徒说存而犹有可见之美。自唐太宗命孔颖达集诸家之说为《正义》，才经一番总集。后之观经者，便只知有《正义》，而诸儒之说无复存。”[227]尽管《毛诗正义》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特承汉、魏、六朝传注义疏之后，以集其成耳”[228]，“唐初经师如陆、孔诸家，皆前朝遗献，其于群经有论赞之功，无自得之学”[229]，其贡献仍然不容抹杀，故皮锡瑞云：“唐人义疏，其可议者诚不少矣；而学者当古籍沦亡之后，欲存汉学于万一，窥郑君之藩篱，舍是书无征焉。是又功过互见，未可概论者也。”[230]

二、中晚唐时期《诗》学之新变

中晚唐时期经学产生新变，原因有二。一方面传统经学的发展变得迟滞，走入困境，因此经学需要从自身内部进行新变。唐初《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出现，标志着经学统一，而且其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231]，但《五经正义》解经“疏不破注”，形成定说，使得经学自身的发展日渐僵化，缺乏活力。作为科举考试的必需品，文人学士仅仅以之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应付科举考试，故“《春秋》三传束高阁”，从而不再引起文人学士的内心兴趣和真诚信仰。经学必须通过自新，才能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从唐代经学统一时起，不断有经学家探索经学发展的新途径，开拓经学发展的新局面，由此引发了唐代中后期经学自身的新变。另一方面，唐代政治开明，学术自由，一些通达之士有机会表现其特识新见，不用拘守陈规旧说。在此背景下，既有怀疑经典的马嘉运、王元感、成伯玙等，也有自名其学的啖助、赵匡、陆淳、施士匄、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蔡广成等，又有力图转变经学研究方向、建立“道统说”的韩愈、李翱等，皆致力于抛弃官方所指定的注疏之学，另起炉灶，推陈出新。他们以大胆的创新精神，开启了经学新风，实现了经学自身的突围，发挥了经学经世致用的作用，由此促成了中晚唐经学上的新变。

中晚唐经学新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对《易》、《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解说的推陈出新；其二，韩愈、李翱等人对经学发展方向的转折。这两方面既是传统经学开始变古的标志，又是宋明理学、宋明疑经辨伪之先声。随着唐代衰落的国运而起的，是经学上一种新风气的出现，一股新思想潮流的形成，故《新唐书·啖助传》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232]“自名其学”，也即抛弃原来固守的成说——官方所指定的注疏之学，另辟蹊径。

在唐代《诗经》学上，《毛诗正义》定于一尊，故《诗经》研究日渐僵化，而施士匄、成伯玙、韩愈皆不同流俗，提出新说，在《诗经》学领域独树一帜。施士匄明毛、郑《诗》，曾公开讲授《诗经》，其解《诗》异于汉代经师拘泥古训、墨守师说的章句之学，另立新说，表达新见，故《唐语林》卷二《文学》云：“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又说《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233]韩愈极为推崇施氏之学，故其《施士丐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成伯玙不依传统解《诗》，撰有《毛诗指说》、《毛诗断章》，对《诗序》作者问题提出新解，以为《毛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并以文学的观点说《诗》，对于宋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四库全书总目》评《毛诗指说》曰：“然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则决别疑似，于说《诗》亦深有功矣。”[234]郑振铎称：“此书颇重要。苏辙以《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作，后为毛苌所续，其论在伯玙此书中已见其端。”[235]成伯玙《毛诗指说》“是唐代《诗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见证之一，也是研究唐代的经学，考察中晚唐经说异议现象，溯源宋学疑古风气之所由，必须深究的一部典籍”[236]。韩愈率先提出“子夏不序《诗》”之说，原因有三：“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237]刘毓庆先生、唐婷《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一文引晁说之、李樗等所引韩愈观点后指出：“韩愈提出‘子夏不序《诗》’，将此前的观点一并推翻，《诗序》研究才真正意义上地翻开新的篇章。”“这在《诗》学研究史上简直是划时代的声音。从汉唐以来，学者一直视为金科玉律的‘子夏作《序》’之说，被韩愈一下子拉下神坛。”[238]成伯玙、施士匄、韩愈是汉学与宋学转承时期《诗经》学的杰出代表，其怀疑与创新精神扭转了唐代《诗经》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宋代《诗经》学之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