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代诗歌
与汉赋相比，汉代诗歌并非汉代文学的主流，但它承上启下，呈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了乐府诗与文人诗两大系统。汉代乐府诗与《诗经》中的《国风》在精神上一脉相传，突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创作特征，在诗歌形式上则突破了四言的限制，以杂言为主，以五、七言为辅，扩大了诗歌语言的表现空间。汉代文人诗以五言为主，其形式应受到乐府诗的影响，兴盛于东汉中后期，并成为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最常见的形式。
第一节 概述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代歌诗只有28家，314篇，主要是汉代乐府诗，与上章所述汉赋相比少得多。南朝梁代沈约撰《宋书·乐志》、萧统编《文选》、徐陵编《玉台新咏》等，都收录了不少汉代乐府诗。今存汉代乐府诗与文人诗主要收录在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只有一百多篇。
秦末汉初流行楚歌，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算是汉代楚歌的开端，其后刘邦《鸿鹄歌》、旧题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一直到东汉梁鸿《五噫歌》等，都属于楚歌。由于楚歌具有可配乐演唱的特点，所以后来也常归入乐府诗中。
汉代乐府诗与乐府机构的设立有密切关系。乐府是主管音乐搜集、整理、创作及应用的朝廷官方机构，最迟在秦代已经出现。西汉主管音乐的机构有两个：一是乐府，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执掌天子宴飨之乐。二是太乐，行政长官是太乐令，隶属于奉常，执掌郊庙祭祀之乐。据《汉书·礼乐志》，汉武帝开始扩充乐府规模、拓展乐府职能，提高乐府地位，乐府负责采诗、制诗、定谱，甚至专门制作《郊祀歌》十九章，用于天子祭神的庄严场合。至成帝末年，乐府成员最多时有八百二十九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管理机构。哀帝性不好音，登基后下诏罢乐府官，罢“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的四百四十一人，保留“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的三百八十八人，划归太乐。自此汉代无乐府。
东汉主管音乐的机构也有两个：一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隶属于太常卿，执掌郊庙祭祀之乐。二是黄门鼓吹署，行政长官是承华令，隶属于少府，执掌天子宴飨之乐。可见太予乐署相当于西汉的太乐，黄门鼓吹署相当于西汉的乐府。通常认为，今存汉代乐府诗，除了《大风歌》、《安世房中歌》、《郊祀歌》、《铙歌》等作于西汉，其他乐府诗主要作于东汉。
汉代乐府诗涉及的社会阶层广泛，思想内容相当丰富，情感色彩极为浓烈，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走卒贩夫，其苦乐爱恨无不见于乐府诗中。
第一，写上层社会的世界，如刘邦《大风歌》于权倾天下之际，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慷慨飞扬中，情绪激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抒发了旧臣离散、国土未宁的悲叹。《鸿鹄歌》则是宫廷权力斗争中，废立太子不由自主的暮年悲歌，对“羽翮已就，横绝四海”的惠帝及其背后的吕雉，“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天马》写大汉征战，得大宛汗血马之事，可窥见武帝征战异域的历史一角。至于写贵族权势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等诗，几乎是模式化地表现汉代官僚家族的富贵生活：“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鸡鸣》）“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相逢行》）“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长安有狭斜行》）
第二，写下层社会的世界，比《诗经·国风》更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下层社会的生活。《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组成的“三行”是其代表，表现了下层民众的苦难。《东门行》写无衣无食、铤而走险的城市贫民，“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东汉崔寔《政论》引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奈何望欲平。”可与此相参。《妇病行》写病妇临终托孤，千叮万嘱：“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妻死儿幼，饥寒交迫，索其母抱，口语白描，催人泪下。《孤儿行》则以孤儿千里行商、办饭视马、朝暮汲水、瓜车翻覆等情节，叙述孤儿受兄嫂虐待、生不如死的悲痛与绝望，刻画出人伦扭曲、世态浇薄的社会状态。
同是写战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就与《天马》等歌颂大汉武功之作不同，即因其视角主要是在沙场征战的战士，或“枭骑战斗死”，“野死不葬乌可食”，人命如草芥；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还”，归家而无家。
此外，汉乐府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比例不小，名作叠现。如《上邪》写女子自誓，堪称面对天地世人的大胆宣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篇幅虽短，情感的表现力度却是前无古人。《有所思》写女子与负心人的决绝分手，善于以极恨写极爱，以决绝写缠绵。通过女子对爱情信物——簪的态度变化为支点，写出爱之缠绵、恨之决绝及其后的复杂心理活动。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方面继承了先秦的抒情诗传统，另一方面叙事诗大量涌现，确立了中国古代叙事诗传统，是为新变。汉乐府叙事名篇踵事增华，叙事具有戏剧性，在场景选取、人物塑造、对话安排、情节设计各方面，都展现了别具匠心的叙事诗艺术特色。《十五从军征》叙事的场景，包括道逢乡人的对话，归家所见的荒凉，舂谷采葵、东望荒冢的悲苦，写室家乱离，而征戍劳苦、社会动荡尽在其中，表现了非常深广的社会内涵。《上山采蘼芜》叙事奇，写人奇，由弃妇与前夫的一次偶遇，引出戏剧性的对话，着力刻画了前夫喜新厌旧、功利现实的小市民嘴脸。《羽林郎》选取人来人往的酒垆，本就是容易发生戏剧冲突的场景，年十五已独掌酒垆的胡姬显然已见惯各种嘴脸，仍保持着西域少数民族的刚直性格，面对霍家奴冯子都的轻浮调戏，胡姬义正辞严地拒绝，对比鲜明，塑造了人物的不同形象：豪门卑劣，民女高贵，跃然纸上。又如《陌上桑》，以富有文化意味的桑林偶遇场景展开，着力铺写秦罗敷的美丽，尤其是采用不同年龄的行者、少年、耕者、锄者惊艳的侧写，源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而更具有戏剧性。面对太守“宁可共载不”的无理邀请，秦罗敷以一幕夸耀夫婿的机智回应申明了“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拒绝态度，则与《羽林郎》异曲同工。至于汉乐府叙事长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下一节我们会专门讨论。
汉代文人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五言诗创作上，也受到民间五言歌谣的影响。如戚夫人《舂歌》、李延年《北方有佳人》基本上是五言，民谣《长城歌》、《尹赏歌》、《邪径败良田》以及旧题卓文君《白头吟》、班婕妤《怨歌行》全为五言，已经显示了先秦四言诗向汉代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转变。至东汉，文人五言诗成为新的创作潮流。班固
括《汉书·刑法志》缇萦救父之事，写下了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咏史》，叙事质朴。张衡的《同声歌》写新婚女子的心态，刻画入微，生动传神，抒情为主。至秦嘉《赠妇诗》三首，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古诗十九首》在第三节将专门讲述。东汉末年，政局大坏，文人诗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格得到集中体现，以郦炎《见志诗》二首、赵壹《疾邪诗》、蔡邕《翠鸟诗》为代表。
第二节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最早收录于南朝梁陈之际徐陵所编《玉台新咏》，题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置于“杂曲歌辞”类，题为《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是以此诗首句为题的通称，全诗共357句，1785字，是中国古代叙事诗中罕见的长篇作品。
诗前小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小序的拟作者显然是汉代以后之人。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学界历来有汉末、六朝两种说法。我们认同汉末创作说，但在流传过程中应该也经过六朝文人的修饰加工。
作为一首反映汉末爱情婚姻悲剧的叙事长诗，相比于其他汉乐府诗的场景叙事、片段叙事，《孔雀东南飞》具有完整的故事结构。故事从刘兰芝向焦仲卿叙述不堪焦母驱使、挑剔的人生困境开始，历经焦母逼子休妻，夫妻伤别自誓，发展到刘兄逼妹改嫁，太守为子迎娶等情节，最后夫妻痛定死别，于迎娶之夜分别自杀殉情。在故事叙述时，又采用倒叙、顺叙与插叙的手法，详略得当，剪裁有致，大大拓展了诗歌内容的深度和艺术表现力。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府吏长跪答，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例如最常见的顺叙，开篇除了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1]，暗示夫妻离别顾恋之意并引起下文外，就常用现实叙述与回忆叙述相交织，使得叙述中故事有对比，有变化，展现戏剧冲突，引起情感波动。“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用略写的方式交代了刘兰芝的妇工之善、教养之博，而一朝嫁入焦家，竟无端受焦母刁难嫌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开篇的婆媳矛盾是整个悲剧故事的核心，而究竟是什么缘故导致，只在焦仲卿向焦母求情后，焦母的答话中透露一二：“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刘兰芝答焦仲卿则云：“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对儿子“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的表态，焦母更是槌床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聊聊数语，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家长面目跃然纸上。这就是叙述中简写白描的表现力。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遣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2]，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刘兰芝被遣离别焦府的场景，浓墨重彩地详写。开篇“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起兴暗示伤别眷恋之意，在这一部分用细节描写反复铺陈。刘兰芝对焦仲卿一一细数所留物品，当在夫妻相聚的最后一晚，难舍之情尽在其中：“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第二天清晨，“新妇起严妆”、“上堂谢阿母”、“却与小姑别”、夫妻道旁别等细节，均着重铺叙。如刘兰芝离别前的服饰描写，是汉乐府诗中常见的特色，此诗还对人物的容貌、姿态加以局部代整体的描绘，具有想象空间，也是值得注意的：“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其他如辞焦母的恭谦、别小姑的真情，均在对话中呈现无遗。夫妻道旁分别一段，则不仅以“磐石”、“蒲苇”自誓，表现夫妻情深，而且也预示了情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方向，即“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这就使得诗歌的情节脉络上下畅通，人物的命运、情感得到逐层显现。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住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这种详略得当的叙述方式，也体现在刘兰芝回娘家后的情节中。刘母对女儿被遣的惊诧、悲哀，通过刘母之口与开篇相呼应，“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呼应，意在从不同角度表现刘兰芝的教养之佳，与刘母“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的惊诧，刘兰芝“儿实无罪过”的回应形成对比，简而有味。被遣十余日，县令、太守相继为子求亲，从侧面说明了刘兰芝无论美貌、能力和家教都是被人认可的，当然也就暗示了焦母的低下眼光和狭隘心胸。刘兰芝和刘母婉拒县令的求亲，却无法再次拒绝太守，因为“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劈面训斥。刘家的真正当家人是刘兄，就算刘母也不得不遵从“夫死从子”的礼教规矩。从刘兰芝答兄语可窥见其中消息：“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太守迎亲的场面，诗歌采用详写，“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铺写越是喜庆隆重，越是反衬出刘兰芝无法自主人生的悲哀，这也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表现方式。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与太守迎亲的喜庆隆重相比，诗歌叙述的另一条线索是刘兰芝的悲愁绝望。从刘母叮嘱“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可以看出，刘兰芝根本就没有准备嫁入太守府，恐已萌死志。她在“泪落便如泻”中作衣，在日暮时分“愁思出门啼”，迎头碰上请假暂回的焦仲卿。夫妻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对上一次伤别自誓的呼应，焦仲卿的质疑与刘兰芝的释疑，最终是以“生人作死别”“黄泉下相见”的约定，来回应礼教世界的无尽逼迫，并履行夫妻永不相负的坚贞誓言。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在成婚之夜，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故事终于以悲剧落幕。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可作为此诗的注脚。但在悲剧叙事的结尾，诗人增加了一个虽有道德训诫在其中，但更具有浪漫想象的场景。以略写的方式交代焦、刘两家丧子失女之后合乎情理的反应——合葬：“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华山旁墓葬上，枝叶交通的连理树、相向而鸣的鸳鸯鸟，犹如焦仲卿、刘兰芝死后精魂所化，永不分离，以一副浪漫想象的画面，容纳了在礼教世界里无法实现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理想。对后世类似的爱情婚姻悲剧作品有深远的影响，例如《搜神记》韩凭夫妇死后所化的相思树、鸳鸯鸟，以及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蝶的浪漫想象。
《孔雀东南飞》不仅叙事完整，详略得当，而且塑造了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刘兰芝是诗歌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她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知书达礼、感情专一，也有维护尊严、个性独立的刚烈一面，是汉乐府诗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在诗中宿命般的悲剧结局，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也是诗人对压抑人性的礼教世界发出的无声控诉。焦仲卿作为庐江府小吏，具有循规蹈矩、服从尊长的性格特点。他对焦母的无理专断表现得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最多也不过以“终老不复取”作为无力的反抗。但这一切弱点，也掩盖不了他对刘兰芝的深情，最终以殉情身亡的悲剧结局打破了礼教桎梏。
又如焦母与刘母，两人都是寡妇，按礼教规矩应“夫死从子”，但实际并不完全如此。焦母专断蛮横、刘母慈爱宽容，个性的不同，也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所以焦母掌管焦府，就像刘兄把持刘家。清代贺贻孙说：“《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入情。若只写府吏、兰芝两人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3]这些人物着墨不多，却个性鲜明，值得注意。还有太守、丞吏、媒人等角色，共同构成了《孔雀东南飞》的人物世相，展现了一幅爱情婚姻自主理想被礼教扼杀的世情画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汉代无名氏的五言抒情诗，最早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收录于“杂诗”类之首并题名，其作者及写作年代历来有争议，写作年代主要有西汉说、东汉说、建安说三种[4]。《文选》不署作者，稍后的《玉台新咏》则把“西北有高楼”等八首诗外加一首“兰若生春阳”题为《杂诗九首》，署名枚乘。自刘勰、钟嵘等提出疑问以来，影响较大的是唐代李善注《文选》之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5]目前学界通行看法多认为是东汉中后期文人之作，且非一人之作。
《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可分为游子、思妇两类，前者多写宦游羁旅之感，后者多写闺怨相思之苦。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闺怨之作，多因爱人远行久别，时空阻隔而生思、苦、怨、疑，诸味杂陈。以《行行重行行》为例，就从空间的阻隔、时光的流逝反复陈词，“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是空间的阻隔，“相去日已远”、“岁月忽已晚”是时光的流逝。在时空阻隔的背景下，自然生发相思，“会面安可知？”而相思之苦已在其中，“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苦思憔悴、形容消瘦，红颜易老，如在目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以禽兽天性依恋故土与游子羁旅不返故乡相比照，相思之苦转而为怨、疑。既觉永无重见之日，因结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自我安慰。情感波澜起伏，荡气回肠，令人叹惋。《青青河畔草》中“荡子行不归”，《冉冉孤生竹》中“悠悠隔山陂”，《庭中有奇树》中“路远莫致之”，《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客从远方来》中“相去万余里”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因阻隔而生发的闺怨。不过，在相似的闺怨中，又常常表现了思妇不同的情感倾向，表现了复杂人生的况味。如《行行重行行》的自我安慰：“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冉冉孤生竹》的依附夫君：“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凛凛岁云暮》的系心爱人：“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孟冬寒气至》的深情自守：“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客从远方来》的坚贞不渝：“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青青河畔草》的寂寞难耐：“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闺怨诗中较为特别的是《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通篇不直接出现抒情主人公的角色，而借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分处银河南北的故事，写人间男女怨慕之情事，赋予虚无缥缈的神话角色以真实的人性。其构思或受《诗经·小雅·大东》启发，但与《大东》仅用织女、牵牛来比喻不同，《迢迢牵牛星》可说是全篇自出机杼。诗意处处扣住开篇“迢迢”二字，由距离而生阻隔，由阻隔而生相思，相思不得而落泪，而遥望，而无言，专从织女着笔，情致缠绵。最后两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情景交融，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游子羁旅之作，有思乡怀人的深情，如《涉江采芙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但总体而言，更主要的是抒发宦游不就的感慨。以《今日良宴会》为例：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
轲长苦辛。
于宴会听筝、移情感通之际，“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曲传心声，人同此心而含意未申也，因以诗歌文字语言点明在座宦游士子的共同追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
轲长苦辛。”人生如寄，亦如狂风吹尘，极言其速其暂，是东汉文人诗中普遍的生命意识。生命短暂，却衍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一种是“策高足”，捷足先得，握权享乐；一种是“守穷贱”，安贫乐道，终于白首。品味“何不”、“无为”之意，可知是诗人心中天人交战心理的形象外化：追求富贵欢乐而不得，固守穷贱苦辛而不愿——这正是汉末俗世宦游士人的真实心态，因而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与丰富的艺术魅力。
《古诗十九首》中的宦游士子，聚于东都洛阳、南都宛城，宴饮交游，追寻仕进的机会，但在这些地方，绝大多数人只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与高门大族之间的巨大落差。《青青陵上柏》描写了洛阳的繁华贵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宦游士子只能在宴会应酬中暂解忧愁、自我安慰，却不能真正地改变自己栖栖遑遑的命运：“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抓住进入仕途的机会，在《明月皎夜光》中，宦游士子已显示穷达分途：“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于是失意者或感慨盛时已过、知音难觅：“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回车驾言迈》）、“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或转而及时行乐、寄情酒色：“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或倦鸟知归、回望故乡：“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欲归道无因”一句，又活画出宦游士子一事无成、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与尴尬处境。
《古诗十九首》作为典型的五言抒情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思妇闺怨诗专注于男女情感，而游子宦游诗则在此之外，透露了更丰富的社会和时代信息。钱锺书分析《诗经·卫风·氓》时，曾论及古代士子与女子对情感的不同态度，归因于礼教社会的性别限制，亦可作为读《古诗十九首》的参照：“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6]二、人生苦短的生命意识的觉醒，突出体现在《古诗十九首》所有诗篇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等等。
《古诗十九首》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具体表现为：一、继承并活用了《诗经》以来民歌起兴的技巧，以写景或叙事开篇，融情于景、物、事，浑然一体。如《明月何皎皎》全诗紧扣开篇“明月”，写游子愁思，明月照床，出户望月，愁思寄月，句句不离明月，句句不离愁思，天然凑泊，自成境界，实开后世明月寄情诗法门。《行行重行行》则以分别时的情景开篇，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等等。二、语言看似平白如话，实则用典颇多，但如盐入水，截取成词似如己出，体现了文人诗语言表达的高超境界。如《行行重行行》，开篇四个“行”字，极言游子路途之远、行路之艰，同时亦写出思妇忧心与悲心，令人丝毫不觉其重复。而“与君生别离”、“道路阻且长”截取《诗》、《骚》成辞，“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脱胎于《韩诗外传》，“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取法于《古乐府歌》，熔炼一炉，令人丝毫不觉其生硬。
与《古诗十九首》内容、风格相似的作品，在《文选》、《玉台新咏》中还有数首无名氏古诗，以及《文选》署名李陵、苏武的七首五言诗，目前学界也多认为是东汉中后期文人所作。
思考与练习：
1.简述汉代乐府诗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叙事特点。
2.分析《孔雀东南飞》的人物形象与叙事特点。
3.结合具体诗作，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情感主题及艺术特点。
参考文献与拓展阅读：
1.〔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
2.〔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版。
3.〔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清〕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4.萧涤非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5.隋树森编《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
[1] 犹如汉乐府诗《双白鹄》（或作《艳歌何尝行》）以白鹄起兴，或如《古艳歌》残篇“孔雀东飞，苦寒无衣”起兴，皆喻夫妻离散。
[2] “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宋刻本《乐府诗集》等无此两句，诗意更通畅合理，可参考。
[3] 《诗筏》，《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4] 木斋：《十九首研究史的梳理与评析》，《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 《文选》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版，第1371页。
[6] 钱锺书：《管锥编》（一），《钱锺书集》，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3页。