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风骨与两晋诗坛
风骨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批评术语。简而言之，风即情，骨即辞。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总体风貌的概括。作家们个性突出，积极用世，在文学创作上具有“慷慨任气”、“磊落使才”之情，“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辞，把深厚真挚的情感和刚健简练的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具时代个性与艺术魅力的文学风貌。建安风骨的代表作家是“三曹”（曹操、曹丕与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应玚、刘桢），随着曹植在魏明帝太和六年（232）的去世，取而代之的是正始文学。在政治高压和玄学盛行的影响下，正始文学趋于与现实疏离的人生思考和哲理表现，以阮籍、嵇康为代表。泰始元年（265）西晋建立，并于太康元年（280）平定吴国，统一全国。西晋文学通常分为晋初、太康、永嘉三个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群。永嘉之乱后，东晋于建武元年（317）建立，偏安江南，将滥觞于魏晋的玄言诗发展到极致。这一时代最值得注意的作家是陶渊明。
第一节 概述
按时代的先后和魏晋文学的演变，本节主要讨论以下三部分：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
首先是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公元196年8月，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洛阳，迁都许县，改元建安，“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招贤纳士，名士云集，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建安七子”为骨干的建安作家群。曹植《与杨德祖书》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1]“建安七子”除孔融外，王粲等六人均为曹操所笼络，可见一斑。
建安作家群身历东汉末年的战乱、饥荒与瘟疫，又托身于政治家曹操手下，欲有所作为，澄清天下，因此其作品一方面伤时感世，抒发人生无常和身如转蓬的悲情，一方面慷慨任气，表现时不我待和建功立业的壮志，这两方面在建安文学中融合无间。浓烈的感情色彩和生命意识是建安文学突出的特征，与此相适应的是，东汉文学开始发展的五言抒情诗传统在建安时代得到了强化，并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创作高峰，影响深远。相比于东汉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甚至班固以来的文人五言诗，建安诗歌与作者的经历、身份、性格、情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示出文人诗歌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同时，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受到了汉代的强势文体——赋的影响，散体渗入偶对，质朴走向华美。
“三曹”、“七子”中，孔融于建安十三年（208）被杀，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212），其余五子均死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二十二年（217）的流行瘟疫中，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随着曹丕在黄初七年（226）、曹植在太和六年（232）先后去世，建安文学逐渐走向终结。
正始（240—249年）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一直延续到西晋立国（265年）。曹魏后期，皇族昏庸无能，权臣司马氏当政，废立皇帝，无所忌惮，宠树同己，杀戮异己，“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何晏、夏侯玄、嵇康等名士先后被害，阮籍等噤若寒蝉，隐于酒乡。建安文学中悲壮昂扬的政治理想褪色，而原有的人生无常之感则深化为忧生之嗟。同时，正始年间玄学的流行，又为正始文学加上了理性哲思的底色。然而，玄学的理性哲思并不能真正化解现实的忧生之嗟，集中体现在正始文学上，主要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尤以阮籍寄托遥深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最为典型。其他作家如嵇康的四言诗、论文等，也体现了正始文学的特点。
其次是西晋文学。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立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天下重归一统。
西晋文学大致可分为晋初文学、太康文学、永嘉文学三期。晋初（265—280年）文学以傅玄和张华为代表。傅玄以模仿前人的乐府诗而著称，其中《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颇具社会意义。张华是晋初文坛领袖，以善体察儿女之情著称，代表作有《情诗》五首、《杂诗》三首等，钟嵘《诗品》称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其《轻薄篇》反映西晋上层社会奢侈浮华的生活，所谓“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具有一定针砭现实的社会意义。晋初文学奠定了西晋文学的两大特点：一、拟古；二、采缛，集中体现了对诗歌艺术形式的追求。
太康（280—290年）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文学则要延伸到西晋元康（291—299年）以后。刘勰曾比较太康文学与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的风格差异：“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自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一时期的作家群代表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即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陆机、陆云两兄弟，潘岳、潘尼两叔侄以及左思，以五言诗创作为主。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陆机和潘岳。他们的诗歌在晋初文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无论是拟古还是采缛，都表现出踵事增华的特点。例如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等，均为模拟《诗经》的四言诗。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均为模拟《古诗十九首》的五言诗，等等。当然他们也有不少自创之作，如陆机《赴洛中道作》二首、《招隐诗》、《为顾彦先赠妇》二首等，潘岳《内顾诗》二首、《悼亡诗》三首等。无论是模拟前人之作，还是自创之作，文辞趋于采缛，句式趋于偶对，是太康文学的共同特征。
永嘉（307—313年）是西晋末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永嘉文学以左思、刘琨为代表，继承了建安风骨，体现了与晋初、太康文学的不同路数。左思在辞赋上以《三都赋》作为传统京都大赋的收山之作，曾有“洛阳纸贵”的佳话。其诗歌则以《咏史诗》八首和《娇女诗》为代表。自东汉班固《咏史》以来，咏史之作渐多，如王粲、阮瑀的《咏史诗》，曹植的《三良诗》，杜挚的《赠毌丘俭》等，总体而言，传统咏史诗以
括历史事件、赞颂历史人物为主。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则是将咏史题材化为咏怀之作，是传统咏史诗的变体，将历史题材与个人情怀紧密结合起来，产生异代同心的共鸣，影响深远。刘琨早年生活放荡不羁，而于永嘉之乱中任并州刺史，闻鸡起舞，在北方勇抗群胡，最终被段
所害。其诗作如《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等都是具有内在张力的作品，清刚之气，化为悲壮，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就将刘琨与建安曹植、刘桢相提并论：“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最后是东晋文学。西晋败亡，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称帝，史称东晋。东晋以门阀世族为依靠，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相对峙，东晋初年虽有数次北伐，最后都无功而返，在长期南北对峙中形成偏安江左的局面。北方世族南迁，将源于正始年间的中原清谈风气也带入江南，形成了名士们追求玄心超越的审美心态，在耳濡目染的江南山水美景中体悟自然之道，自然而然有利于玄言诗的产生。
东晋初文学以郭璞的《游仙诗》为代表。游仙诗有两类，第一类的源头可上溯至战国屈原的《远游》，多表达“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的精神寄托；另一类是秦始皇时代的《仙真人诗》，是真正的求仙、求长生的作品。曹丕、曹植始以《游仙》命题，继承的是第一类游仙诗；乐府诗中的《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继承的是第二类游仙诗。郭璞所作《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9篇有残缺，主要继承的是第一类游仙诗，而且将游仙诗化为咏怀诗，可说是游仙诗的变体，影响深远。钟嵘《诗品》称郭璞“《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慷慨咏怀，不离现实，与流行的玄言诗路数不同，在东晋诗坛上别树一帜。故钟嵘《诗品》对其在诗歌史上的评价颇高：“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也指出：“景纯艳逸，足冠中兴。”
与玄学相关的玄言诗风萌芽于曹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等人诗作为代表，渗透于阮籍、嵇康的诗作中，至西晋永嘉年间已形成一定规模。钟嵘《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只是现存西晋玄言诗数量极少，到东晋玄言诗才逐渐兴盛。古人多以孙绰和许询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但许询诗只存几句，孙绰诗亦多佚，只有其《秋日诗》还可见其于山水情兴中体悟自然之道的玄言。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谢安等兰亭集会唱和，四十余人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兰亭集序》，可以说是玄言诗的一次集中展示。玄言诗与江南山水的结合，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养分。
东晋后期文学以陶渊明为代表。他上继汉魏风骨，将玄言诗的哲理转化为人生体验的哲理，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的表达中，开创了田园诗的新天地，体现了晋宋之际诗风的转变，第五节有专门论述。
第二节 “三曹”诗歌
刘勰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文心雕龙·时序》）指出了“三曹”在建安文学中引领风气的地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养子，而且“莫能审其出生本末”。汉末清流讲究出身与德行，故对曹操出身多鄙夷不屑。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治政“揽申韩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可见其思想近于刑名之学，而且通脱自任，不由规矩，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
曹操善写乐府诗，又以己意改造之。其作多四言诗，而以五言、杂言为辅。他借乐府旧题写时事、抒情怀，除了用乐府旧曲演唱外，在题旨内容上完全自拟。如汉乐府中的《秋胡行》以秋胡戏妻为题材，曹操用来写游仙诗；挽歌《薤露》、《蒿里》，曹操用来写汉末战乱。名作《蒿里行》所写，就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讨伐董卓的重大历史事件：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诗既反映了地方军阀在政治上聚散不定的逐利之态，也记录了战乱时代民不聊生、白骨遍野的惨状，与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等，均为汉末实录，同时也表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此相关，曹诗中多抒发消除割据、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如名作《短歌行》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诗表现求贤若渴之心与人生短暂之忧，与通常太平盛世求贤的套话完全不同，既建立于乱世真实迫切的政治需求之上，也与曹操个人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英雄情结相关，其内在精神与曹操建安十五年《求贤令》、建安二十二年《举贤勿拘品行令》以及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等作品相通。此类诗歌作品，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龟虽寿》、《观沧海》。《龟虽寿》以一匹老马的形象自喻，动人心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以大海吞吐日月星辰的雄奇景象比拟诗人的心胸，“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如刘勰所云“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表现了诗人振拔脱俗、胸怀天下的精神世界。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其诗作中乐府诗与古诗比例相当，或为游宴诗，或为征战诗，或为代言诗，而以善体别离相思的代言诗最为出色。代表作是五言《杂诗》与七言《燕歌行》。如《杂诗》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此诗以浮云比兴结构全篇，把风吹云动的自然现象与身不由己的游子情怀结合起来，曲折委婉地表现思乡的主题，在艺术上颇具新意。七言《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拟思妇之词，与《古诗十九首》相承，而以音节婉转流利的七言诗写作，同时句句用韵，如珠落玉盘，声情相应，比五言诗更能细致生动地传情达意。而诗中的用典（如开篇用《九辩》等）、语言，又体现了文人诗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影响深远。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他是建安诗人中现存作品最多、质量最高的作家，被誉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列其为上品，并推重其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任魏王为界，曹植的诗歌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诗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反映战乱现实，如《送应氏》其一。这是曹植于洛阳送别应玚、应璩兄弟之作，送别之意主要在其二。其一则主要描写董卓乱后多年，东都洛阳仍旧荒凉冷寂，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可想见战乱巨大的破坏力，具有诗史的作用，历来为人称道：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2]，气结不能言。
第二类是抒发政治理想抱负。《白马篇》全力刻画了一位精善骑射、勇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形象，其中也寄托了曹植平定边患、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描写游侠高超骑射技艺的片段，还可在其《名都篇》中见到：“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可见也是曹植得意之处，故变化以出之。
曹植的后期诗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直抒骨肉相煎、亲情异化的痛苦，如《赠白马王彪》。诗序已说明诗旨：“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全诗七章，以联章诗的形式结构，除第一章外，其余六章采用顶针的修辞方式连接，形成了连绵不断、一气贯注的内在意脉。以辞别京都洛阳开始，与异母弟曹彪分道结束，反复铺写路途艰险，抒发了小人间亲、再会无期的沉痛心情。有的诗句十分直白地指斥：“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第三章）显然针对诗序中的“有司”。有的诗句表达哀悼之情：“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第五章）这是对亡兄曹彰的痛悼、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有的诗句抒发宽慰之意：“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这是对白马王曹彪的宽慰与自解，后来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化用。
第二类是代言诗和寓言诗。代言诗如《七哀》、《美女篇》、《浮萍篇》等，以思妇、弃妇自喻，上接《离骚》君臣男女象征之传统，融化《古诗十九首》之思妇闺怨心态，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终于白首的痛苦。如《七哀》：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此诗以明月笼罩下的高楼情境切入，刻画夜不成寐的思妇，以清路尘、浊水泥分喻男女，本属一体，浮沉各异，尤见新意。收篇以风喻情义，取譬新警，而情义受阻，有一波三折之致。
寓言诗以《野田黄雀行》为代表，通篇比兴，以黄雀喻友人遭遇迫害，而自己无力解救的悲愤。在诗中，借网罗之“罗家”与拔剑之“少年”对比，而黄雀被少年解救，正是一种文学想象对现实处境的心理弥补。
第三类是游仙诗。前已概述游仙诗的源流，曹植《游仙诗》、《五游咏》、《远游篇》等作，是在政治抱负被压制下的精神解脱之作，借助于想象的神仙世界寄托身心自由的理想，实则隐藏着现实中无法超脱的困苦。曹植并不相信神仙的存在，与《古诗十九首》中否定神仙长生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其《辩道论》、《赠白马王彪》等作品中都有体现。
概而言之，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首位倾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其现存诗90余首中有60余首五言诗，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其诗作以华茂的辞采融摄丰富的情感，讲究篇章结构与剪裁，具有高超的艺术性，表现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完成了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
第三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的诗歌
“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得名于曹丕《典论·论文》。除孔融年长，于建安十三年被杀外，其余六子都在曹操手下任职，并参与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
孔融（153—208），字文举。其成就主要在文章，如《论盛孝章书》等。其诗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临终诗》等。
王粲（177—217），字仲宣。其诗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钟嵘《诗品》列之于上品，今存20余首。王粲身历董卓之乱，为避难，自洛阳至长安，又从长安到荆州归附刘表，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王粲诗反映战乱的代表作是《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当作于初平三年（192），王粲自长安避难荆州途中，亲眼目睹战乱惨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与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皆为汉末实录。诗中饥妇弃子及挥泪问答的细节，尤为震撼人心。诗人置身其间，同属转蓬，因寄望古圣先王，更增哀愤。清人沈德潜以此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3]《七哀诗》其二“荆蛮非我乡”则是寄居荆州刘表帐下的思乡之作，诗中写景模式汲取了东汉纪行赋的特点，偶对铺写，是汉魏诗风变化的先声：“山岗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即景抒情的方式也对曹植、阮籍、陆机等人的诗作产生了影响。
王粲归附曹操后，主要有游宴诗与从军诗两类，其中乐府诗《从军行》五首较为著名。
刘桢（？—217），字公幹。其诗赠答为主，以气势取胜。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将他和曹植相并列，称“曹刘坐啸虎生风”。代表作是《赠从弟》三首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此诗通篇比兴，以松喻人，取意于《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以劲松在寒风、冰霜的压迫下“终岁常端正”，表达了君子人格的正直高洁，既是对从弟的期望，也是诗人自我的写照，历来为人称道。
刘桢诗写景清新细腻、生机盎然，又往往即景生情，融摄情意，在建安诗歌中颇具特色。如《赠徐幹诗》：“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翩翩[4]。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杂诗》：“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
徐幹（170—217），字伟长。其诗以《室思》六首其三最著名：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吾辞。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还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此诗是闺怨拟言诗，揣摩思妇心理，寄辞浮云，比愁流水，化无形情意为有形物象，自然生动，上接《卫风·伯兮》而有新意，故常为后人效法。这类题材还可参看其《情诗》。
陈琳（？—217），字孔璋。他长于章表书记等应用文写作，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历代传诵。此诗假借秦朝修筑长城之事，以长城吏、太原卒的对话，太原卒与妻子的书信往来结构全篇，融入秦代民谣“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沉痛感人。
阮瑀（？—212），字元瑜。其乐府诗《驾出北郭门行》写偶遇城北哭坟的孤儿，以问答结构全篇，题材与汉乐府《孤儿行》相似。叙述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境，令人动容：“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
应玚（？—217），字德琏。其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取譬颇新，前半部分以“蒙霜雪”“毛羽颓”的“寒门”雁自比，刻画颇细，后半部分表达对曹丕礼遇的谢意，格力稍弱。
蔡琰，生卒不详，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入南匈奴，生二子。建安十三年（208），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回蔡琰，再嫁董祀。其诗三篇归属均存争议：《胡笳十八拍》，以及《悲愤诗》两首，包括五言一首、骚体一首，通常认为五言《悲愤诗》相对可信。这首自传体叙事长诗共108句，540字，记录了诗人被俘所见的惨象，异域生活的煎熬，被赎弃子的悲苦，归国亲人无存的哀痛，身经劫难的女诗人把家国苦难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写被俘所见，堪称血泪诗史：“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可与《后汉书·董卓传》相参：“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写被赎弃子的悲苦，催人泪下：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
被俘得赎本属意外之幸，但胡儿亦亲生，胡儿不可归汉，母亲此去或为永别。“儿前抱我颈”一段天真问话，只从母子天性诉说，让被劫入胡的蔡琰如何回答？只有：“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细节白描，都是血泪。送行而不得归者之哀叫、车马踟蹰不行之貌，侧写如画，皆在目前。归国所见战乱后景象，可与曹操、曹植、王粲等人诗中所写相参照：“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父母已亡，亲戚无存，生无所托，改嫁董祀，常恐捐弃，怀忧终老。
《悲愤诗》上继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以五言长诗的形态拓展了文人叙事诗的表现空间，对后来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阮籍《咏怀诗》与左思《咏史诗》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阮瑀之子。生当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高压、玄学渗透、心态矛盾，使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形成“阮旨遥深”的特殊风格，是正始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咏怀诗》是阮籍一生陆续所作，是诗人心态矛盾的表现。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忧生之嗟，占比最多。以其一为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诗塑造了一个忧思伤心、夜不成眠的孤独诗人形象，明月清风中鸣琴所传递的不是悠闲自得，而是与孤鸿、翔鸟悲号相应的悲音，但是究竟为何忧思，难以明言。全诗弥漫着苦闷难遣的底色，可视为《咏怀诗》的总纲。李善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5]其二十三云：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诗中透露，外在的形容憔悴缘于内在的精神损消。诗人敏感而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心智谋略，已无法应对波谲云诡的政治世界。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险恶环境里，身与生均不由己，故忧心如焚，如履薄冰。其他诗作中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其三），“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七）等，所在皆是。
第二类暗讽礼法之士，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此诗揭穿以“洪生”（即鸿儒）自居的礼法之士的丑态，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矫揉造作，令正直之士为之侧目。可与其《大人先生传》如裈中之虱般的君子并观，当然，诗中也只能是泛泛而指，体现了“文多隐避”的特点。
第三类写早年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本有济世志，诗中“临难不顾生”、“效命争战场”的壮士形象，与曹植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相似。又如其六十一：“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成。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垌。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都是追忆早年壮志，而老无所成的感慨。
此外，《咏怀诗》中还有神仙题材。人间困苦，樊笼难逃，在神仙世界中寄托身心自由的愿望，是建安以来曹植等诗人写作游仙诗的选择。但阮籍的神仙题材有所不同，《咏怀诗》其七十八写道：
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愁苦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
此诗从《庄子·逍遥游》藐姑射山神人形象化出，构想了一个自由的神仙世界，但诗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神仙绝非同类，神仙世界越是自由，就越是提醒诗人难逃人间无穷愁苦的现实，因此这类神仙题材的主旨仍在于咏人间情怀。
阮籍是曹植之后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继承了诗骚比兴象征的传统，专注于心灵世界和情感怀抱的表达，将人生体验与玄言哲理融会于咏怀诗中，推动了五言诗的文人化进程，增添了五言诗的丰富内涵。
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家世儒学，出身寒门，貌丑，不善言谈而长于诗赋。其《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佳话，而奠定其诗歌史地位的则是《咏史诗》八首。
自东汉班固《咏史》以来，咏史诗多以
栝或叙述历史事件、赞颂历史人物为主。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则有所不同，如《咏史诗》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此诗虽提及贾谊《过秦论》、司马相如《子虚赋》及司马穰苴兵法，然而并非对古人或史事的直接赞颂，只是用以说明诗人年轻时代在文、武二途上的效法对象，抒发其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程千帆曾指出，晋武帝咸宁五年（279）《伐吴诏》与此诗情事相合，可见“并非咏古代之史，而是写当时之事”。[6]还可参看诗人在其三中“吾希段干木”、“吾慕鲁仲连”，为天下解患释难的理想。其一相当于八首诗的总纲，诗人的理想情怀在晋代门阀时代无法实现，日渐消磨，引发诗人借咏史以抒发怀抱的诸作，如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中以“涧底松”喻寒门士子，以“山上苗”喻高门子弟。用“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两句贯通前后，自然转入咏史。汉代金日
、张安世两大世家，子孙凭祖荫受皇家恩宠，世世为皇家近侍宠臣，而真有见识有能力的寒门子弟冯唐却不得重用，终于白首。其咏史实为咏怀服务，令寒士感发古今如一的愤慨不平。
左思既不能实现政治上的理想抱负，晚年专事著述，在诗中也表现了寒士人格的傲岸。如其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此诗以甘于寂寞的西汉学者扬雄为中心，以王侯云集、声色犬马的豪门生活为衬托，前八句写京城权贵，后八句写寂寞扬子，表达了“不托飞驰之势，声名自传于后”的学者理想，寄托了诗人的怀抱。后来卢照邻《长安古意》写京城世情与学者风骨对比，就从此诗敷衍而出。“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咏史中寄托了后代寒士的集体认同。
在《咏史诗》中，诗人常写历史名人未遇时的境况，如其七中的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其八中的苏秦、李斯等，“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但诗人始终相信这些寒士的价值，自然也包含了诗人的自信。在其六中咏荆轲、高渐离，唱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表现了诗人的傲岸风骨。这一类作品还可参看其五以及《招隐诗》。
左思《咏史诗》八首本是传统咏史诗的变体，但其化单纯咏史为自抒胸臆之作，史事与情怀交融无间，其影响反而跃居于传统咏史诗之上，对后来的咏史诗创作影响深远。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云：“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毌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左思的《娇女诗》在诗歌题材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即写作儿童生活。此诗五十六句，二百八十字，写自己二女惠芳、纨素的不同生活情态，充满了童真乐趣，表现了诗人的怜爱之情。这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打破传统的前所未有的作品，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节 陶渊明《归园田居》与《饮酒》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或云在晋名渊明，在刘宋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名讳不详，亦曾出仕。其母孟氏，是桓温长史、东晋名士孟嘉第四女。陶渊明初任江州祭酒，后自解职归，复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义熙二年（406），陶渊明不愿束带折腰见礼掌巡视之督邮，解印去职，从此不仕。自号五柳先生，死后朋友私谥为“靖节”。
东晋诗坛玄言大盛，陶渊明的诗歌也受其影响，但其诗上承汉魏古诗传统，而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开创了田园诗题材，将老庄的自然哲理化为日常生活的哲理，把农居生活和精神家园融为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等反映农夫劳作的农事诗为人熟知，但若以士大夫从事农耕而书写体验的田园诗而论，则陶渊明是第一人。《归园田居》五首是陶诗田园诗题材的代表作。
一般认为，《归园田居》组诗作于陶渊明辞官彭泽令归田次年，即义熙二年（406），时年四十二岁。其一可视为组诗总纲：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此诗写初归田园，抒发诗人自“尘网”、“樊笼”的拘束窘迫之态复归“丘山”、“自然”的喜悦平和之心，是与诗人本性相契的精神家园的诗意表达。诗中对于方宅草屋及堂前屋后的榆柳桃李，包含着亲近自适的家园情感，诗人就如同回到旧林的“羁鸟”，平安喜乐。这种情感，与《读山海经》其一相参读可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暧暧”四句，从视觉、听觉、远近的不同角度，立体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的村居图，历来为人传诵。全诗的情感表达真诚素朴，画面冲淡有味，堪称田园诗的杰作。
其二、其三写农耕生活，是陶诗特有的士大夫躬耕题材。如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人的农夫角色跃然纸上，所系心者唯在桑麻作物，所担忧者唯在风雨霜霰：“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其三是陶诗躬耕生活诗意表达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农耕生活的艰辛不易，在陶诗中多有表达，此诗中的“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道狭草木长”都透露了其间消息。但此诗给人的最强烈印象往往是一幅“带月荷锄归”的诗意画面。“带月”本来只是与“晨兴”相应的时间表达，“晨兴”以下四句写早出晚归，夕露沾衣，表现了农耕生活的艰辛，正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而诗人末章一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就点化了全诗，使得他人眼中艰辛不易的农耕生活变成了诗人内心自由意志的实现，因而全诗呈现出一种明朗健康的生活美、心境美。
其四、其五写乡村游憩，诗人携子侄辈游于近郊山野，见昔人井灶桑竹遗迹，化为今日荒墓，感慨人事变迁。其四插入与樵夫问答，既是写实，也是上接汉魏古诗的传统叙事模式。
《饮酒》组诗二十首是陶渊明咏怀诗代表作，诗前有小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根据诗序及组诗内容可知其作于某年的秋冬之际，很有可能是义熙十三年（417），时值刘裕代晋，陶渊明五十三岁，已归隐故居十二年。古人已发现陶诗与酒的密切关系，如果把《饮酒》组诗及《述酒》、《止酒》等合观，陶诗涉及酒的诗作有40余首，堪称中国古代诗人中第一位以酒入诗的大家。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更进一步指出此类诗“意不在酒”、“寄酒为迹”的咏怀指向。其一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此诗是对人世衰荣代谢的感慨，而重点在于衰与谢，荣只是衬托，采用秦故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种瓜谋生之典故。人道盛衰，正如寒暑代谢，陶渊明的选择是寄情樽酒，暂忘世事。如果结合此年刘裕代晋的史实，则诗中也许隐含了诗人苍凉悲慨的易代之感。这种用典故表达的易代之感，看起来与现实保持了一段安全的距离，这与阮籍《咏怀诗》抒情的隐晦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其二十的最后两句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也可见诗人对时政隐晦的不满与借酒辞祸的心态。
其九远绍屈原《渔父》，借主客问答表现了自己不与当政者合作的态度：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在陶渊明归隐十二年后，不请自来的田父又一次传递了出仕为荣的习见，逃仕而归的诗人则婉拒了田父的好意，表达了“违己讵非迷”、“吾驾不可回”的人生选择。以出仕为荣的习见，想必诗人已听过许多，但在此易代之际的劝说，恐怕带有官方的性质。从“倒裳”的用典也可窥见一二，《诗经·齐风·东方未明》开篇即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因此，陶必铨《萸江诗话》已指出：“此必当时显有以先生不仕宋而劝驾者，故有‘不足为高栖’云云。结语斩然，中有不忍言，特不可明言耳。”[8]
从整体上看，《饮酒诗》二十首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十二年后，对仕与隐主题的再一次发自内心的书写，也是对自己归隐生涯选择的坚定确认。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再看脍炙人口的其五，更能体会到陶渊明自仕途樊笼复归自然、体认真意的人生境界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无酒，却有酒意，酒意微醺，使人的精神状态与功利世界保持了距离，而进入超然脱俗的审美世界，此即为诗眼“心远”所自。人境庐、车马喧、东篱菊这些身旁事与物，皆因“心远”而不萦于怀，反倒是远处的情景自然而然映入眼帘，契合了诗人此时的心境：南山日暮，飞鸟归林，这图景中最难描摹和表述的是“山气日夕佳”一句，因为傍晚南山的山林气息无形无象，其中丰美的况味却通过“相与还”的飞鸟隐约透露了消息。林与鸟是陶诗中常见的意象组合，如其七“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而此诗中的南山更增添了厚重广阔的精神家园意味。末二句，诗人以庄子的不辨之言传递的，是他眼中、心里所见所感的“那一幅”图景，因而容纳、表达了更多思辨语言所难以传达的丰厚意味与现场感。假如我们把末二句换为《归园田居》其一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不是不可以，但意味就不会如此丰厚了。这是此诗高明之处，值得反复品味。
其十三中写道：“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有人把醒者和醉者分别看作世人与诗人，实则不若视为诗人自我的一体两面。就像《杂诗》所云“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又如《形影神》中的形与神，都是诗人复杂内心的反映，并不能单纯截取诗人静穆平和的一面，这是读陶诗时应留意之处。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建安风骨”？
2.简述曹操的四言诗、曹丕的七言诗、曹植的五言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3.简述阮籍《咏怀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
4.结合作品，分析左思《咏史诗》化咏史为咏怀的具体方式。
5.以《归园田居》为例，分析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
参考文献与拓展阅读：
1.〔东汉〕曹操著《曹操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
2.〔三国魏〕曹丕著、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
4.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
5.〔三国魏〕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典藏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
6.〔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7.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袁行霈著《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 《文选》卷四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版，第1933页。
[2] 平生亲：《文选》作“平常居”。
[3] 〔清〕沈德潜选编：《古诗源》卷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8页。
[4] 翩翩：原作“翻翻”，据《初学记》改。
[5] 《文选》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版，第1086页。
[6] 《古诗今选》，《程千帆全集》卷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7] 《诗薮》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8] 《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